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名大公馆的法式建筑是1921年造的，设计师是法国人，主人是犹太人。后来归属于杜月笙，传说杜月笙的门人做“航空彩票”发了财将这幢洋房买下，送给了主人。

东湖路7号一度是“苏联驻华文化代表处”的驻地，以后归市政府，有许多高级领导人在此下榻过。1972年，它是上海公报的秘密谈判场所之一，尼克松和周恩来在此会晤。APEC会议时，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选择在此开派对。2002年5月29日，高级会所餐厅“大公馆”重新开业。

一楼是酒吧，桌上插着一枝龟背和一枝白玫瑰组成的简约素雅的鲜花，最里面是摆了许多古董家具的雪茄吧。二楼和三楼的房间是餐厅，有一些老上海的名字，沙逊厅、礼查厅、哈同厅，二楼阳台上有几张散席，在这儿可以看见枯枯荣荣的草地，解读老洋房的种种风情。

父亲：杜月笙

母亲：姚玉兰

妹妹：杜美霞

兄弟：杜维善、杜维嵩

现年已八十好几的蒯松茂，是中国第一批到美国学开喷射机的少校飞官，1948年随国民党军去台湾，1967年被派任台湾“驻约旦大使馆”军事参赞。

杜美如回忆起开餐厅的缘由，是因在大使馆期间，与当时的约旦国王熟识，而国王家族对中华文化又一直情有独钟。在蒯松茂退休前的一次闲聊中，国王问蒯松茂，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有中式餐厅，约旦却没有。蒯松茂回到家与杜美如讨论后，决定退休后干脆就继续留在约旦开餐厅。

“几年前，一直想把餐厅卖了，回乡好好养老过日子。但我那蒯老头子就像工作狂似的，每天闲不下来，什么事都要自个儿做，也没有个可以接班的。”杜美如虽年事已高，说起话来却是中气十足、思绪清晰。

杜美如的母亲是名伶姚玉兰，平时在家的时候，杜美如也会哼唱几段，“但没有白，也没有演，这里也没有人可以陪我唱、给我问，只好自个儿摸索曲调，很多都忘了。”不过，蒯松茂和杜美如夫妇，在安曼当地华人区名气颇大。

杜美如直说约旦的天气很“滑稽”，日夜温度可以差上十六、七度，但不知不觉地也在那里待了40年。问她入了约旦籍没，她嚷着：“我才不要做阿拉伯人哩！我现在出境、回乡都还是用台湾‘护照’”。2001年，她再回到上海时，还办了台胞证。

“我20岁时离开上海老家，相隔了50多年，才又回到上海去。”杜美如的声调低了许多，叹气的次数也增加了。回想当年父亲杜月笙最遗憾的两件事，杜美如说，其一就是当年父亲资助蒋中正打日本人、打军阀，后来儿子杜维籓却被蒋经国给抓去关了两个多月，气得杜月笙的气喘自此愈来愈严重，病情没再好过。第二件事，就是当年随着国民党先退到香港，杜月笙原本打算带着一家大小移居到法国去，但因身边仅留下10万美元，托人处理护照时，当局却告知要15万美元，杜月笙因此放弃这个念头，继续留在香港。

1951年，杜月笙逝世后，杜美如的母亲姚玉兰某天接到宋美龄的电话，邀请她到台湾定居。姚玉兰于是带着儿女及杜月笙的灵柩坐船到台湾，并将杜月笙葬于汐止。

杜美如的各房兄弟姐妹们，还健在的已寥寥可数，除了移居加拿大的弟弟杜维善外，在台湾的仅剩妹妹杜月霞其他虽还有一两个异母的弟弟在，但也没有联络了。杜美如每年除了会到美国去探望大儿子和大女儿两家人外，也会抽个几天回上海去看看那里改变得太多、太快了。”杜美如说，“等到餐厅易主的事告个段落，老两口还是决定要回到台湾”。

贾樟柯最新电影《海上传奇》的记录中,收录了对于代表性上海人物的访谈，他们是上海各个不同时期的风潮人物，是上海历史的见证，这些人包括杜月笙的后人杜美如、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被毛泽东接见过的上海纺织工人黄宝妹、上海股市第一个百万富豪杨怀定、当代画家陈丹青、新锐作家韩寒等18位等代表性人物。《海上传奇》揭秘和还原了大量历史谜团，比如杜美茹回忆自己的父亲杜月笙避走香港的真实情况。

追访杜月笙后人

剧组再次回到上海，只为采访回沪过春节的杜月笙后人杜美如，贾樟柯曾拜托港台朋友寻找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得知杜女士客居中东安曼，剧组曾想拉队去中东拍摄，但最终因手续问题未能成行。双方最终约定等杜女士回上海过春节时，再进行拍摄。杜美如日前已经抵达上海，于是《上海传奇》剧组赶紧转场上海。

贾樟柯说，杜月笙与上海密不可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不绝于耳。他非常感谢杜美如愿意出镜，讲述她眼中的父亲，这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采访中，她认为父亲的成就是“时势造英雄”，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杜月笙故事。

家父杜月笙

杜月笙在家中是个严厉的家长。他有5房太太，10个子女。大太太沈月英没有生育。领养一子，名杜维藩。二太太陈帼英共生育3个儿子，杜维桓、杜维翰、杜维宁。三太太孙佩豪生育两个儿子，杜维屏和杜维亲。四太太姚玉兰是著名京剧演员，为杜月笙生养了二子和一女，杜维善、杜维嵩和杜美如。 五太太孟小冬，是一代京剧名伶，育有一女杜美霞。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一时间引起各方评论。杜月笙喜欢人们称呼他为“杜先生”。杜美如曾见过在《建国大业》中扮演杜月笙的冯小刚。杜美如评价他：样子像，演得也像，只有一点不像，“我父亲是从不戴墨镜的”。

在杜美如的记忆中，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其沾染烟赌娼。他喜欢有才华的孩子，常常跟儿女们说他小时候家境贫穷，没有机会念书，要儿女们珍惜读书机会。儿子杜维藩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了两个耳光。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10下。阿姨心疼杜美如，让她多穿两条裤子去挨打，结果杜月笙下手更重，还不许叫，叫一声就重打。“父亲很严厉，我们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50块老法币。”杜美如回忆说。1951年夏，杜月笙病入膏肓。处置遗产时，身边仅有11万美元。遗产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美元，儿子拿1万美元，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美如回忆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杜家不走黑道

杜月笙去世之后，杜维藩和四房姚玉兰母子、孟小冬等人都去了台湾，但除了姚玉兰和孟小冬仍经常走动，其余各房之间往来不多不过，杜家后代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走黑道，并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数定居海外。

美如夫妇在安曼（约旦首都）开办了第一家“中华菜馆”，如今还在阿联酋开了分店。杜美如有两子一女，其中一个儿子定居上海。杜美如也经常回国，多次表示有回国定居的打算。而杜美如的胞弟杜维善，他是一位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自1991年起，杜维善已经先后7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2128枚，并且承担起为上海博物馆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杜月笙和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作为旧上海传奇中的传奇，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闯荡上海滩的年轻人的梦想。不过，梦想总是和虚幻连在一起。也许，就连杜月笙的家人、后代，也从未真正走进过他。而杜月笙留在许多现代人心目中的，不过是《上海滩》之类的影视剧所刺激起来的想象罢了。

1949年，年仅19岁的杜美如和她的弟弟杜维善遵父亲之命来到了香港。不久，杜月笙携杜美如的母亲姚玉兰一同来到了香港。过了两年多，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姚玉兰应宋美龄的邀请带着杜美如姐弟俩去了台湾。1955年，杜美如嫁给了当时的台湾中校飞行员蒯松茂。

1969年，杜美如随夫君去了约旦。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建议下，1979年蒯氏夫妇在安曼开了约旦历史上第一家中餐馆。餐馆的生意很好，而且蒯松茂夫妇已经习惯了约旦的生活方式，他们就留了下来。

2001年，杜美如才第一次回到上海。此次陪同蒯先生来到合肥探亲，是杜女士第一次来安徽。

现年77岁的杜美如着装端庄秀丽，神采奕奕，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样子。见到记者在为她拍照，她立刻幽默地说：“你们要为我拍得好看些啊！”

与性格开朗的杜女士相比，蒯先生要含蓄很多。飞行员出身的蒯先生看上去依然腰板笔挺，极富军人的威严。

在与杜女士的攀谈中，其父杜月笙是聊得最多的话题。谈到对杜月笙的评价，杜美如说：“不管人们怎么看我父亲，但有一条，他始终是爱国的，没有背叛国家，没有像他的结拜兄弟张啸林那样当汉奸。”

杜月笙对他的儿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一辈子在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经历使他不愿他的任何一个子女走他的老路。杜美如回忆，杜月笙对儿女管教很严。尽管应酬很多，没有多少时间和儿女呆在一起，但杜月笙总时时督促鼓励儿女多读书。

杜月笙在上海腰缠万贯，在香港时疾病缠身，日常生活还要靠朋友接济，1951年去世。杜月笙病情渐重时，周恩来总理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但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杜美如清楚地记得，杜月笙当时准备回上海定居，托《新闻报》总编钱永铭给毛主席写回信。信写好后这位喝醉酒的朋友却装错了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错装到给蒋介石的信封里了。就这样，共产党没有看到杜月笙的回信，而蒋介石看到杜月笙有回归上海之意后很生气，这件事情留下了千古遗恨，回大陆成了杜月笙未了的心愿。

杜月笙去世后，家人把他的灵柩运到台湾。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于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回故乡越来越难，就葬在了台湾基隆。转眼已是50来年，把父母安葬于故乡浦东，是杜女士的一大心愿。

在约旦开中餐馆，这个想法还是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家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蒯松茂夫妇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有一天，侯赛因国王在与蒯松茂闲聊时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首都都有中华餐馆，中国菜真好吃，安曼（约旦首都）为什么没有？蒯先生听了心里一动。

1976年3月，蒯松茂奉调回台湾，尽管台湾当局准备提升他，但是，蒯松茂还是提出了退役申请。为了筹足到约旦开中华餐馆的经费，蒯松茂一次性提取了全部养老金。

1979年，当蒯松茂夫妇在安曼开办的第一家中华餐馆开张时，五星红旗已经取代青天白日旗飘扬在约旦，侯赛因家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成了中华餐馆的常客。

杜美如与她的丈夫既当老板又当杂工，既当厨师又当跑堂。中华餐馆始终高朋满座，如今还在阿联酋开了分店。

“从一个飞行员转变成一个生意人，你有什么体会？”记者询问蒯先生。“当飞行员，责任太大，没有自己长远的计划；而当餐馆的老板，没有多少压力，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做主。两种职业各有各的特点。”在参观合肥的过程中，杜美如夫妇不住地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发展真是快啊！国家还是独立了好，没有外国人的欺凌，可以挺直腰杆做事了！”

“现在中国人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可国家不统一就让人遗憾。”说到这里，杜美如话题一转：“我平生最恨李登辉啦！现在尽管陈水扁搞‘台独’，可根子还是出在李登辉。”在参观李鸿章故居时，尤其是导游解说《马关条约》的时候，杜美如略带调侃地说：“他们签约，我们毁约。”语气里掩饰不住讽刺和愤怒。

杜美如还谈起50多年前一桩“典故”：1947年，蒋介石夫妇请孔祥熙夫妇和杜月笙夫妇到南京家中小聚，请来一名神父“看风水”。那人看后说：“你们在这里呆不长啊。”蒋介石听后怒气冲冲：“我们刚从重庆回来，怎么就呆不长啦？！”说完拂袖而去。“那神父还接着说：‘今后你们会在一个岛上过很多年，然后，岛边的水里会出现一只大乌龟，还扛着白旗。’这不就是指陈水扁吗？”

说到这里，蒯松茂插话说：“如果真要分派别的话，我们俩属于统派，绝对的统派！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早日统一，统一对中华民族有利啊！”

叶落归根。杜美如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说过回大陆定居的打算。所以，尽管在约旦呆了几十年，杜美如一直都没有买房子，而是租房子住。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么多年来，我可以说是朝思暮想，常常在睡梦中想到上海。但是，平心而论，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杜家的人怎么敢回来？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我和先生早就想回来看看了，但忙于打理中华餐馆，孩子又小，一直走不开。如今，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在美国定居，自己已经年近八旬，再不回来怎么行呢？我曾经打算在上海买一套房子，然后把约旦、阿联酋的中华餐馆盘掉。”说起回来定居的事，杜美如一脸的憧憬。

参观经过环城路时，满目的葱郁让杜女士很快慰，她说：“这里有树有水，环境很好，感觉像美国的西雅图。”“那么，合肥有没有可能成为你们回来定居的地方呢？”记者问。杜女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合肥比我想象得好，绿化很美，交通也很方便。以前，只想在上海或北京买房子，现在，合肥也是我的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