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次年任代理所长。1948年九月，解放军南下，中央研究院长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命令全院各所作迁往台湾的准备，并将各所的书刊资料先期迁运上海。但梁方仲敢于违抗朱家骅的命令，组织全所十多个研究人员拒绝迁往上海，表示要留在南京等待解放。

1949年，应岭南大学邀请，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岭南大学撤销之后，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二级教授，兼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市政协委员。梁方仲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代表作有《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

1943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10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1946年9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1947年4月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

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因所长陶孟和患病，被任命为中央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代所长。1949年2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3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52年10月院系调整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

梁方仲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以财政学为主修课程，以田赋问题为研究中心，进行学习和研究。进入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在挚友吴晗的鼓励和帮助下，决心专攻明代田赋史。此后一直沿着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道路不断前进，不断扩大研究领域。在研究生时代，他就努力写作论文。

1933年在《清华周刊》和《地政月刊》分别发表了《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和《明代鱼鳞图册》的论文。后文运用了正史、实录和许多地方志的资料，论述了鱼鳞的由来，内容和作用，并阐明它与黄册的关系。论文发表后，便得学术界的好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研究员仁井田升，称它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1934年2月，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仍以明代田赋制度为研究课题。同年5月，与吴晗等人在北京组成史学研究会，并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任《集刊》主编。他组织发表了一批以新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具有相当高学术水平的经济史论文，表现了当时研究经济史的进步倾向。他于1935年在《集刊》发表长篇论文《明代户口、田地赋税统计》，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

1936年又发表了对明代田赋史带有总结性的论文《一条鞭法》，该文被译为日文、英文，在日、美发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1937年6月，梁方仲到日本进行学术考察；

1944～1947年又到美国、英国去研究和考察，被哈佛大学聘为专职研究员。在这期间，他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社会经济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各学科间互相渗透，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他后来回国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虽着眼于某一具体经济史专题，却是把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术研究冶为一炉，进行综合的多学科的研究。

1950年后，梁方仲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分析所掌握的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条鞭法。

1951～1952年连续发表了《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易知由单研究》、《明代粮长制度》等论文和专著，基本上完成了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制度的科学研究。以后，他在汤明檖的具体帮助下，全力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1962年完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至1980年才出版发行。这本七十六万字的巨著，是中国自前汉迄清末二千一百多年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的大型历史统计专书。他从中国的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笔记和档案等两百多部文献史料中，搜剔出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大量数据，加以科学的考核测算，综合编辑制成二百四十二个统计表格和六个统计图表，使读者一目了然，获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爱国青年

梁方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科学处理数据，客观评价问题，一生共撰写经济史论文七十多篇，约一百二十多万字，专著两部，约八十七万字。这些论文已整理成《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三册，分别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研究所长陶孟和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1939年他到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倍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在此前后，他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为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联系，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党的企望。”这期间，研究所几度迁徙，他仍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访问，发表了《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条鞭法之经过》、《明代的户帖》等论文。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是年5月20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36年5月，他在《集刊》第4卷第1期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受到我国与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招收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他说“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作’”。“后来经过实践才体会到，这些教诲是梁方仲先生半生从事研究工作所获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研究的课题，表面看来，都不大。但是，通过先生广泛搜集史料，细致地研究，科学地剖析，却能概括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来。”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经济史，他那严谨务实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断进取

60年代初，他率先在中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按当时国家规定一位教授不能同时指导5名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位研究生导师。他指导研究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注重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善于吸取国外教育中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逐步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即：“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加强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通过开展各种教学和学术活动进行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与求实的精神”。

梁方仲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撰写了二百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这些著作具有资料翔实、释证严谨、论断中肯、富于创见和不断开拓的特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会“与时俱灭”。这同他独特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

1956年，梁方仲积极响应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他于1935年编成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蓝本，利用几十年来积累的丰富资料，系统地整理中国历史上的户口、田地及田赋的统计数字，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在汤明燧(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具体参加帮助下，于1962年完成了书稿，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拖至1980年才正式出版。这是一部有关我国自西汉到清末二千一百多年历代户口、田地和田赋的大型历史统计书，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基本建设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经济史、财政史和社会史提供有价值的数据资料，而且也为当前有关经济管理部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口问题、土地问题和财政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

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柄棣教授称他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1955年3月，学校成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时，梁方仲教授被许崇清校长聘为编委之一。1957年度起，他陆续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连任校第二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及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