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1 17:22
林焘（1921-2006），字左田，语言学家。福建省长乐县人。1944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研究范围涉及音韵、语音、语音与语法的关系及实验语音学等。林焘先生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会顾问，自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成立起一直担任该分会主任；1979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主编，1989年至1993年任《世界汉语教学》代理主编。于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21年生于北京，福建省长乐县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9年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同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
1944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入燕大研究生院学习，师从李方桂先生。
1946年起在燕京大学任助教、讲师。在陆志韦先生指导下从事传统音韵学的研究。
1950年与陆志韦先生合著《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一文。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林焘先生开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5年起任副教授。
1957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
1962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对现代汉语语音和语法、词汇的关系做了较深入细致的探索，被认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以后林焘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语音。
1963年发表的《北京话连读音变》为研究北京话音位系统和语素变体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70年代初，林焘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教材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编写和审订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现代化语音实验室——北大中文系语音实验室，个人的研究方向也就转为实验语音学，开始用现代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现代汉语语音。
1980年3月被选为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10月被选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1981年起任教授。
1987年写出了《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两篇文章，对北京话的历史来源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且对目前北京话的使用范围第一次画出比较明确的界限，为今后研究北京话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1988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84年至1995年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今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主任。
1992年退休，返聘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直到1999年。
90年代起，林焘从新的角度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尝试性的探讨。
1992年发表的《“入派三声”补释》对北京话清入声字归类零乱现象作出分类统计，理出头绪，并对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96年发表的《日母音值考》则是把现代语音学和传统音韵学结合起来的一次尝试，对现代汉语声母r－的实际音值和中古、上古的流变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
2002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卷》出版，其中执笔所写总论“20世纪中国语言学研究”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作出了较全面公允的评述，是进入新世纪后第一篇对上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历程进行总结性论述的文章。
2006年10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林焘先生和夫人杜荣是燕京大学的同学，两人在大学时就喜爱昆曲，还经常一起登台演出。
妻子杜荣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1938年入学，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延期到1944年才毕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时间最长，资历最深的教师之一。杜荣先生她生孩子休产假的时候，林焘先生还替她上过两个星期的课。那时的对外汉语教学很零散。不像现在有个组织来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附属在中文系下面。
“他们俩人一辈子喜欢昆曲，他们每天下午唱昆曲，晚上则看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
女儿林还，女婿王庚。儿媳王晓路（有《纪念公公林焘先生》）。
林焘先生的研究范围涉及汉语音韵学、现代语音学、汉语方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他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燕京大学求学和工作时期，林焘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史。
1950年发表的《〈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与陆志韦先生合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这篇文章分析了异文产生的原因及其研究价值，将异文分为普通异文和特殊异文两类，并按照性质将7950条异文分为7类进行研究。这篇文章为古代方言和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例证，也为考证古代各家经注的异同及正确与否提供了证据。这个阶段虽然时间短暂，著述不多，但这一时期的汉语史学习和研究工作为他后来学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至60年代。
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之后，林焘先生在北大中文系一直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因此研究方向也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在这段时间内，他的研究重点是现代汉语语音，研究工作兼及文字、词汇和语法。他在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集体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中负责撰写绪论和语音部分。这部教材是全国高校中文系设立现代汉语课程以后的第一部教材。在这个阶段，林焘先生开始对北京话的社会变体问题产生兴趣。发表于60年代《北京话的连读音变》一文，把连读音变分为不自由的连读音变和自由的连读音变两类，并分别列举了6类和12类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可以看作他在80年代带领学生对北京话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的一个预备性的工作。
林焘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但他的学术研究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在实验语音学、方言学、音韵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因此，这也是林焘先生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恢复建立了语音实验室
20世纪20年代，刘复（半农）先生创建了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由于种种原因，北大的实验语音学研究一度中断。1978年，林焘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恢复建立了语音实验室，并开始培养实验语音学方向的研究生。他本人的第一篇实验语音学方向的研究论文是《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北京话轻声音节有着区别于正常重音音节若干的语音特点，其中的哪一种是音位性的特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林焘先生应用语音合成技术和心理-声学的实验方法，研究了音长、音强和音高在北京话轻声音节听辨中的作用，实验结果否定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音强与北京话轻音相关的看法，林焘先生提出，音长是听辨北京话轻音最重要的参数，同时也指出，在音长的制约下，音高与轻音的听辨有一定的关系。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在语音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轻声问题研究中最重要参考文献之一。林焘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语音实验室也成为国内实验语音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队伍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期，林焘先生带领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部分师生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北京话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精心设计了调查用的语言量表，对北京城区和近郊以及少数远郊区县的口语进行了系统的文本记录和录音。林焘先生就这些录音资料中的一些语音现象进行了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发表了《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和《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与沈炯合作）等文章。80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城区和郊县的人口发生了急剧的流动，北京话原来的地区变体格局已经被打破，林焘先生和学生们的这些调查资料在今天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北京话的历史材料。
《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
在对北京话进行共时的社会变体研究的同时，林焘先生对北京话的历史来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等方言学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北京官话溯源》和《北京官话区的划分》两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北京官话溯源》中提出了“北京官话区”的概念，指出从东北地区经过河北省东北部的围场、承德一带直到北京市区的这一片相当 广大的区域内，各方言的声韵系统十分接近，调类完全相同，调值极其相似，这个区域可以划为北京官话区。
《日母音值考》
尽管林焘先生自50年代以后教学和科研的方向已由古代转向现代，但由于他有着深厚的传统音韵学的功底，因此在语音研究中能够贯通古今，他对汉语音韵学也始终未能忘怀。撰写于古稀之年的《日母音值考》是一篇将传统音韵学与现代语音学有机结合的精彩华章。关于现代北京话中日母的音值，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林焘先生从实验语音学家的数据中发现，现代北京话中日母的声学特征与通音相近而与擦音相去较远，这一发现为确定日母在音系上属于通音一类而不属于擦音一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文章根据现存的音韵史料、日汉对音资料、方言资料和传统戏曲语言等材料推测，从中古至今，日母在北方通语地区一直以浊擦音或通音为主，在以吴语为中心东南地区的则一直以鼻音为主。文章还根据谐声字的情况推测，至少在《诗经》时代日母的音值就存在方言上的分歧，当时鼻音是雅言的读法，擦音则只是少数方言的读法。《“入派三声”补遗》、与耿振生合作的《声韵学》也都发表或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
林焘先生一生中唯一的行政工作是担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主任，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了11年。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今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林焘先生是该中心的首任主任，他也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林焘先生亲自撰写对外汉语教学，尤其是语音教学方面的论文，促进这门新兴的学科向着科学和健康的道路发展。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在汉语中心任职的10余年中，林焘先生用他全部的热情，扶植新人，奖掖后学。他在燕南园52号的家是汉语中心教师经常拜访的地方。他总是耐心听取年轻人的想法，为他们提出积极的建议；他还通过给众多老师的教材、词典、著作写序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教学和科研工作。林焘先生在退休之后仍然关注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发展，他曾经在21世纪来临之时指出，“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语言学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大约就要属对外汉语教学的‘异军突起’了”。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这与林焘先生等老一辈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是密不可分的。
林焘先生一生的学术著述数量不算很多，他的学术成果是以高质而不是高产闻名于语言学界。他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中的大部分都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必读的参考文献。他与王理嘉教授合作编写的《语音学教程》自出版以来也一直是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语音学课程最重要的教材之一，同时也是理工科和其他文科专业相关领域的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这部教材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后来又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
林焘先生从1962年开始指导研究生，1989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他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学生，但又给予学生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他所指导的学生，在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是专业来源分布最广的，学生有来自中文系和外语系等文科院系的，也有来自无线电系和计算机科学系等理工科院系的，他鼓励研究生在学好语音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学术特长。因此，他的学生毕业之后，除了从事语音学研究的，也有不少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言语矫治、言语工程等与语言学相关的领域的工作。
林焘先生主要学术著述目录（按发表年代排序）《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与陆志韦合作），《燕京学报》1950年第38期。
《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第8期。
《福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与高名凯合作），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
《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现代汉语》（与汉语教研室同仁合作，负责撰写绪论和语音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
《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年7月号。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国语文》1962年3月。
《北京话的连读音变》，《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
《语音教学和字音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北京话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问题》，《语文研究》1982年第2辑。
《普通话里的V》，《汉语学习》1982年第6期。
《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
《声调感知问题》（与王士元合作），《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
《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
《北京语音实验录》（林焘、王理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
《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
《京剧韵白声调初析》，《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语音探索集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
《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中国语文》1991年第1期。
《“入派三声”补遗》，《语言学论丛》第17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
《语音学教程》（与王理嘉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
《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与沈炯合作），《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3期。
《日母音值考》，《燕京学报》1996年新1期。
《林焘先生语音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卷》（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方桂全集·第十二卷》（与吴宗济合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林焘先生在学生心中是既是严师，更是宽厚的长者。学业上的问题自不必说，学生们在生活中遇到其他方面的困难，总是愿意到导师那里倾诉，因为他们总能得到林焘先生和师母杜荣先生的热情的帮助和耐心的宽慰。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宽厚待人的道德风范，是学生们心中永远珍藏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只要是林焘先生的学生，都不会不熟悉燕南园52号，也就是先生的家。对于我们，先生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先生特别关心后学，我们写书，写教材，请他写前言，他总是有求必应。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让人敬重的长者，既像家长，又像朋友。”——李晓琪教授
“1958年入学的，那会儿，条件不好，大家都穿得挺差的，但林先生上课，每次都是西服革履。他的声音特别好听，发音尤其好。那会儿普通话用得还不是很普遍，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说各的方言，先生就要求我们必须说普通话。他还针对不同地区的学生不同的发音特点，编写歌谣，以纠正发音。当时给湖南的同学编的是:‘真冷，真正冷，突然一阵风，真冷’。上他的课，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就像听一场戏似的，没多会儿就结束了。”——赵燕皎教授
“林先生不嫌弃民院毕业的北大硕士，不嫌弃这个粗心直爽的北方青年，免试专业课(只考英语)录取为博士生，并在四年中悉心指导我去全国调查，一遍一遍地修改我的博士论文。1994年春天，先生住进了北医三院，仍在病床上修改我的论文，有时一只手扎着吊瓶针，一只手费力地改写论文，十分感人。”——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的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