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比较自尊，在这跟成都一段短短的历史有关，就是三国。 成都人很崇敬《三国演义》宣扬的忠义和智慧，成都人欺强而不凌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平时很阴柔，但爆发出来不得了，我觉得，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它的源头就是从武侯祠来的。

成都有一支始终不断的文脉，成都人热爱文化艺术。一般的成都人不太追求大富大贵、大豪大奢，成都人做官的不多，而文化人和学者却很多。他们追求生活的情趣，而不是物质本身。

记：在您看来，最能代表成都的文化名片是什么？

林：武侯和草堂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换掉的文化牌，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它们经历了千年历史风雨，在全国都是最好的，品位非常之高。我觉得，要宣传推广成都，这两张牌千万不能丢，它们涵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这是上天赐予成都最好的名片、最宝贵的财富。

记：那即将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呢？

林：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之谜，昭示了一个辉煌的上古文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是最值得成都人骄傲的。三星堆发掘的时候，我去参观了现场，当时我就感觉：四川的历史要改写，我们对四川地理环境的认识要改变，当时四川一定有相当高的物质文明和生产技术，现在很多地方都比不上，很神奇，让人浮想联翩。金沙遗址的发现，印证了这样的感觉。现在大家对金沙遗址（博物馆）都有很高的期待。

记：“成都”是您写作的一个主题，您的《成都人》影响很大。而在网络上，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成都为题材的作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网络小说的？

林：这些小说，使关注网络的一些小青年，认识了成都的某一方面，但严格来说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初初翻看，感觉开始的作者还是比较有文学潜质的，后来就跟风了，都是那种情调，都迷醉于写酒吧、白领，但这些这并不是成都生活的根基和主流。三毛来成都，她对这些就不感兴趣，她还是要跑到平民里巷去观察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成都自己的东西。一个城市的特色还是在它的历史和文化，成都是一个非常人情化的城市，它生活之闲适、人们之懂得享受生活，是很值得发掘的东西。记：说起成都的闲适，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美食、茶馆、麻将……

林：我虽然不打也不懂麻将，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麻将在成都人生活中的影响。从麻将在成都的几次起落，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的变化：比如它跟四川的移民潮有关：抗战移民潮中，下江人喜欢打，开始是在大户人家公馆里玩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它是遭禁的，文化大革命后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记：这也反映了一种民俗的变迁，你怎么看成都的民俗呢?。

林：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成都民俗，我只对生活本身感兴趣，民俗融合在生活中，也许其间就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人日逛草堂”、成都的花会……我对花会感兴趣，因为它体现了成都人对大自然的乡村情结。我说成都是一个大乡场，原来成都很小，穿城不过9里3，人们的生活与田园融合在一起，大多数人从四乡八县的农民，逐渐转化为成都人中非常有活力的一员，我认为，乡土情结植根于老百姓的心目之中，为什么成都的农家乐发展成全国的典范？这是值得从文化上挖掘的东西。

记：那时下流下的超女呢？

林：我不是超女的“粉丝”，但我觉得，现在各种选秀活动给女孩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这很好，但全国这种活动铺天盖地，就过头了。形成热潮有多种社会因素，并不是女孩们本身的专业素养有多高，她们红得如此，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她们应运而生，但上了这个台阶后，能否长久保持、进入专业的更高境界，对她们就是严峻的考验。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见过的一时风云转瞬逝的现象太多了，这是造星运动的一个标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事物有它发展的轨迹，最后总要归于平常，平常了，也就正常了。

记：作为一个资深编辑、出版人，您如何看待您所从事的行业的现状？

林：成都人凹居盆地，但是关注外面的风云变化，我们智慧高、心气高，有正义感，成都的报业很火，与这种土壤很有关系，只是我觉得，成都的报业走了一些弯路，到现在也不尽如人意：迎合市场、对庸俗文化的过分追捧、宣扬，热衷于明星隐私……这对社会是很不负责任的。作为一个文化人，对这种现状不可能满意。我们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做到雅俗共赏，而不要一味地迎合，但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扭转，是长期以来的通病，这可能是时代的悲哀吧。

相对来说，出版界要好得多，但是现在图书市场的冲击比较大，好的东西也不容易出来，但是出版人还在努力地做。即使目前市场比较困难，我们出版社还是尽可能出版全国的好作家作品，也还是有一些市场。出版社的情况跟媒体略有不同，因为媒体是每天跟老百姓见面，要担心每天的销售和广告。

现在出版业很发达，不像以前出一本书很不容易，大量的书铺天盖地出来了，必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多书并不是很有价值。现在人的活动那么多，也分流了一部分看书的人群，但是严肃有价值的文化不可能消失，总有一部分人对这些感兴趣，作家、思想家永远是个体。

记：身处文化圈，您如何看待成都的文人？

林：说起成都的文化人，首先当然要提流沙河了，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文人。他的一些散文，真正体现了一个严谨的文章大家的气派：学识渊博，头脑灵动，体现了成都文人的机趣。我认为：睿智又不失机趣，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沙河先生堪称表率。有他在、读他的文章，都让人感到很踏实。

成都作家中，还值得提出来的是已逝的周克芹和贺星寒。周克芹当时能写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很不简单，我相信他如果活到现在，还会写出更了不得的作品来的。另外是贺星寒，贺星寒很有骨气和才气，他最有名的是散文和杂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也可惜53岁就早逝了。当然老的那批人里，那一个时代，最站得住的就是李劼人，现在对他的评价还远远不够。现在活跃的这一批人：阿来、麦家、裘山山等，严格说不是成都人，而成都本土的一些年轻作家： 何大草、洁尘、肖平……也都非常执着认真，他们比起现在的年轻一代，相对来说学养比较丰富，也很有灵性。

林文询与父亲林如稷

林文询走上写作道路，首先缘于家学渊博——有文学基因，也有接受这个频率信号的天线。他的父亲林如稷是20世纪川籍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1920年开始用白话写小说、散文和新诗，1921年，林如稷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应修人等作家，1922年他作为发起人成立了浅草社并出版《浅草》季刊。1932年秋，林如稷和杨晦把中断了五年多的《沉钟》半月刊复刊。对沉钟社，鲁迅先生誉之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受到高度评价。解放后，林如稷先生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因此，林文询的环境得天独厚的，许多现代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如李劼人、沙汀、艾芜等，在他童年和幼年都常到家中聊天。

不过，林如稷先生感觉文学这条路实在艰难，并不鼓励文询学文。所以，虽然有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林文询直到高中语文成绩也不理想。是他的中学语文老师的青睐激活了他的文学梦。大学时，林文询先生考上了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南充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大学时，他开始尝试写作，最初的几部作品发表在《成都日报》和《少年文艺》。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林文询被分配到成都当中学教师，他随红卫兵大串联，徒步走到毛尔盖，又在当地被投入监狱……这段经历是他人生的断层，也是转折——经历成为财富，在经历了这些历练，林文询的筋骨开始变得强健了。1984年，林文询先生开始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上班，一边编辑一边写作，担任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编审、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这一干就是20多年。

林文询与成都

把林文询称为成都人，缘于他对成都人性格的洞察，对世俗的理解。余秋雨说过，重庆代表着巴蜀文化的广度，成都代表巴蜀文化的深度，细想起来不无道理。林文询理解成都人，了解这座城市的深度，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的《品城记》就援引了林文询在其作品《成都人》里的内容：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门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门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门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门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门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黄色的荤龙门阵……林文询谈起成都，论起成都文化，简直就是信手拈来，随口所出皆文章，不仅有内涵，还不乏热情与浪漫。成都人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成都人的性格，在林文询写的《成都人》里，成都人的闲适与自尊、胆怯与血性、吃吃喝喝的白天与纸醉金迷的夜生活都栩栩如生。不过，林文询很谦虚，他让读者千万别把《成都人》当回事，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认为自己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成都人，勾勒出对这座城市和这里的父老乡亲的一鳞半爪的纯个人印象而已。

作为一个文化人，林文询关注身边的人事，推崇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作为一个成都人，林文询如同他喜爱的茶，沉浮在无常的人生里，散发出一种独到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