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18 10:38
植物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的学科。
植物考古学是对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 植物考古学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探索与人类文化活动相关的植物遗存，如食物生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人类利用其他植物的活动等：二是复原古代生态环境。 植物考古的最终目的是解决考古学研究中的全面复原人类社会的历史的问题。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活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所谓与人类直接活动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根据人类不同需要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如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和工具等）。所谓与人类活动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自然植被。
早在公元前614年，古代学者赛诺芬发现“月桂树叶”。然后，由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有限，许多学者认为古生物的这些“遗影”只不过是大自然的游戏。再后来，公元1200年，中国哲学家朱熹写到：“尝见高山有螺蚌 ，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这里古代关于化石的典型记载，对植物考古学也有借鉴意义。
一直到18世纪左右，科学的植物学命名法的出现，让植物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石。在19世纪初，出现了正式发展的考古出土之物遗存的报道，如埃及古墓出土的古时的遗存植物，与在瑞士的一处湖边古代村落遗址出土的浸水绿色植物遗存。当时科技与方法的极其缺乏，所有的植物遗存都是偶然发现的。当时的考古发掘者对这些不感兴趣，并且对植物遗存的学术工作并不了解。植物考古完全不受重视，所以19世纪发现的考古植物遗存以及相关报道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研究。
20世纪初，“人文植物学”这个植物学概念的提出并被应用到对考古出古物的研究上。植物考古学才渐现雏形。20世纪中叶，一些意识超前的考古学家开始在其主持的考古发掘的项目中主动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同时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研究。虽然当时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家都有意识地去探寻植物遗存所在地，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探讨出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显重要性与必要性。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学术的大讨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浮选法应运而生。”
“浮选法”的诞生，被美国著名古学家Patty Jo Wastson誉为“考古发掘技术中的一场革命”。首次使用浮选法的是美国考古学者Stuart Struever。当时虽然设施简单，其主持的“伊利诺斯河下游考古项目”也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浮选法”突破了传统挖掘技术的瓶颈，在当时如同打开了阿里巴巴宝库，考古学界一派前途无量的光景。
中国的植物考古学起步较晚，途中又困难重重，发展受挫多次。在中国最早对植物考古的报道是1955年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粟粒。20世纪60-70年代，文革几乎将所有的人文学科打入瘫痪甚至衰退状态。然而，在70年代初，植物考古学率先恢复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考古学者，在《农业考古》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泡沫浮选法”的文章。因其大量的数字与公式，并不被大众甚至业内人士广泛接受。20世纪90年代，中国植物考古学发展到一个黄金阶段，具体标志有三：1.“植物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2.“浮选法”作为一种获取植物遗存的田野方法首次被应用到了考古发掘中；3.“植硅体析分”方法的异然突起。90年代初，浮选法开始应用于考古发掘中。
进入21世纪后，植物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突然加速。学科的发展与制度建立日趋完善。标志：浮选法的普及；200年以前，在中国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只有五六处，然而在2000年以后，陆续开展的浮选法考古工作一直已多达百余处。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应与考古学一致，即探讨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历程。
与其他考古学分支相同，植物考古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研究对象上，即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活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所谓与人类直接活动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根据人类不同需要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如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和工具等）。所谓与人类活动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自然植被。
植物与动物并列为人类食物的两大来源。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由于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不同事物取向和人类获得食物的各种方法直接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发展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文化进化多样性和阶段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植物考古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向，即复原古代生态环境和探索食物生产的起源于发展过程。后者已涉及农业考古的研究内容，但植物考古学与农业考古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植物考古学基本不涉及农业生产工具、灌溉设施等其它农业发展因素，而仅关心的是人类栽培作物的产生与驯化过程，如谷物、蔬菜、瓜果以及棉麻等农作物的起源与发展。
古植物学的哲学任务是：不仅在系统类群的发展方面，并且还在直接形成形态类型的解郊类型方面，重建地球表面植物的历史。古植物学的任务也在于协调解决整个有机生命起源的问题。
“浮选法”是植物考古研究中的基础技术，也是考古学者应当掌握和发展的技术、方法。包括科学的土样采集、水洗、拣选、观察等一系列工作方法。
植硅体分析法是以从土壤中提取的植硅体，并根据不同植物细胞形态不同，产生的植硅体形态也不同，从而鉴定植物的方法。植硅体是植物硅酸体得简称，是植物身体里的“结石”，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吸收到身体内的硅会沉淀在细胞或者细胞之间，腐烂以后，像小石头一样的植硅体便埋藏在土壤中保存起来了。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植硅体分析对研究美洲农业起源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使人们改变了对美洲农业的传统认识。
植物考古学作为一种交叉性学科，兼具考古学与植物学。在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使植物考古学者大受裨益，包括质谱加速器测年在内的各种测年技术，通过孢粉、植硅石和植物遗骸研究古环境。同时，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出现的GPS、GIS、全站仪等先进仪器的广泛运用，为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中国考古学在近年来这方面虽然也有突飞猛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再结合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新世纪，中国植物考古学必须在现在的基础上加快科学化的进程，最大限度地拓展这些先进手段与方法的应用领域，并积极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段，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