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岁月

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这时候杨小凯是一个忠诚的红卫兵。

1967年2月4日由于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略显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1968.1.6）。结果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杨小凯，华国锋也知道并且也认为杨小凯是反革命，于是1968年2月杨小凯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铁窗十年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导师刘凤祥

杨小凯在监狱里遇到了他的导师刘凤祥（刘凤翔），他说：“你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你们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去了解英美政治，要了解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同时你要懂市场经济，你要学经济学，你要成为经济学家！”

这些话给杨小凯带来巨大的震撼。毕竟他当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英美保守主义传统、宪政民主的传统。刘凤祥（刘凤翔）是杨小凯思想的启蒙者。

再陷纷争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政审”不合格，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用乳名“杨小凯”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但杨小凯还没有被平反，主要是因为华国锋当时还在位，而杨小凯的入狱是华国锋做的批示。后来胡耀邦代替华国锋成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当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为了让其安心工作，刘道玉又疏通关系将杨小凯及其父母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因此，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海外。

惨淡人生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但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享年56岁。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妻子是吴小娟，他们有一女二子。

1962年－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1968年至1978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受经济学家邹至庄赏识推荐，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1993年杨小凯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杨小凯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

2000年1月，杨小凯成为蒙纳士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

数理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 、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主要著作

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2、《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

4、《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6、《经济学原理》(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

9、“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

10、“专业化、信息和增长“， 《发展经济学评论》 ，1997年第1卷第3期

11、《中国政治随想录》

杨小凯学术文库

1、《经济控制论初步》

2、《数理经济学基础》

3、《经济控制理论》

4、《经济学原理》（含习题集）

5、《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

6、《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修订本）》

7、《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8、《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9、《基于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分工模型：一种微观经济方法》

本书系杨小凯的博士论文，迄今尚未正式出版过。《杨小凯学术文库》将首次对其进行出版。该书原文为英文，由杨小凯的学生张永生翻译，本书拟出中英文合订本。

其他著作

《牛鬼蛇神录》

后发劣势

杨小凯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曾提出一个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在当时中国一片“后发优势”的叫好声中，能够保持冷静，分析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极为少有。杨小凯当年在天则所做了一个演讲，其主题就是“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快速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诅咒”。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由于没有制度变迁，会给长期发展带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

杨小凯的这一思想，越来越被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证明。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杨小凯是一位极有远见的头脑非常清醒的思想家。小凯实际上是在提醒，后进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当中，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变迁。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最好的纪念，或是斯人离世十年，而他当年抛出的问题仍有思考价值和争论空间，垂范也好，批驳也罢，愿杨小凯的文章得以传世。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杨小凯已辞世十年，学界近日也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延续追思。

无论是他的生活经历，还是思想演进都充满了矛盾与冲撞，颠覆与新生。

2014年7月5日，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到场的除了他的妻子、还有昔日同窗、学生和学术伙伴们，大家不无嬉笑地聊着他的稀松平常。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而这两个名字却代表了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7岁的杨曦光在湖南长沙一中高中部读书。父亲杨第甫官至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母亲陈素曾担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文革爆发后，他的父母被双双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至1968年，他的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像一把匕首，尖厉地刺向权力中心，他因而被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入狱十年。

1978年后，他选择亲手将“曦光”与那段峥嵘岁月一同埋葬，启用乳名小凯，而后经年累月，独辟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

妻子吴小娟回忆起1979年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与杨小凯的初识，忍俊不禁。“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他老是找我的麻烦，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怎么犯那么多排字错误。我心想，管你什么事。”十年铁窗显然并未磨掉杨小凯为人处事的标准和态度，这点吸引了吴小娟，两年后，二人喜结连理。

他对待学术的认真程度近乎拼命。与他共事过的黄有光教授撰文道，“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是用七个月写完的。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有熟悉他的朋友说，杨小凯被裹挟在经济的宏大叙事中，那个时候会觉得国家和社会都是自己的，这类想法是后辈身上没有的。

20年前，杨小凯到上海看到浦东开发，高楼林立，他那时就开始怀疑，国有企业主导的模式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当时写道，“政府又做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个模式可能持续不下去。”他当时提出整体社会效益的计算问题，指摘国有企业没创新能力支撑不下去。

他从那时开始写的百年中国经济史读书笔记，回溯了过去中国经历哪些变革的道路。

“一条是近的老路，一条是所谓的邪路。过去老路有过机会，但被忽视了。而邪路，所谓宪政改革，他花了很多心思在邪路上研究。他在哈佛的两年，读了六本历史图书，他关注的不是把民主体制复制到中国，他更强调‘共和’和‘权力制衡’，两个魔鬼的竞争可能比一个天使更好。他不停留在制衡层面，他想到，背后应该有经济基础来支撑政治上的制衡原则。”他的友人张居衍向澎湃新闻解释说。

他认为，必须有私有经济导致个人自由的经济保障，对私有经济的研究，他研究了土地私有化，比如英国圈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发现分为市场自发的协议圈地和国会主导圈地。这就产生了矛盾，他强调市场创新和规则，政府的主导作用如何同这个契合起来？后来他就开始研究市场、意识形态和宗教对当时政府主导人员的影响。

他似乎不断同自己对抗，而在这种对抗中，他逐渐发现了生命中更不可或缺的力量。

朋友们在追思会上提及后期的杨小凯，却无一例外地用了“平和”这个词，而这与早年言辞犀利的“造反派”形象构成鲜明反差。

而吴小娟把此归之为他信仰基督后的宽容。她说到了杨小凯信仰基督的三个时间节点，1968年，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基督徒是一位监狱里的狱友，被狱友们无视甚至排挤的基督徒无怨无悔地替他们祷告，打扫，这让杨小凯颇为感动。1999年，他们的女儿得了脑瘤，他日复一日去教堂祷告，女儿奇迹般康复。2002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受洗信基督。

几乎穷尽半生钻研的经济学，以及一贯信仰的科学似乎并未成为疲惫灵魂的最后稻草。

早期杨小凯几乎以透支身体的方式进行“攸关性”学术研究，他的学生曲祉宁说，“老师常让我闭起眼睛想想学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信，是不是有意义，对社会有作用。”

他并未强求子女们研究经济学，长女学习神学，次子研读心理学，而幼子则修工程学。

他面对经济学，也从狂狷慢慢过渡为谦卑。

2001年，在他最后奋力工作的日子里，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以及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

临近生命的终点，有一天他在散步时对学生说，“可能上帝让我早点离开是有道理的，这样年轻人才能更快地冒出来，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他最后的遗憾可能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牛鬼蛇神录》在大陆出版，而靠个人维护的“超边际经济学”的网站如今已无法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