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楚文字从形体上看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又不尽相同于中原甲骨文、铭文、篆文一脉相承的“古篆体系”,在“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春秋战国时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语言特点独立创造了不少新字。如见于铜贝(亦称蚁鼻钱)的“聚”；见于江陵望山楚简的“歇”；见于楚帛和金铭的“蔓”；见于楚简及铭文的“戴’等字,既不见于他国,也不载于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范围。这些新字虽使今人很难释读,但在当初必生动地记录了楚人的语言,表现了楚人的新变精神和创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