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的吐蕃，正处于扩张时期，唐旄、苏毗和羊同等与吐蕃相邻的部落都遭到了吐蕃的进攻，征服吐谷浑也是吐蕃对外扩张行动的一部分。请婚遭拒及使者挑拨，只是借口和导火索而已。

而唐朝为什么不答应吐蕃的请婚要求呢？有人认为，太宗时期，唐朝在消灭东突厥后，国势日盛，威震四海，因此，唐朝一般是在周边势力向其表示臣服之时，为加强关系才对其赐婚，将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吐蕃当时并未明确向唐朝表示臣服，此时赐婚，对唐朝没有实际意义。

实力对比

吐蕃不必多说，当时正处在上升期，“近世浸强，蚕食它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资治通鉴》）。

而当时的吐谷浑刚刚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遭受了唐军的毁灭性打击，国力虚弱，内乱不断，“顺（吐谷浑可汗）既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为臣下所杀。其子燕王诺曷钵嗣立。诺曷钵既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旧唐书西域传》）。

双方实力一强一弱，差别非常明显。

交战过程

吐蕃的进攻非常顺利，“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赀畜”（《新唐书吐蕃传》）。

打垮吐谷浑后，吐蕃又乘胜折向东南，击破了党项及白兰诸羌，“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新唐书吐蕃传》）。松州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松州属唐朝剑南道，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朝将松州设为下都督府，主要负责管

理党项及其他诸羌的羁縻州。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七月乙亥，吐蕃在打败党项之后，开始入寇松州。（《资治通鉴》）

松赞干布在进逼松州之后，并未立即深入，而是继续遣使请婚，只不过态度更加强硬，“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新唐书吐蕃传》）。只不过，他的强硬没有带来唐朝赐婚，反而带来了松州唐军的出战。

当时唐朝方面担任松州都督的人叫韩威，史载“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新唐书.吐蕃传》）。

此战的具体交战地点，史书没有记载，可能在甘松岭一带。甘松岭是松州与党项之间的重要通道，甘松岭以西就是党项，唐朝曾在甘松岭设有通轨军。通轨军具体设置于何时，两唐书地理志均未明确记载，但是，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状》中说，“松、潘诸军，自屯镇已来，於今相继，百十馀年”，此状上于武则天时期，说明在北周或者隋朝时期，松州就有驻军，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自然也应有驻军。而甘松岭作为松州的边界要地，即使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未在此正式设立通轨军，也应该有部分唐军在此布防。而吐蕃军在打垮党项后，并未立即入寇松州，而是“屯松州西境”（《资治通鉴》），可能具体就屯在甘松岭，与布防于此的唐军对峙。

这次接触战，唐军虽然受挫，但是损失未必很大，原因有二：首先，松州作为一个下都督府，本身的兵力并不多，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状》中说，“臣在蜀时，见相传云，闻松、潘等州屯军数不逾万”，武则天时期，吐蕃对唐朝的威胁日渐增强，唐军在松州的驻防兵力似应多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即便如此，仍不足万人，据此推断，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军在松州的守军也应少于1万人。第二，韩威出阵的目的是观察一下吐蕃军，自然不会把全部守军都带出来。综合以上两点判断，韩威率领的唐军大概只有几千人，至多不超过1万人。

但是，此战影响却不小，战后，原本附属唐朝的部分羌酋发动了叛乱，“羌酋阎州（一说阔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资治通鉴》）。唐朝暂时陷入不利境地。

吐蕃在松州的进攻，使得太宗下决心对吐蕃重兵出击，“（八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一说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资治通鉴》）。下面对此次交战作简单介绍。

唐军将领

参战的四位唐将，侯君集和执失思力在此不再介绍，两人在新唐书中都有传，都是能征善战之将；牛进达在两唐书中没有传，但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关于他的记载很多，此人后来参加过对高昌和高句丽的征讨，也是一员虎将；至于刘兰，两唐书在侯君集等人的传的后面附有他的传，他参加过对突厥作战，也非等闲之辈。

双方兵力对比

唐军不必多说，史书明确记载为步骑5万。

吐蕃有多少兵力呢？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说有20万，有些夸张了。据范文澜先生编写的《中国通史》记载，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其军队划分为四如四十东岱，东岱就是千户所。当时四如四十东岱刚刚形成，每个东岱也就管理1000多户，每户出1兵，则其总兵力在4万至5万当是比较合理的。吐蕃史书记载松赞干布要求娶唐公主时，说“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以此来看，当时吐蕃的主力部队大约也就是四五万人。

因此，总体看，唐军与吐蕃军兵力大体相当。

交战过程

牛进达作为唐军的先锋，率军首先与吐蕃军交战，“吐蕃攻城十余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

牛进达与吐蕃军交战的地点史书明确记载为松州城下，如果此前韩威与吐蕃军确实是在松州西北的甘松岭交战的话，那么，唐军受挫后，应该是未能守住甘松岭，因而向东南撤退，退守松州州城。牛进达接战之前，吐蕃军已经攻城10多天了，却未能攻下，这也可以说明，此前韩威率领的唐军虽然受挫，但是仍有足够的兵力抵抗吐蕃军的进攻。

至于交战过程，上文已引用了通鉴的记载，两唐书记载大体相同，只是提到“夜袭其营”、“夜鏖其营”，说明唐军搞的是夜袭。总之，唐军奇袭获胜，但吐蕃主力也未受多大损失，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松赞干布下令撤军，松州之战至此结束。

吐蕃为何要在未决胜负的情况下退兵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松赞干布此次进攻松州，原本就不是要抢占唐朝的多少土地，而是强迫唐朝赐婚，唐朝不但不赐婚，反而发重兵前来应战，如果松赞干布不撤军，双方继续厮杀，他的目的就更加无法实现。

第二，吐蕃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多年征战，连兵不息，新征服的各部落也需要时间去逐渐安抚，松赞干布的大臣也因此劝他退兵，“初东寇也，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新唐书吐蕃传》）。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以吐蕃主力与唐军决战，过于冒险。

第三，在这次交锋中，唐军展示了自己的作战能力，让吐蕃吃到了苦头。当时唐军主力部队还未到位，但仅仅是牛进达的先锋部队就以奇袭的方式取得了斩首千余级的胜利，显示了强悍的战斗力，从气势上压倒了吐蕃。

唐朝在获胜之后，为何没有乘胜追击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吐蕃快速退兵并遣使谢罪，使得唐军不必继续追击。唐朝对其周边势力，并不是都要赶尽杀绝，只要使其臣服于唐朝，就算达到目的，吐谷浑就是明证。

第二，太宗对吐蕃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吐蕃是新兴势力，此前与唐朝也没有什么交往，此次接战后又快速撤军，对当时的唐朝威胁也不大，因此，太宗皇帝当时对它并未特别关注。当时，太宗皇帝较为关注的，还是北方的薛延陀、西北的西突厥和东北的高句丽。

松州之战后，吐蕃主动撤军，遣使谢罪，并再次请婚，“引而去，以使者来谢罪，固请昏，许之。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新唐书吐蕃传》）

松州之战后，吐蕃获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迎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提高了自己在周边势力中的威望，同时，文成公主入藏，将先进的汉文化带入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唐朝获得的利益，主要有两方面。

1、吐蕃从吐谷浑和党项撤军，唐朝恢复对上述诸部的控制。

松州之战后，“弄赞惧，引兵退”（《资治通鉴》），这里的退兵，是仅仅指从松州城下撤退，还是同时也从吐谷浑和党项的土地上撤退了呢？笔者认为是后者，现分析如下。

先看吐谷浑。

从吐谷浑政权的存续方面看，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无独有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年表》也记载道，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开始，吐蕃大论禄东赞连续多年驻在对吐谷浑的前线，并曾与唐军苏定方部交战。双方史料互相印证，说明直到高宗显庆后期，吐谷浑政权一直存在，而且是一个亲唐政权。

从吐谷浑领土方面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吐蕃时，“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吐蕃军与唐军交战的地点在乌海。乌海在青海西南，距青海很远，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所部在青海一带击败吐谷浑之后，狂追了2000多里才到达乌海；而柏海又在乌海西南，已达吐谷浑边界，侯君集到达柏海后，就率军撤回了。松州之战前，吐谷浑已被吐蕃打到青海了，但此后却出现了柏海迎亲、乌海交战，这说明松州之战后，吐谷浑的大部分领土得以恢复。

从吐谷浑实力方面看，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吐谷浑）既而与吐蕃相攻，上书相曲直，并来请师，天子两不许。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从“相攻”和“天子两不许”，可以看出当时的吐谷浑并不是特别的弱，所以高宗并未明显的支持吐谷浑。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直到高宗显庆后期，吐谷浑作为一个亲唐政权仍然存在，而且领土较为完整，实力并不很弱。既然吐蕃松赞干布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时候就已经重创吐谷浑，把吐谷浑打到青海湖了，为什么在二十年后还会出现上述情况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松州之战后，吐蕃从吐谷浑撤军，吐谷浑重新归附唐朝，并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实力有所恢复。

再看党项。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二年，置（松州）都督府。督崌、懿、嵯、阔、麟、雅、丛、可、远、奉、严、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佑、台、桥、序二十五羁縻等州。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上述羁縻州，多是在党项及其他诸羌的居住地设立的。

此外，《新唐书地理志》在介绍诸党项羁縻州时，记载道，“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吐蕃入寇，废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锽、率、差等十二州，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废蚕、黎二州。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党项羁縻州）初隶松州都督府，肃宗时懿、盖、嵯、诺、嶂、佑、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及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

综合新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诸党项羁縻州的大规模废弃有两次，一次是在高宗时期，一次是在安史之乱及其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太宗贞观时期曾大规模废弃党项羁縻州。这说明松州之战后，吐蕃已从党项撤军，诸党项羁縻州重新被唐朝控制。

最后看白兰。

《唐会要》卷九十八记载，“显庆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以为军锋。”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龙朔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结合三部史书来看，白兰是在高宗显庆年间才被吐蕃吞并的，距松州之战已有约20年。这说明松州之战后，吐蕃也从白兰撤军，白兰恢复实力并继续与吐蕃对抗。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朝通过松州之战，恢复了其对吐谷浑、党项和白兰的控制，可谓战果丰硕。

2、吐蕃与唐朝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大唐西部边陲的安全得到保障。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时候，唐朝虽然消灭了东突厥，打垮了吐谷浑，但是，边境仍有安全隐患。继东突厥之后，薛延陀称雄漠北，胜兵二十万，对唐朝的北方边境重新构成威胁。此外，西突厥势力虽然有所衰弱，但仍称雄西域。唐朝与吐蕃的二十年和平，使得唐朝得以集中精力，对北方和西北用兵，并取得重大胜利，而不必过于担心吐蕃在西线的掣肘。

综合以上两点，唐朝在松州之战中收获颇丰，以极小的成本，获得了巨大收益。

虽然松州之战后，唐军没有对吐蕃军穷追猛打，但是，太宗也并未对吐蕃的发展听之任之，而是开始制定相应战略，遏制吐蕃的崛起。

1、大力扶持吐谷浑亲唐政权，遏制吐蕃进犯河西、陇右及剑南道北部。

吐谷浑地处吐蕃东北，掩护着唐朝的河西、陇右及剑南道北部（此处的河西陇右，仅指后来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辖区，并非指整个陇右道）。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击溃吐谷浑后，太宗就开始把吐谷浑改造成亲唐政权，并对其加以扶持。松州之战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一政策，扶持吐谷浑，以此遏制吐蕃的发展。现举两个典型事例。第一，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太宗对吐谷浑赐婚，将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的可汗诺曷钵。第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谷浑内部的亲吐蕃势力丞相宣王反叛，“欲袭（弘化）公主，劫诺曷钵奔吐蕃”（《新唐书西域传》），四月，唐果毅都尉席君买协助吐谷浑的威信王粉碎了这次叛乱。

在唐朝的扶持下，吐谷浑的实力渐渐得以恢复。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吐蕃再次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在未能得到唐军及时增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到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五月，抵抗近3年，最后因吐谷浑大臣素和贵逃往吐蕃，向吐蕃说出了吐谷浑的虚实，吐谷浑才被吐蕃击败。对比一下吐谷浑与吐蕃的两次交战，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吐谷浑在吐蕃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而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吐谷浑坚持抵抗吐蕃近3年。这一变化，说明太宗扶持吐谷浑的政策是取得了明显成效的。遗憾的是，当吐谷浑最需要唐军支援的时候，唐朝却忙于对海东用兵，先后出兵攻打百济和高句丽，高宗也未能对形势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最终导致太宗的这一政策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高宗的失误，与太宗无关。

2、出兵经营西域，在打击瓦解西突厥的同时，遏制吐蕃向北发展。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和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先后出兵消灭西域的高昌、焉耆和龟兹诸国，并设立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于阗、碎叶和疏勒四镇。

太宗经营西域，首要的目的是打击西突厥，至于是否同时还有遏制吐蕃向北发展的目的，我们姑且不论，但是，经营西域的结果，是唐军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广大土地，把吐蕃与西突厥隔离开来，依托安西四镇构建起一道防线，遏制吐蕃向西域进犯。

这里多说几句，安西都护府及安西四镇的设立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太宗时期，安西都护府已经设立，四镇也初成规模，但太宗去世后，西域局势出现反复，至高宗显庆年间，唐军再次平定西域，安西四镇得到进一步巩固。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太宗去世后西域的动荡来否认太宗在创立安西四镇的过程中的功劳。下面详细说一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九月，唐军灭亡高昌之后，在其故地设立西州，进而设置安西都护府。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初，唐军击破龟兹之后，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同时初设四镇，“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新唐书西域传》）

《新唐书地理志》对四镇的介绍也表明，四镇在贞观年间即已初步形成：

龟兹都督府，贞观二十年（注：应为二十二年）平龟兹置；

毘沙都督府，本于阗国，贞观二十二年内附，初置州五，高宗上元二年置府，析州为十；

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

疏勒都督府，贞观九年疏勒内附置。

当然，以上四都督府的设立并不全在贞观年间，但均与太宗贞观年间的经营无法分开。

太宗去世后，西域局势出现反复，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叛乱，西域震动，在此大背景下，唐军在西域进行了战略收缩。

《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对此有更详细记载：“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麴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

高宗显庆年间，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重新控制西域局面，在此情况下，高宗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龟兹，并恢复四镇，“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资治通鉴》）

此后，由于高宗集中主要精力对海东用兵，吐蕃在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乘虚击破安西四镇，并向西域发展，后几经反复，至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收复四镇，此后直到安史之乱，安西四镇作为唐军在西域的重要据点，对于防止吐蕃向西域进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松州之战后，唐朝虽然没有以重兵进攻吐蕃，但是，对吐蕃还是采取了一些遏制政策，以防止其过分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