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

防河赴沦海，奉诏发金微。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

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

陇右地处边塞，秦州一带胡汉杂居，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唐王朝在文化上采取的兼容开放政策，使这里成了胡汉文化交流融汇的大舞台，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民族浑融和文化多元的环境与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杜甫在诗中都有形象的描绘。居民之杂、物产之异、风俗之奇、地气之殊,一一可览；驿道关隘、烽燧军檄、使节边将、胡人胡物，历历在目。

杜甫在寓居陇右期间，还用大量的诗篇描绘了独特的陇右自然风貌，记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文景观，呈现出了显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如写自然风光: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

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

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雨晴》)

再如写名胜古迹: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

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

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二)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

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

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

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山寺》)

又如写山川奇景:

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

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

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

(《铁堂峡》)

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

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

(《石龛》)

乾元二年十月,杜甫离开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同年十二月一日又由同谷南下成都，前后历时三个月，这期间写了两组共二十四首纪行诗，其中陇右一段有十六首:《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龕》、《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

这两组纪行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录性。各组除第一首外，均以行程地名为题，突出了时空的连续性。所写的是只有在当地才能见到的山川、风土、人情,完全是实地、实景、实情的抒写，而不是象谢灵运和盛唐山水诗那种理想之境和共有之景的表述。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写出了山水的“个性”。所写峡谷、山岭、石台、古镇、崖寺、渡口,各具神态。它们无一不显示出各自特有的景致，独具的风貌，它们只属于陇右。

杜甫的诗作描绘山区的自然景致。记写边城的人文景观，或清新明丽、或箫瑟疏凉、或壮阔幽远、或奇险峻峭,展现了不同于平原地区的边塞风光。让人惊心动魄,又赏心悦目,既感神奇莫测,又觉自然舒展。这类诗在陇右诗作中比比皆是。对一个地方进行如此全面而集中的记述，这是前所未有的。杜甫的诗作使历史上无人专门咏写过的陇右山川风物得到了全景式的描绘,把陇右神奇独特的风貌展示在了世人面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精辟地指出了杜甫的流寓及诗作对陇右扬名于世的独特贡献和重要作用。即如《山寺》一诗,是古代诗人中最早咏写麦积山的诗作,秦州胜景南郭寺则借助杜甫的诗作名扬四方,不少人就是吟诵着“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等杜甫陇右诗句了解秦州,走进陇右的。

同时，我们看到杜甫的陇右诗对陇右文化艺术的拓展、延伸提供了一个充盈丰富的“武库”。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都从杜甫陇右诗中“猎宝”,创造出了许多新的艺术价值非凡的珍品,为陇右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杜甫诗意画历来为画坛名家所看重,研习摩绘,源远流长。国画大师徐悲鸿在所绘的诗意画中,精心挑选了杜甫陇右诗中的《佳人》和《秦州杂诗二十首》的第五首予以描摩,对诗意画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传达的神韵,其意义甚至超出了绘画本身。被徐悲鸿题为《立马》的这幅画作,取材于《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原诗为:“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画中一匹骏马昂首挺立,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这幅画是1943年徐悲鸿写赠少帅张学良的,其时徐悲鸿居贵阳,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禁闭在贵州桐梓。款识中徐悲鸿摘录了杜甫这首诗的末二句“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落“汉卿先生教之。壬午岁尽。悲鸿贵阳客中写少陵诗。”这幅作于抗战期间的《立马》,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秦州宝马“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英勇气概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感召力至今不衰。

杜甫的陇右诗还登上了音乐殿堂,而且走出了国门。1980—1984年,原苏联作曲家捷尔尼科夫选取杜甫诗19首,谱成了两部大型合唱套曲,并于1986年由原苏联国立室内乐合唱团隆重上演。在这19首诗中,《梦李白》、《促织》等陇右诗作入列其内。透过这些诗作,异国他邦的人们也领略了杜甫的陇右情思和陇右文化的绵远意蕴,这是杜甫对陇右文学和文化的又一贡献。

杜甫的陇右之行是不寻常的,他的陇右诗作也是不寻常的。陇右成就了杜甫,杜甫也成就了陇右。即如霍松林先生所说:“治中华诗歌者,无不注目唐诗；攻唐诗者,无不倾心杜甫；而读杜诗者,又无不向往秦州也。老杜倘无秦州之山川胜迹以发其才藻,固无以激扬创作之高潮；秦州倘无老杜之名章隽句以传其宰韵,又安能震荡海内外豪俊之心灵,不远千里万里,来游兹土,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乎?”[18]杜甫流寓陇右的经历及其诗作,构成了陇右文化中一道庄严、瑰丽、永久的光彩。

杜甫的一生，仕途不顺，经历坎坷。他曾做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人称他为“杜工部”），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一年后又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他在长安的十年里，亲自目睹了玄宗的荒淫，肃宗的昏庸，权贵的腐败，亲身感受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及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写下了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杜诗中的杰作，为历代人民所赞赏，也是后世尊他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圣”的基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为避战乱，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逃出长安，经艰苦跋涉来到了秦州东柯谷，在侄儿杜佐住所之旁结草芦以寄迹，种花木以埋踪，并将此地曾看作是理想的避乱隐居的“桃花源”。有诗为证：“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尽管生活十分困苦，然而年青时“遍游名山大川，凭吊名胜古迹”的爱好始终未减，还抽空游览了秦州名胜南郭寺、甘泉寺与麦积山等地，每走一地都有诗作留世。杜甫在秦州虽仅住了三个多月，同年冬天因饥饿所迫迁到同谷（今成县），又辗转南下，年底到了成都。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辛、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诗人在秦州期间所作的诗词，有好几首是东柯谷的作品，可以说诗人来秦州的“根”在东柯。而“这些诗都达到了最高的成就”。是诗人给天水人民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天水人民应当继承并弘扬这些遗产。重新修缮杜甫东柯草堂，是历史赋予天水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元？一统志》、《古董锁记》、《雍大记》等史料记载，东柯草堂始建于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距今九百多年。宋、元、明、清皆有草堂可供瞻仰，于明崇祯末年（公元1644年）毁于兵火。后经重建，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又遭兵燹，复毁殆尽（见仙哲民先生剪贴的人民政协报）。又据张忠《陇上杜祠知多少》一文载，“东柯杜甫祠为秦、陇、蜀、荆、楚、豫等所有纪念杜甫祠中修建最早的一座”。“可谓天下第一草堂”。因此宋代以后被列为天水十大名胜之一。长期以来，草堂所在地柳家河称“子美村”，学校称“子美小学”，把旁边的千年老槐——八股槐，称子美槐。当地流传至今的民谣说“九股松，八股槐，杜甫草堂，砚瓦台”。

又据一些专家学者提供的资料，在新中国建国后1959年，冯国端先生发起筹建甘泉玉兰堂及天水东柯杜甫草堂，并得到邓宝珊省长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玉兰堂如期建成，而后者因客观形势大气候的影响而被长期搁置。

时至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重建东柯草堂的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都已具备，生活在东柯谷的离退休文教界人士县瑄、谢学义、卜愈吉、仙哲民、党博学、张效骞、贾志康等七人，酝酿发起重建“杜甫东柯草堂”。此举得到时任街子乡党委书记范具福及乡党委、乡政府的大力支持。认为这是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件大好事。并委托笔者起草了《街子乡人民政府关于重建杜甫东柯草堂的报告》，于1993年4月报送北道区，天水市人民政府同时报送了省政府。

同年冬天，范书记告知，报告已得到各有关部门的同意，待后筹建。大家都翘首期待。1995年得到可靠消息，省有关部门已两次拔款（具体数目不详），但至1996年春毫无动静。此时街子乡领导有较大变动，无法证实。于是谢学义等七人联名致信省文化厅询问。不久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并告知此事已转交旅游部门负责。1996年夏秋之交，街子乡政府主持在草堂原址上举行了开工仪式，开始动工修建了一圈波浪式花围墙。时隔三年，1999年10月又建起三间茅舍。虽十分简陋，毕竟搭起了架子，已多少起到了招徕游人的作用，令人欣慰。前边所列七位发起人中，前四位已相继辞世，健在的三人中，有两人年届八旬，我本人也七十有三了。我衷心希望，在闭上眼睛前能看到“杜甫东柯草堂”有新的样子矗立在东柯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