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年近三十的束云章经由推荐考选，始入北京中国银行，任职总管理处。

此时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银行，虽采行英美新制，“许多清季官场风气，还是非常浓郁。行员称为师爷。若干人存有半官半商半中半洋的僚气”。束云章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英文部预科，入此行非科班出身，受到歧视，少不了一番历练。试用期间，自习会计及银行簿记，总算升到了“领组行员”，也就是管发行。一般说来，银行的主要业务分为存、汇、放，发行工作似乎有点“无足轻重”。束云章却是谨饬缜密，不习流俗，在发行“暗记券”钞票时，千方百计扩大了发行额，受到总管理处的重视。所谓“暗记券”，是指不属于本行范围的外地银行钞票。钞票上面有暗记，本行代为发行而已。只要缴到对成现金就可发十足的钞票，等到外地那家银行从市面上兑回这批钞票，超过50%后，才向本行索补差额。因此可用少数的现金准备，来扩大本行的金融周转。在通行硬币的时候，就要靠发行来进行推广，其手腕如何，完全取决于个人之能力。由于束云章勤勉供职，“别人办不了办不通的事，他一经手就告解决，上级主管非常器重，级位也逐步晋升”。

当时中银的一套人事制度，摹仿英国银行，年资及考核，订得十分严厉和呆板，但同时可磨砺出坚毅沉着的良好品质。束云章干练有为，治事一丝不苟，各地办事处及分支行，调进调出不知多少次，历经十年以上，方升至汉口中国银行副经理、郑州中国银行经理等职。1929年，束云章出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主持发行业务，提出“吸收存款必须先放款”，“放款不能迁就势力和情面，要扶持工农生产，创造发展”，反对“与票号钱庄，作某种联系或委托承兑”等主张，均被天津中国银行总经理卞寿荪（白眉）接纳。当年的发行额，即增至四千万元，为历年来的最高记录，已超过天津交通、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兴业三家银行之总和。而创办合作社，举行合作贷款，推行改良棉种，“创全国银行与农村社会直接接触之先声”；扶植天津宝成、河南卫辉、华新、山西晋华、晋生、雍裕等纱厂，使其能起衰振敝，并接办郑州豫丰纱厂等，“金融实业，唇齿车辅，先生肩之，不遑启处”（徐柏园语），以致声誉大著，人称“束八爷”（排行老八）。曾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的程沧波这样评价束云章：“从前我一位同乡银行界老前辈谢霖甫先生曾说过：‘你不要看那银行的房子那么宏伟，银行的房子是伟大，而其中的人物是十分渺小的。’这几句话真是深入。我引谢先生这句话来论云老，云老不是大房子中的小人物，而是大房子中的伟大人物。他的人格伟大，胸怀宏达，真正够得上是一位银行家……”

二，脱颖金融而扶持实业

说起来，束云章毫无背景，凭藉个人治事勤能，果决明快，在当时金融界脱颖而出，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津行总经理卞白眉等人有所倚畀（时有“北卞南宋”之谓，北即卞白眉，南即宋汉章，宋系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实非偶然。不过，这位银行大房子中的“大人物”，其一生最重要的事功，真正是从四十岁后才开始的。抗战前几年，河南豫丰和记纱厂因经营不善，曾向上海中国银行借款若干。中银总管理处不仅未加控制，反而转知津行，继续予以贷款。其原因豫丰和记系沪上巨商穆藕初先生合股集资创办，为华北地区大型纺织企业之一。无奈穆氏企业甚多，对远在二千余里之外的纱厂，或有些鞭长莫及，以致连年亏损，难以维持。束云章为维护中银的利益，并考虑豫丰创办不易，建议总行与穆氏商量，由中银信托部收购该厂股票，协助管理。此时豫丰大小股东见公司处境艰难，不特股息数年未付，股票也无人问津，于是便纷纷出手，及至1936年9月，中银信托部已掌控豫丰90%以上股权，原董事长穆藕初召开临时股东会，改选董监事。卞白眉当选董事长，委任束云章为中银管理豫丰纱厂办事处主任、豫丰纱厂总经理，津行副经理职位不变。束云章甫到郑州，即开工生产，对原任厂长予以信任，总秘书、总会计、总稽核等亦驿马未动，并在棉花收购价格、防止奸商垄断等采取措施，是年年终决算，即略有盈余。

次年抗战军兴，中银决定随国民政府转移，束云章受命于非常时期，一方面代总行主持华北各分支行撤退事宜，一方面布置将豫丰纱厂五万余纱锭全部拆迁重庆，“数万箱机件从郑州运到汉口，然后装船至沙市、宜昌，溯江而上……”，正值秋冬长江枯水期，水位低落，滩多险急，触礁船只不计其数，五万余纱锭运抵重庆，剩四万余锭；布机三百部，则不幸沉潜江底，其损失计25%以上。至1939年春，沿海各大口岸，均沦为敌手，大后方物资日趋见窘，极待自行补救，尤以纱布为军民所急需。豫丰既已入川，政府莫不希望快建而早观厥成，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豫丰董事长卞白眉等人，心情尤为迫切！束云章督令日夜赶工，亲力亲为，且当机立断，对建筑承包商提出工料补偿的办法（时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承包商无利可图，出现消极怠工现象），以维持适当利润，终使厂房在预期内大功告成。是年底，一万五千锭装置完竣，翌年元旦既开工；之后又陆续装置一万五千锭；同时设立豫丰分厂，再添一万锭，“至此，豫丰已开四万锭，为后方首屈一指之纺织工厂”，中外人士，皆叹奇迹！

其时战争正烈，西北大后方工业萧条，所有物资不敷军需和民用，国民党中央拟开发大西北。1939年11月，宋子文特召束云章，共商其事。束问宋子文：如何开发？宋言尚未细订，无非设立工厂，改进农业，增加生产而已。束建议道：不如先由中银投资二百万元，创办一家实业公司，设各种工厂，生产急需物资，由他本人兼任总经理。但因非常时期，公司必须拥有自主权，不受总行干预或动辄请示，始可完成任务。宋表示可行，即委任束云章为中银雍行（即天水分行，简称雍行）经理，分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银行业务，兼及河南局部、湖北襄樊等地，并筹办雍兴实业有限股份公司，仍兼任豫丰总经理。这一年，束云章五十五岁。

1941年10月10日，雍兴公司在甘肃天水城内正式成立，而各企业筹办却早在进行中。先后创设十三个厂矿企业：陕西蔡家坡纱厂，纱锭二万枚；蔡家坡酒精厂，日产酒精一千加仑；蔡家坡机器厂，置设备三百部；陕西陇县煤矿，日产煤四百五十吨；兰州面粉厂，每日制面一千五百袋；兰州毛纺厂，自行纺织与漂染；兰州化工厂，设玻璃、肥皂、制药三分部；兰州机器厂，置设备五十部；四川广元酒精厂，日产酒精五百加仑；长安印刷厂，置对开以下平板机及铸字设备；还有长安制革厂、陕西虢镇业精纺织厂、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纺织、机械两科）。以上资金，均来自中国银行，不仅与军需有关，更多是民生济用。与湖北省合作，将张之洞创办的“武昌纱布局”迁至陕西，创立咸阳纱厂，加上战前津行曾投资的咸阳及灵宝机器打包厂，此时三厂均由雍兴代管。在西安设立火柴厂（合资），供应西北诸省，使无匮乏。1943年，与新疆省政府合办迪化纺织厂。更值得一提，雍兴公司还拥有货车数百辆，对外称谓“西北运输处”，对于支持抗战，秦关陇坂蜀道，乃至缅甸往新疆，栉风沐雨以遄征，功不可没。而这一切，全赖于束云章“金融扶植实业，工业支持抗战”的坚定信念，“不惮缔造之艰辛，惟以匡时为己任”，利用大西北有限资源，使之成为战时一工业重镇。据其助手吕凤章回忆：“云公于抗战期间除主持雍行和雍兴业务外，在重庆以豫丰纱厂为中心，也有很多任务业，他的时间分配在西安与重庆各半，每次他到西北，对已有业务固然有很多指示与改进，也常策划新事业。”抗战胜利前夜，束云章与同事仍在烛光下（时西安电力不足）商讨筹办造纸厂事，突接一电报，次日即赶往重庆，去接受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命。

三，出长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再次找束云章，拟聘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兼任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束考虑良久，才表示接受，但惟领中银一份薪水，不愿享受中纺一切待遇。宋答应了这一要求。行政院之设中纺公司，是为接受全国各地原在华日商纺织企业，并采国营方式，经营两至三年，以改善此时的财政之窘。此前，国民政府一直坚持纺织工业民营化原则，而战后制定的《收复区敌伪工矿业接收整理计划》，虽提及对敌伪工矿业可视情况实行民营，但基本原则却是国营。尽管大后方纺织业资本家均表示不满或反对，甚至提出“要求优先承购”，但11月27日召开的行政院第722次会议，仍通过中纺公司案。12月4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董监事会议，束云章正式走马上任。

中纺总部设在上海江西路138号，青岛、天津、沈阳等地设分公司。这次接受在华日伪纺织企业八十五家，纱锭二百六十三万余枚，线锭四十三万余枚，布机四万四千余台，员工十六万余人，为空前未有的一个国营纺织集团。当时美国最大的纺织企业，不过一百万锭。束云章坦言：“这是一个中外少有的机构，我在不求有功，准备失败。”一般认为，国民党接受工作十分不堪，中纺则一例外。当时驻节上海的江苏省监察使程沧波这样说过：“日本投降后，目睹各方面接受之混乱，惟有中纺公司有条不紊，接收不久，就开工生产。”沪上舆论也认为：倘若接受大员都能像束氏一样，何愁战后恢复生产之虞？

其实，中纺开办并非一帆风顺，“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钢铁不足，拆毁许多纺织厂的机锭，用以炼铁，设备多遭破坏”，真正可开动的纱锭仅二十五万余枚。以宋子文的想法，清点完毕后即迅速开工，谈何容易？倘如没有一种敢于负责、不为中挫的勇气和魄力，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开工。“束云章废寝忘食，待深思熟筹之后，决定实行人事、技术、营业、财务四大公开，作为经营中纺之方针；并依照沪、青、津等地民营企业员工待遇标准支付员工薪资，以安定员工生活，俾得专心为公司服务”。日本技术人员皆被留用，待遇与中国员工完全平等，如此公诚待人，“使不少日人感激涕零。后来返日，在日本成为工商业巨子，对束氏盛德，感念至深”。历时经年，已开动纱锭达一百七十四万余枚，线锭三十三万枚，布机三万八千台。为有效管理及稳定产品质量，束云章挑选优秀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专家，组建一个检查团，终年在全国各厂巡回。

束出长中纺公司，实际掌控全国80%以上纱与布的生产，国民政府亦望成为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中纺开办，流动资金算下来就需一千二百多亿，政府则拨给了六十亿；束当时称：幸而得到美棉贷款，才从中设法维持。1947年政府要求从7月至年底，拨缴国库七百五十亿，我们到9月止，就已拨去三百亿，实际盈利已达到一千亿以上……或许这是当时国营企业史上空前杰作，束云章也自信地说：我不相信有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其时正值物资缺乏，币值不稳，工潮迭起，局势混乱之际，2月政府宣布禁止买卖黄金、外钞，游资开始集中至纱布等日用品的囤积上，黑市价格随之狂涨。国民党某些党政要人，文武官员，乃至名公巨卿，意欲套购中纺纱布，转手牟利，均遭束的拒绝。一时间，中纺纱布已成为平抑物价的法宝，每天抛出几千件以上，牌价不到黑市几分之一。“无怪蒋介石也要对束先生表示青睐，蒋经国担任上海金融特派员时，对金融以及平抑物价政策，常求教于束先生，并尊称束老伯”。

1948年11月，束云章辞去中纺总经理之职。其理由是膺选为立法委员，不宜继任，实则有更深的原因。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表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宋抛售黄金平抑物价失败）。束与新任济经部长陈启天（次年改任政务委员兼工商部长）多次冲突，分歧在于中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纺初始，“全以商业性质组织公司开展业务，其最高机构应为董事会”，而此时则须受经济部统管。束认为，无形中变成一政府机关，直接来自政府的指令、决策使其必须首先奉行长官意志，市场原则往往退居其次。及至次年，政府进一步加强棉业统制政策，并要求中纺继续坚持抛售低价纱布政策，束表示反对，“政府目前抛售花纱布办法，对棉价则尽量提高，对纱价则力予抑低，将使中纺公司不断亏蚀，至于不能维持生产之地步……”而法币疯狂发行，物价暴涨，单单要求纱布一项继续低价，与现实显然不合。束云章强烈要求中纺民营化和商业运作。

此时政府也打算出售中纺，以弥补财政赤字，回笼大量法币，紧缩通货。当时经济部核定：全部国营事业之估价总值约二点五亿美元，其中仅中纺公司总值达一点三亿美元。出售中纺，遂成业内和游资关注的焦点，赞成与反对，各执一词。束云章虽然支持让售民营，内心又忧虑政府会不会“把这种胜利的代价，交给一二个发国难财者所有”？于是如何出售中纺出台两种意见：一为个别标卖；二为发行股票。政府决定采行后者，因正准备发行金圆券，以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其准备金之一便是出售中纺公司等这些原来的敌产。束云章并无过多异议，惟要求中纺公司员工对于中纺股票拥有优先承购权，可集资承购一部分股票。

1948年9月4日，中纺公司举行最后一次董监事联席会议，工商部长陈启天、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中纺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副总经理吴味经、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抹云老人”秦润卿等十余人出席，决议旧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业务至9月10日为止，所有账册、案卷清理结束，从9月11日起改组为新公司（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9月6日，中央银行宣布中纺股票四天后正式发售。“上海市场却丝毫不感兴趣，据各代售行局报告，售出股票寥寥无几”，仅占规定出售二百万股的1.85%（其中上海出售35850股，南京出售285股，天津出售540股，北平出售305股），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棉业全面统制政策，抑制了民营纱厂自由经营权；而中纺股票规定只出售30%，其余则为政府掌控，纵有民股加入，仍未改国营本质，“中纺公司股票缺乏吸引游资的魅力，加之1948年以后经济情况恶化，不少纺织资本家纷纷逃货、迁厂，致使整个纺织工业走向全业破产的边缘。而国民党统治末期政府各部门之间、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决策监管当局与市场之间缺乏沟通和良性互动，资本市场日益失序，无法正常运作”，中纺民营化和股票发售最终失败。

1949年1月，束云章偕夫人由沪飞抵台北。先后出任台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董事长、工商协会理事长、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董事长、工业总会理事长、国货馆董事长等职，兼任雍兴、新华、益民、嘉兴、益民等公司董事长。如何复兴台湾经济，束向当局建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苏联式统制经济；一是英国式社会政策，由政府来控制管理重要公私生产事业，作合理的生产与分配；一是美国式自由企业，尽管有人攻击它是资本主义，可是生产发达，科学进步，人民生活比较任何国家良好，国力富强冠于世界。我们的经济政策、工业方针，舍仿效美式自由企业外，实无他途（束云章《怎样整顿公营事业和扶植民营工业》，1952年5月15日）。

四，“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

束云章终身服务于中国银行，一生对纺织和机器两业投效最多。说起来，并非个人因素，实与当时民族工业的步履维艰不无关系。从历史的脉络看，中国早期南北开设的诸多银行，“很少懂得生产事业，也无挹助实业的业务”。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合组银团放款挽救申新纱厂，使其复兴，开端之后，才步入了金融业协助大工商业的正轨，发挥了鼓励及挹助实业的作用”，这正是束云章金融实业报国的起始，并于此一发而不可收，对中国纺织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熟识束云章的友人看来，束之所以深得高层信任和支持，在事业上蔚为大观，不仅在于其对理想或信念的身体力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生坚持“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着自己的人格，从不攀权附贵。……身上看不到一点市侩习气”。早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束云章常仗义执言，得罪校方。逊清遗老商衍瀛对此既赏识又有微词：一切都好，就是嘴上不饶人，将来做人处事，如不痛自敛抑，必吃大亏……束云章认为这位提调大人的话很对，可就是无法改变自己“耿介而不随兮”的性格。

有一年，杜月笙到西安，欢迎场面很大，惟束云章一人不愿前往。问其原因，束回答：杜月笙是白相人，我为什么要去接他？杜是中国银行董事，按一般礼节，束当然要去接风。可杜又是青帮头目，束不愿与之合流。张公权先生原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后任交通部长。1940年赴西北视察，途经天水，当地机关和各界组织欢迎。束未去，张公权下了汽车即步行至中国银行拜见束云章。束对张说：因你的汽车到来，并无固定时间。而我工作又忙，派一位庶务作为代表迎接，他是你在总管理处时的老同事，最好不过了……张公权大笑，对束云章冼练务实的处事风格，感怀至深。又有一年，戴笠到西安，宋子文特意通过中国银行电台托束云章转交一份电报，并指示束安排住宿。束不加理会，只派了一位副经理处理此事。事后人们分析，束是不愿与这样的人物打交道。尽管戴有所不快，束则若无其事一般。

束云章的社会阅历很深，虽然从银行一小职员做起，却有着良好的素修和见识，上至党政官员，下至贩夫走卒，一样可以交谈，又从不失其个人立场。在中纺时，经济部长陈启天约见束云章，称有公务面谈。见面后，却掏出一份名单，束数了一下，约有七八十人。陈对束说：这些均为党政要员子弟及舍弟亲属，请老兄高抬贵手，觅一栖身之地，后当重报。此时中纺董事会受经济部统管，若以一般处理，或有所接纳。束云章则不留情面：中纺为生产单位，并非救济部门，凡事要计算成本，用人订有标准。奉交名单，遇有机会，当量才延用。此时公司还有事，暂且告退……言毕，起身即去。

相反，被束云章看中的人才，则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在台湾工商界颇具声望的吕凤章，抗战前毕业于清华，留德时既获国家工程师称号，不过二十六岁。束当时将他从西安大华纱厂挖来，并委以重任，不久即提升至雍兴公司总核稽。后来雍兴公司从西北迁回上海再到台湾，全赖其一手主持，井然有序。吕凤章回忆道：“我们抢运出几百万美金的机器，……连中国银行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笔财富在台湾。云公指示我将运台机器清单做好，将清单一并交中国银行。……他指示我要将一只螺丝钉也记载清楚，不得有任何遗漏，云公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态度，不但为我们后辈所敬仰，就是全国上下工商界人士都熟悉他的为人，他在工商界清誉崇高不是偶然的……”

束云章俨然旧派人物模样，一身长衫裤褂，线袜布鞋，头发向后梳，长瘦的脸庞上，镌有岁月风霜的皱褶。嗜酒与弈棋，为平生两大爱好。适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著名学人朱家骅有儿女葭莩之亲，不过彼此间，则不拘泥于名位，道义之交，尤甚于戚谊之笃；惟其酒，而情投意合，与戴季陶，“时或杯酒留连，一枰相对，偶逢休沐，恒至宵分”（束自语）；与朱家骅，沪上晤面，无须酒菜，仅以花生米助兴，“相对干杯，互不相让，如此计饮大瓶白兰地一瓶，薄荷酒一瓶，意犹未尽，经劝阻后，不醉而归……”（婿朱国璋语）

1973年12月15日，束云章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八岁。蒋中正亲笔题挽：志业长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