主词条：秦凉之变

泰始六年（270年）六月，司马炎启用杜预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将军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石鉴也以安西将军之职都督秦州诸军事，成为杜预的上司。

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河西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司马炎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战马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以杜预擅自装饰城门、官舍，“乏军兴”为由，将他逮捕并送交廷尉治罪。多亏杜预驸马的身份，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年）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启用，命他以“散侯”身份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年），杜预共担任了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回师后报功不实，与杜预互相攻击，二人一并被免职，杜预再次“以侯兼本职”。数年后，仍被授为度支尚书。

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杜预成功制造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周朝太庙的礼器），献给司马炎，受到司马炎的称赞。

泰始十年（274年），武元皇后杨艳逝世。后来，武元皇后的灵柩将迁到峻阳陵。按旧丧制，安葬以后，皇帝和群臣即可以脱孝服。尚书上奏，认为皇太子也应脱孝服。杜预提议“皇太子应守古代丧制，服丧三年”，司马炎同意。

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在孟津渡口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桥建成后，司马炎带着百官到桥边设宴，举杯向杜预祝酒说：“不是你，此桥是不能建成的。”杜预回答说：“不是陛下的英明，臣也不能施展微小的技巧。”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278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杜预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坏陂宣泻。“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较合理的“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对“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宜大坏兖豫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至于灾民，除靠政府救济官谷外，还可以让他们借助水产作眼下日给。坏陂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杜预还建议把典牧不供耕驾的种牛租借给灾民。在上书中，杜预对西晋政府的办事效率表示忧虑。他谴责某些部门、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害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推诿，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

杜预在朝中七年，斟酌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胜数，受到朝野称美。时人称他为“杜武库”，意指其博学多通，就像武库一样，无所不有。

西晋建立时，全国尚未统一。当时孙吴政权仍控制着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不过，孙吴的国力比西晋要弱，再加上政局动荡，很难同西晋抗衡。司马炎登位以后一直想发动灭吴战争，但晋廷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除羊祜、张华等少数大臣支持司马炎的想法外，大多数人态度暧昧。朝廷中的一些实力派人物，如贾充、荀勖等则持有不同见解，以致错过了一些灭掉孙吴的极好的战机。

咸宁四年（278年）春季，荆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羊祜突然病重，一直优柔寡断的司马炎有些后悔，想让羊祜带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临终前，羊祜向司马炎举荐杜预接替自己，认为他完全可以担此重任。羊祜举荐杜预，一方面是因为在朝廷内部的争论中，杜预始终站在羊祜一边，积极支持灭吴战争；另一方则是因为杜预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杜预驻守的襄阳是西晋南部边境荆州的首府。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战争一开始，杜预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孙吴的荆州。

十一月，司马炎改任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受命之后，杜预南下襄阳（今湖北襄阳），为即将开始的灭吴战争作战前准备。

杜预到达荆州后，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同时派兵奇袭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是孙吴的西部边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晋军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师就可以顺流而下，驰骋荆州。对于西陵的重要性，孙吴也早有注意。孙吴大将陆逊曾指出，西陵是孙吴的西大门，丢掉西陵则整个荆州不保。所以，从陆逊到他的儿子陆抗，从没有放松过对西陵的控制。但杜预发现自陆抗死后，吴主孙皓逐渐削减了这里的兵力。只是驻守在这里的总督是孙吴的名将张政；不除张政，西陵很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晋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于是，杜预实施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他从军队中挑选了一批精壮的将士，突然偷袭张政。张政虽然对杜预的到来有所警惕，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一到任就来偷袭，由于没有准备吃了败仗。张政害怕孙皓惩罚他，没有如实报告情况。杜预早了解孙皓生性多疑，对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虏送到孙吴的首都建邺（今南京）。孙皓果然中计，气急败坏地召回张政，任命武昌监刘宪接替他的职务。在大战之前，敌人将帅移易，军心动荡，这就为晋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咸宁五年（279年）八月，杜预准备就绪后，上书司马炎请求开战。

这时，驻守在扬州前线的晋军主帅王浑上表声称孙吴要发倾国之兵攻打晋朝。反对派乘机说三道四，使得司马炎对杜预的请战迟疑不决，最后竟同意将灭吴的计划推迟到下一年。

杜预得知司马炎变卦，非常着急。他再一次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说，孙吴的兵力相当紧张，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东，连西线也无力增援。杜预婉转地批评司马炎听信谣言，放弃灭吴大计，实际上是纵敌养患，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他认为，灭吴战争胜券稳操，即使没有成功，也不会损失什么。对于杜预的上书，司马炎仍然迟迟不置可否。杜预又急又气，第三次上书请求立即开战。他愤怒地批评反对派既不顾国家利益，又怕别人立功的阴暗心理和可耻行径。杜预还向司马炎指出，由于我们要攻打孙吴的消息已经泄露，孙吴可能要采取对策，那必将给我们灭亡孙吴的战争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当杜预的这次上书被人送到司马炎那里的时候，大臣张华正在陪司马炎下棋。张华看到信后，立即推开棋盘，劝司马炎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恳求他采纳杜预的建议。这时候，贾充、荀勖等人又反对攻吴。由于杜预的几次上书，把攻打孙吴的形势剖析得一清二楚，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发兵南征。

主词条：晋灭吴之战

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大举进攻东吴。杜预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担任主帅，晋武帝只是任命他为西线指挥，具体任务是取江陵、占荆州，并且在荆州地区负责调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师。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陈兵于江陵外。江陵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杜预不想在这里消耗时间和兵力，对它只是围而不歼。在切断了江陵和外部的联系之后，他立即调动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一部分兵力沿江而上，向西进攻，夺取沿岸城池。一个漆黑的夜晚，杜预又派出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领锐卒八百人作为奇兵，偷袭江南的乐乡。这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他们按照主帅的计谋，一方面在山上到处点火，树立旗帜，虚张声势；一方面分兵袭击乐乡附近的各个要害地区。这样一来，把乐乡城里的吴军都督孙歆吓得坐卧不安，他在给吴都督伍延的信中说：“从北方来的各军，真像飞过长江一样。”各处的吴军也人心惶惶，不敢随意行动；有吴国百姓上万口前来投降。接着，杜预的这支人马埋伏在乐乡城外，等待时机攻城。正巧，这时候有一支吴军从江岸返回乐乡；杜预的将士就乔装打扮，混杂在吴军的队伍里溜进城里，活捉了孙歆。杜预设计巧取乐乡，使部下将士十分钦佩。他们传诵歌谣说：“以计代战一当万（主帅用计谋打仗，真是以一当万啊）！”

二月，在扫清江陵的外围之后，杜预部进逼江陵。伍延假称请降，而仍在城墙上列兵防守，杜预攻下了江陵城，占据荆州。至此，长江上游平定，从沅湘以南直至交州、广州一带，孙吴的州郡都望风归顺，奉送印绶。杜预安抚降者，又借兵威，迁徙将士及屯戍人家以充实江北。南方州郡故地都安置了地方官，荆州肃然，使得投降的吴人有归家之感。

接着，杜预挥师东进，配合其他地区各路晋军攻打孙吴的都城建邺。有人对连续进军产生了畏难情绪，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天气转热，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应该等到冬天再继续进军。杜预不以为然，分析整个战争形势说：“现在我们接连取胜，士气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气。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开几节，底下就会迎刃而解了。”杜预的意见终于为大家所接受，以后战争的形势正像杜预所预言的那样发展着。

整个灭吴一役，杜预功勋卓著，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杜预在这次战争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绩是非常突出的。

西晋灭吴后，杜预率师凯旋，因功进封当阳县侯，增加食邑至九千六百户，其子杜耽也受封为亭侯，食邑千户；更赐杜预八千匹绢，让他继续镇守襄阳。杜预回镇以后，屡次向司马炎陈述自己的家族世代为吏，认为武功不是自己擅长的，请求退职。但不被朝廷允许。

战后，杜预反对天下安定就要废弃军备的观点，他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任职期间，始终没有放松部队的训练。杜预把荆州军队的防卫重点集中到了对付当地少数民族方面。

在荆州，杜预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础上，他引滍水、淯水两江之水入田，使一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沟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

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后来，杜预被征调到中央政府任司隶校尉，加位特进。太康五年闰十二月（285年初），他在途中行至邓县时逝世，终年六十三岁，司马炎闻讯甚为哀悼，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成”。

临终之前，杜预先留下遗言说：

上古时人不合葬，他们明白死生之道，生则有识，死则全无。中古圣人改为合葬，大概是认为分葬、合葬本无定则，主要是为了示教于生者。自此以后，大人、君子或合葬或分葬，人生的事还没有弄清楚，哪能知道死后的事，所以各以自己的愿望行事。我以前做台郎，曾因公事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一坟墓，我问农夫，说是郑大夫祭仲的墓，有人说是子产的墓，于是率领随从人员去祭奠参观。坟墓造在山顶上，四望无遮无碍，山脉南北走向而墓斜向东北，朝新郑县城，意为不忘本。墓的隧道只堵塞后面而前面敞开，不填土，告诉人们里面没有珍宝，不需要重隔深埋。山上多美石却不取用，不过是收集洧水边的自然卵石砌墓，以不劳工巧为贵，且此石于世上无用。君子推崇这种葬法有节俭之情，小人无利可取，所以经历千载而完整无损，这是由俭得来的。我去年春天入朝，因郭氏丧亡，按陪陵的旧制，自己上表在洛阳东首阳山之南营造将来的墓穴。所得的地盘中有一小山，其高显然比不上邢山，但是东仰二陵，西望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望，心情安适。所以栽树开道，作好建墓准备。到时候都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向南，规模样式仿效郑大夫，想以俭约来保全坟墓，棺木、器皿、衣物，都要与此相称。

到杜预离开人世后，其子孙就按遗嘱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其中就包括杜预。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括杜预。及至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杜预。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杜预亦位列其中。

杜预是明朝之前唯一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

西晋建立后，对其政权的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年），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司马炎建议实行考课制度。他主张整顿吏治，建立严明赏罚的制度，提出“六年黜陟法”。六年中优秀的要越级提拔，皆差的上奏朝廷免官，“优多劣少”者继续留任，“劣多优少”者降级使用。

杜预两度任度支尚书，提出大小建议五十余条，其中如建议施行籍田，提出安边政策，又制造人排，兴建常平仓，议定谷价，计算盐运，制订考课制度等措施，都于国计民生有益。

在律学中，杜预是西晋时与张斐齐名的律学家。《律本》是杜预为《泰始律》（即《晋律》）所著的注释，代表着杜预主要的法律主张，其内容主要有：

（1）纳礼入律，礼法合一。杜预重视儒家礼的同时也主张对礼要有所损益变易，体现了一种“变礼”观。在“崇礼”而又“变礼”的思想指导下，杜预注律是遵从“网罗法易，格之以名分”的原则，以名分为标准来解释法意，将法律纳入名分的匡范之中，从而做到纳礼入律，礼法合一。

（2）“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简直”的立法观是杜预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杜预简明扼要的区分了法与经义、律学与经学的界限，主张律学与经学分开，以防止法律繁多。他认为立法一定要“简直”，做到“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即法律的文字要简要通俗，条例应明白准确，直截了当；法律的形式要单纯，概念要明确，条文要简约，不要繁密。杜预说，刑法的根本在于简单直接，所以一定要推究“名分”。他解释道：“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名就是名称，分就是区别，什么样的罪名用什么样的处罚，这样，不同的罪就相互区别开来了。这点在《晋书·刑法志》中有详细的讨论。杜预认为，只要列出一张表，标上罪名，标上相应的处罚，官员就可以根据审理犯人的实际情况去查表确定犯罪和处罚，道理的细微处可以就这样克服掉。

（3）区分律、令的界限。杜预在《晋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638）。“律”是用来定罪量刑的，“令”是指各种规章制度。律、令界限明确，有利于立法的“简直”。杜预提出来的“律”和“令”就具有统一性，“令”由政府发出，百姓必须服从；不服从，“律”则定罪。这是中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

杜预法律观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区分律与经、律学与经学的必要性，推进立法的“简直”，促进了立法合一，纳礼入律。

律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到三国时期出现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倾向。晋代是律学鼎盛的时代。官方曾组织以贾充为首，包括杜预、郑冲等律学家，修订了新的《泰始律》，这是法律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性修律活动。《泰始律》成后，杜预、张斐又相继加以注视，张斐所著的《律表》和杜预所著的《律本》是注释律学的两大成就，他们的出现表明了律学已成为依据经义原则研究具体法律问题的独立学科。

张、杜的律注与晋律视为一体，具有法律效力，后世称之“张杜律”，代表着律学的成熟和繁荣。《晋律》是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的产物。汉律的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这也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杜预于曹魏景元四年（262年）以镇西长史职随镇西将军钟会灭亡蜀汉。

西晋泰始七年（270年）任秦州刺史时，他针对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反叛的情况，提出“内以利国外以救边”的军政要策五十余条，均被采纳。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杜预继羊祜之后镇守荆州，筹划灭吴事宜。他到任后修缮甲兵，示以威武，以精兵袭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破吴名将、西陵督张政，并以离间计使吴末帝孙皓临战易帅，造成吴国西线动荡。为晋军大举伐吴创造有利的条件。咸宁五年（279年），两次上书建议乘吴防务松弛、兵力分散、东西难顾之机，迅速出师。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大举伐吴。杜预指挥西线晋军，在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攻克吴国要地江陵（今湖北荆州），为西晋成功灭吴作出了重大贡献。

杜预在平吴之后，闲暇无事，即专心钻研经籍，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自秦焚书后，到两汉间，传左氏的诸家众多，但都是杂取《公羊》《谷梁》二书来解释《左传》的，多不协体。所以杜预作《左氏集解》，专取左丘明之传，以释孔子之经。实际上，他是按照《春秋》经文重新编排而成。即使如此，从书中仍可看出有合经者，也有不合经者，还有些内容在《春秋》经文中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合经”之作，杜预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他的贡献和影响，《春秋正义序》评价杜预此书“专取（左）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是“子应乎母，以胶投漆”，为最优者。晋秘书监挚虞也说：“左丘明本是为《春秋》作传，而《左传》却单独流行。（杜预的）《释例》本是为《左传》而设，所阐发的道理不限于《左传》，所以也单独流行。”自此书开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春秋》与《左传》合刊为一书，也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对后世《左传》研究颇有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代时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杜预的集解与唐人孔颖达的正义合为《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

作为天文学家，杜预主持制定了名为《二元乾度历》的新历法，修正了旧历法误差，由晋武帝司马炎下诏颁行天下。

作为机械制造家，杜预亲自设计并主持在富平津（今河南孟津）建造了一座横跨黄河的大型浮桥，被时人叹为奇迹。该桥一直使用到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才因年代过久、铁链朽坏而拆毁重建。他还研究了前代的谷物加工机械，制造出用水力推动的连机碓和水转连磨，利用水力推动几个碓同时舂米，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他还提出兴修水利的主张，在水害之后，填淤之田，大种五谷，必有收益的看法。

在工艺制造方面，杜预自行设计制造出一批造型精美、工艺先进的仿周青铜礼器，献给了司马炎。

杜预在荆州时，南土百姓歌颂他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功勇。

《杜氏新书》：王隐晋书称预智谋渊博，明于理乱，……预有大功名於晋室……。

庾信：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生平，并有著书，咸能自序。

姚思廉：昔邓禹基于文学，杜预出自儒雅，卒致军功，名著前代。

房玄龄等编修《晋书》评价：

刘仁轨：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

张说《孔子堂杜预赞》：猗欤杜侯，发挥孔圣。《春秋》既立，王道以正。列国行事，君子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推凡见例，定罪原词。开我後学，从祀先师。

杜甫《祭远祖当阳君文》：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选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

李恒《加裴度司空制》：在昔有晋，厥功平吴，惟茂先决策于中，惟元凯整旅于外。

杜牧《注孙子序》：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

崔致远《浙西周宝司空》：至如仲尼儒术，始流芳于沂水之湄；元凯战功，方挂美于岘山之顶。

李廌《杜元凯庙》：书生昧筹算，罕立横草功。征南日耽经，帷幄明指踪。胸中有武库，矧与竖儒同。贤哉秉节度，不制蜀阿童。沈碑虽好名，要是真英雄。寥寥万山路，爽气摇松风。

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孙子曰：“敌人开阖，必亟入之。”预表还所获而间张政。又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预以奇兵袭乐乡，而孙歆以谓飞渡江。又曰：“善战者，求之于势。”预谓兵威已振如破竹是也。

程颐：常爱杜元凯语，若江海之波，膏泽之润，焕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张镃《杂兴》：征南勋业手，顾乃玩简策。麟经日月垂，左氏实有力。为渠作忠臣，训义订今昔。后来疑掖子，开卷随有益。果能作蹄筌，此学不妨痴。

郝经《续后汉书》：杜预学识远到，志力刚明，有古儒将之风，而德度弗逮祜也。

陈元靓：博学多通，昔称传癖。释例既详，异论斯一。逮我庆成，布昭纯锡。追宠公台，增芳疏秩。

陈普《咏史》：旄头两度茀钩陈，黄色频年斗孟春。长历春秋两高阁，东南填淤正肥民。

朱元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

朱翊钧：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

申时行：此两名臣（杜预、诸葛亮）古来绝少。

陈子龙《兵家言序》：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王夫之《读通鉴论》：杜预之于学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经之旨，且以之乱。谅闇者，梁菴也，有梁无柱，茅芐垂地之庐也，而诬之曰心丧。叔向之讥景王曰：“有三年之丧二。”谓之有丧矣，非谓存诸内者之徒戚也，而诬之曰不讥除丧，而讥其燕乐之已早。预之存诸内者，诬圣欺天，绝人而禽之，犹曰君子之于礼，存诸内而已乎？故曰：“以礼制心。”心有不存，而礼制之。其外无别，则内之存与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说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友、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问者多矣。不仁哉杜预之言，以贼天下有余也！

屈大均《训练辑要序》：汉唐以来善兵者率多书生，若张良、赵充国、邓禹、马援、诸葛孔明、周瑜、鲁肃、杜预、李靖、虞允文之流，莫不沉酣六经，翩翩文雅，其出奇制胜如风雨之飘忽，如鬼神之变怪。

朱轼《史传三编》：自诸葛武侯以纶巾羽扇之风，运筹决胜，嗣后如羊祜之缓带轻裘，杜预之身不跨马，射不穿札，并能御大众，有成功，盖发纵指示，智固在追杀者上。韩卢虽鸷，岂能争先于人哉？叔子宽和，恬让恂恂似儒者，而元凯自谓庶几立功立言。平吴之举，释例之作，不负平生期许矣。虽然，祜、预皆魏臣，以功名显于晋，预又袭封祖爵者，以是叹太上立德，洵非功业文章之士所得企及也。预可谓自知而不自欺者欤！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濬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壸之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

西晋初年，外戚王济懂得相马，又非常喜爱骏马，而直臣和峤吝啬异常，爱钱如命，杜预时常把“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挂在嘴边。晋武帝司马炎闻讯，问杜预：“你有什么癖好？”杜预回答：“臣有《左传》癖。”

在灭吴战争中，吴人最恨杜预，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兵，常常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杜预有瘿病，吴人就给狗脖子上戴个水瓢，看见长包的树，写上“杜预颈”，然后砍掉，借以发泄对杜预的仇恨。

势如破竹，语出《晋书·杜预传》：“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指事情发展形势像劈竹子一样，头节劈开之后，下面各节就顺着刀势分开了。比喻今作战或工作节节胜利，势不可挡。

杜预本人没有什么武艺。《晋书》本传讲，他身不跨马，射箭不能穿透木札。但每有军事活动，朝廷都要召他参谋规划。他知彼知己，善于同敌人斗智。

此外，杜预心胸宽阔，遇事能够顾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多年来一直在益州建造战船、培训水军，为战争做准备工作。平吴战争开始以后，王濬统率水军沿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达荆州界内，按武帝的诏令，王濬攻下建平以后需受杜预指挥调遣，到秣陵后受安东将军王浑调度。但杜预十分尊重王濬，对诸将帅说：“如果王濬能攻下建平，则可顺流长驱东下，威名显赫，不应受我的制约。如果不能攻下建平，那么也没有理由去调度他了。”杜预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给对方制造任何困难，还在王濬攻下西陵后去信表示：“足下能摧毁吴西边的屏障，便当直取秣陵，讨伐数世为患的逃寇，解救吴民于涂炭之中。再自江入淮，渡过泗水汴水，溯黄河而上，整军还都，这是旷世未有的盛事啊！”王濬大喜，向司马炎表呈杜预的书信。杜预的态度与益州水军率先攻占建邺有着重要的关系，也同王濬在长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指挥调遣水军的王浑，怕王濬夺得头功，对他百般刁难。就在王濬排除种种干扰占领建邺、俘获吴主孙皓之后，王浑还在攻击陷害他。和王浑相比，杜预的人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

杜预在荆州时，多次送礼给京城中的权贵。他曾对别人解释道，这样作不是企图通过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权贵不要加害于他。

《艺文类聚》及《太平广记》载有一事，指杜预为荆州刺史，镇守襄阳时，曾在居所内大醉独呕，被一小吏看到其化身为一条大蛇。

史称杜预“好为后世名”，他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意指世事变迁，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平吴之后，他刻了两块碑，记述自己的功绩。一块碑沉埋在万山之下，另一块立在岘山之上，说：“怎能知道以后不会高山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呢。”

主词条：京兆杜氏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杜预所撰写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种，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其《春秋释例》十五卷，其释例则援据《春秋》经传，与《集解》为一经一纬，互为表里。原书已佚，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清人孙星衍撰《校勘记》二卷。《春秋长历》一篇及《盟会图》《女记赞》等原书已佚。

杜预所撰的《善文》50卷，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个散文选本。杜预还参与《晋律》的制订，曾作《二元乾度历》，《晋书·食货志》载其《陈农要疏》等多篇，表现了他多方面的才能。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杜预的书保留到唐世，除上述诸篇外，还有《春秋左氏传音》3卷，《春秋左氏传评》2卷，《律本》20卷，《杂律》7卷，《丧服要集》2卷以及文集18卷。

主词条：杜预墓

杜预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杜楼村北，陇海铁路以南，东与首阳陵相近，西可顾望京城宫阙，南有洛河，北有伯夷叔齐墓。据《晋书》等记载，杜预临终前告诫子孙简殡薄葬，“用洛水圆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杜预墓为偃师市文物保护单位。

杜预墓原有墓冢，今仅存一座墓碑，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偃师县令朱续志所立，上书“晋当阳侯杜公讳预之墓”的题字。原存于城关镇第三中学院内，现已迁往偃师县310国道杜甫墓（杜甫纪念馆）处。

出现在小说《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中，其形象与正史记载大体相似。

杜预作为历史武将，多次出现在日本光荣株式会社出品的系列游戏《三国志》中。中国游卡桌游推出的桌上游戏《三国杀》中也以杜预为原型设计了武将牌人物“杜预”。

《三国志》卷16《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注引《杜氏新书》

《晋书》卷34《杜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