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埃——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

弗朗索瓦——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15岁，吕茜的弟弟。

若望——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长。

朗德里约——维西政府警察，克洛谢等人的头目。

克洛谢——维西政府警察。

贝勒兰——维西政府警察。

维西政府预狱警三至四名 。

现实主义

在1945年创作《死无葬身之地》之前，萨特已经提出了介入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应当有倾向于战斗性，要反应当代重大的时代问题和道德问题。”由此可见，萨特的创作宗旨已经比以往更注重现实性。因此，称《死无葬身之地》为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交融的杰作更为确切。

在创作《死无葬身之地》以前，萨特的剧本多采用“利用古代题材进行影射或利用虚设的地狱场面进布彩会写的手法，诸如通过古代人物俄瑞斯武及其身世提出责任感问题，以号召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的、古代悲剧《苍蝇》，以概括为“地狱，是他人”的《禁闭》等。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运用现实主义的犀利笔触，首先揭露了以朗德里厄为小头目，佩勒兰、克洛歇为帮凶的“合作分子”们如何采取单独拷打审问，逼迫游击队员们招供。他们对索比埃“拳打脚踢一他们毒打卡诺里，致使他流出了一滩血，他们对昂利软硬兼施，用刑椅绞断他的手腕，致使他昏厥。他们对吕茜凌辱强奸……这就使“合作分子”——残忍毒辣的法西斯狰狞面目和空虚肮脏的灵魂暴露无遗。其次，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面对敌人严刑拷打始终不招供，始终在精神上压倒气势汹汹的敌人，从而使敌人陷于狼狈不堪、无计可施的境地这一事实，勾画出法西斯合作分子色厉内荏的嘴脸。再其次，萨特成功地通过“合作分子”一们之间的对话披露了他们的心态。克洛歇一听说英国人在尼斯登陆了时的神情谎乱；佩勒兰一提起打仗就吓破了胆的丑态；朗德里厄心中明白他们的末日就要临头时说：“今天轮到他们，明天轮到我们。”这些都是“合作分子”们惶惶不可终日心态的写照。最后，萨特揭示了“合作分子一们之间相互猜忌、挑拨离间、勾心斗角的关系。朗德里厄听佩勒兰说克洛歇有个堂兄在他的顶头上司达尔南身边，是克洛歇打小报告把他的前任杜班赶走的时候破口大骂道：“他妈的！他要赶走我，就得抓紧，因为，在我看来，达尔南会比我早下油锅。”随后，朗德里厄无时无刻不寻机对克洛歇进行冷嘲热讽，动辄就提起他的打小报告。萨特对法西斯合作分子的无情揭露，也同样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萨特以这种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不仅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还唤起了读者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和对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合作分子”们的无比憎恨。

存在主义

柳鸣九先生把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界定为“基本上是一种人生观，是对某种人生态度的提倡。”这就是说，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看法。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的核心也就是研究人生的方式、态度的价值。人不是生活于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世界里。萨特把这个世界称为“自在”，并指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应属于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于是在萨特眼里，人生是虚无的。要使这个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具有意义，只有靠人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活动，即人的“自为”去达到目的。基于此，可以说，人生价值是人同荒诞的世界、虚无的人生顽强拼搏，从而取得胜利的结晶。这是存在主义的积极的一面。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游击队员们的人生价值，正是通过在抵抗运动现实“境遇”中顽强抗争得以体现的。本来，战争跟世界一样是荒诞的，然而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游击队员们参加抵抗运动，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同德国侵略者和贝当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自为”行动就赋予了游击队员们的人生以价值。然而，并不是所有游击队员面对酷刑、死亡时，都认识到了这种人生价值之所在。直至他们看到游击队长若望被捕、同他们关在一起之前，他们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少不更事的弗朗索瓦认为他只不过服从了命令，他是无辜的；并埋怨别人事先没有告诉他抵抗运动需要英雄，因为他不是英雄，他只不过做了别人叫他做的事：散发传单，运送弹药，等等。昂利也说：“只要我能对自己说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了。但这无疑是过高的要求。三十年里，我感到自己有罪。其原因是我活着。现在，由于我的过错，那些房屋被烧毁了，这些人无辜地丧了命，而我也就要带罪死去。我的一生只是一场错误。”又说：“我生下来的确完全没有意义。”索比埃则说：“我可是受蒙骗了：因为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地死去。”与他们的态度不同的卡诺里则认为：他为事业而活；他早就预料到会象这样死去。萨特通过游击队员们自己的话，表明了他们各自对人生的价值和对参加抵抗运动的意义的认识。

游击队员们在受挫的情况下，在没有看到抵抗运动取得胜利之前，有这种种认识是很自然的，因为参加抵抗运动同成为抵抗运动的英雄尚有距离。队长若望被捕出现在他们面前之后，游击队员们几乎都认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运气”来了。之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好向合作分子隐瞒，现在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以此为“自为”的内容，保守机密，不出卖同志。于是，不当叛徒，争当英雄就是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关键。对自身价值的看法转变最大的是昂利。他对若望说：“要是你不来，我们会像牲口一样受罪，而不知为什么。可你在这儿，即将发生的一切都会有个意义。我们要斗争。不仅仅为你，也为所有的战友。我们的行动失败了，然而我们也许能挽回面子。（稍停）我原来以为自己完全成了废物，但我现在明白有些事还是需要我的；只要有点儿运气，我也许将对自己说，我不会毫无意义地死。”利昂的想法代表了游击队员们的心声，这就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做出选择。这就为他们英勇不屈，战胜敌人的酷刑审问奠定了思想准备的基础。这也充分体现了萨特提倡的使虚无的人生充满价值的思想。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又一个核心命题是“人是注定自由”的。人可能受客观世界，现实“境遇”的限定，但人在客观世界、现实“境遇”中所进行的选择是自由的。不过，随着萨特思想的进步，萨特赋予人物自由选择以道德标准，即是说人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不顾道德规范，为所欲为地进行自由选择。人的自由选择是同实现人的价值紧密相关的。

《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也都有各自的选择，但由于他们的境遇、对抵抗事业的认识程度、性格特点等差异，他们的选择也有共同之处和差别所在。六名游击队员的选择可以分为三类。卡诺里、吕茜、昂利、索比埃的选择属于第一类。他们各自都做了不当叛徒，要作英雄的选择，结果都成了烈士，实现了他们作为英雄的人生价值。弗朗索瓦做了供出队长若望的选择，属于第二类选择。尽管对弗朗索瓦的选择，萨特从“地狱，就是他人”的观念出发，写过弗朗索瓦担心招供了会被“骂作胆小鬼”，会被“猎枪瞄准”，或被人从背后一枪打死，因而有过斗争、犹豫，也可能在受刑时会做出不招供的选择，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包括他姐姐吕茜在内的同伴们的信任。同伴们把他掐死是帮助他做出没有招供，仍然是战友和同志的选择。这可以说是萨特思想变化的反映，即是说，自由选择并非是人的为所欲为的选择，因而战友们迫使或为弗朗索瓦做出了符合道德规范的选择。第三类选择便是队长若望的选择，他为了通知60名要按原计划行动的游击队员，而做出了不暴露队长身份，活着出狱继续从事抵抗运动的选择。在他做出这种选择时，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地狱，就是他人”为他的选择过程增添了痛苦。他不忍心看着战友们受刑；他也担心别人说他逍遥自在，没有尝过受刑的滋味；他还忍受了弗朗索瓦的恨和辱骂。值得注意的是游击队员们为了避免无谓牺牲，活着出去继续斗争，而采取了以假供欺骗敌人的集体选择。但这种集体选择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吕茜开始坚决反对作假供，到最后，他们的意见完全统一了时，他们才做出了集体选择。虽然“合作分子”仍然枪杀了他们，但他们集体实现了成为抵抗运动烈士的人生价值。这种集体选择的方式，应当说也是萨特思想有进步的体现，因为，存在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地做出选择，不承认有适合一切人的具有普遍道德标准的集体选择。

对行动负责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又一个核心命题。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人一旦在某种境遇中做出一种选择，他就必须又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承担责任。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愿意主动负责时，他已经在一定的境遇中做出了自我选择。正如萨特服兑：“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做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

《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除弗郎索瓦外，在被捕后关押待审的境遇下，都做出了不当叛徒的选择，彻底地履行了对自己，对他人，对抵抗事业的责任。对自己而言，他们成了烈士、英雄；对他人而言，他们没有暴露队长若望的身份，这就既保住了60名将按原计划行动的游击队员的生命，又使若望有机会出去继续领导游击队的斗争；对抵抗运动而言，他们为抵抗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对抵抗事业的忠诚，会激励抵抗战士们前仆后继，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诚然，他们对行动负责的方式有所不同。卡诺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叫喊一声；昂利疼得忍受不住叫出了声；吕茜默默地忍受了凌辱，并以抵抗事业为重，同意昂利掐死了自己的弟弟弗朗索瓦；索比埃担心自己忍受不了皮肉之苦而招供，以致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便跳楼自杀了；若望打消了自首的念头，准备出狱继续领导游击队从事抵抗运动。尽管如此他们都应当是抵抗运动的英雄。如果要在这个大前提下，按照他们的行动区分他们的英雄行为的等级差异也是公正的、合符道理的。

弗朗索瓦不愿也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他怯于选择，这当然是懦弱的表现。但是战友们帮助他做了选择，并掐死了他。他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他的死也是被迫的。但也可以说他被掐死是对他被迫做的选择承担了责任，因为他没有招供，没有成叛徒，保留了同志、战友的身份。在萨特看来，掐死弗朗索瓦是可以的，必须的。他借用昂利的口说：“60个信任过你的人星期二会象老鼠一样地死掉。要他们还是要他，你选择吧？”这再一次表明了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变化。尽管萨特否认存在有普遍适用的道德标准，但他并不否认根据具体境遇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的道德标准。因此，英雄们有权杀死一个不能按照当时的特殊境遇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懦弱者和潜在叛徒。掐死弗朗索瓦同样是英雄们对自己、对他人和对抵抗事业负责的行动。倘若弗朗索瓦活着，招供当了叛徒，不仅弗朗索瓦本人名声不好，而且还会妨碍游击队员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给抵抗事业带来损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包括吕茜在内的英雄们掐死弗朗索瓦，一方面是抵抗事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弗朗索瓦的爱护。前者体现了萨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置抵抗事业的利益于第一位的正义感；后者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

在《死无葬身之地》中，萨特已经把存在主义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里，从而结束了存在主义一度被视为消极、晦涩、纯理性地探讨人类生存条件和意义的历史。

关于“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这一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萨特在认识上作了质的修正。早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部分，他就作过要写一部伦理著作的承诺，尽管他没能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是他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已经充分反映出了他的伦理道德观念。萨特早就意识到，脱离伦理道德的约束去笼统地提“人是注定自由”是片面的。即是说人的自由选择应当以伦理道德为大前提或先决条件。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人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负责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选择。《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们的各种选择便是如此。当弗郎索瓦欲意做出违反道德标准的选择，对其行动无法对自己，对他人和对抵抗事业负责，萨特同意昂利掐死了他。这种匠心独运的情节安排，正体现了萨特在关于“自由选择”和“对行动负责”概念上的认识进步。也正因为如此，存在主义才更有现实意义和生命力，“自由选择”在现实生活里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奉行的行动准则。可以相信，人类结合现实生活的实践，做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选择，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必将产生出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动力。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是英雄人物，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们有伟大的一面，也会有不足之处。在刻画典型人物的时候，把人物的特征描写得越逼真，作品反映现实的效果就越真切。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在人物刻画上不落窠臼，既没有把游击队员们描绘成个个志向远大、坚强不屈的英雄，也没有把他们塑造成人人满口豪言壮语、没有私心杂念的伟人。在萨特笔下，游击队员们的思想境界有高低之差，信念有坚定和动摇之分，性格有坚强和软弱之别。这样刻画人物心理，处理人物形象是更符合他们的思想实际情况的，也是更为现实的。

描绘游击队员们在等候审讯，等待被处决时所表现出的同志间的友爱，相互鼓励，对亲人们的思念，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向往，也是增强人物形象真实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索尔比埃回答昂利的回话时说：“我有老人。他们以为我在英国。我估计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晚饭吃得早。但愿我能对自己说，他们会突然觉得心紧，感觉到一种不祥预兆……但是我坚信他们是心境平静的。他们会等待我几年，越等越平静。我将在他们心里不知不觉地死去。我父亲大概在谈他的园子了。以前，他总是在吃晚饭时谈起它。过一会儿，他将去浇白菜。（叹口气）可怜的老人！我干吗想念他们呢？这毫无帮助。”萨特通过人物对话，意味深长地描绘出游击队员们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在即将就义之前，谁又不思念亲人呢？谁又不回忆自己经历过的美好时光呢？临刑前，昂利嘱托可以活下来的队长若望说：“你要去看望索尔比埃的父母，要给卡诺里的妻子写信。”这体现了游击队员们之间的友爱情谊流露了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谈到游击队长时，吕茜回答弗朗索瓦说：“他会找到其他人，他们将在别处重新开展工作。待战争结束后，他们将持有贴着自己真实相片的合法身份证在巴黎平平静静地生活，人们将用他们的真实名字称呼他们。”这段话表明了游击队员们对抵抗事业必将胜利的信念和他们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

萨特笔下还有有关若望、昂利、吕茜之间因爱情发生的纠纷和争风吃醋的描写。在忠于抵抗事业的大前提下，出现这种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情感危机也是很自然的，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昂利，他并没有因为队长若望成为他的情敌而产生出卖他的念头。仅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萨特用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形象。

对《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连萨特本人也自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剧本”。他说过：在这部剧作中，“受害者的命运完全是预先决定了的，谁都不会设想他们会招供，因此没有悬念，这是今天人们常用的词。”在戏剧作品中，没有悬念就没有艺术的吸引力，这是人所尽知的常识。事实上，不仅人们对萨特剧本的总体性误解乃是一种偏见，而且，萨特本人的说法也未必准确。萨特把自己的剧作命名为“情境剧”。所谓“情境剧”，自然是更强调“情境”在戏剧本体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所指出的：“只有求得各类观众的统一才成其为戏剧，因此必须找到普遍的情境，即所有人的共同情境。迫使人物陷入这种普遍的极端的情境……于是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选择了自己。”“如果人确实在一定的处境下是自由的，并在这种身不由已的处境下自己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应当表现人类普遍的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下自我选择的自由。”萨特“情境剧”的理论固然与存在主义哲学概念有内在联系，诸如“自由”“选择”等等，然而，它却指明了戏剧本体的一个层面，即要为人物营造特定的、具有普遍吸引力和情感张力的情境，使其通过在情境中的选择完成人格的实现。对剧作家说来，为人物营造各种情境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则是真正把握人物在情境中的行为逻辑及情感流程，这就需要具有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在这些方面，萨特作为剧作家堪称大师。基于此，他的剧作虽有哲理的深刻性，却又未囿于哲学观念的形象图解，而是能把戏剧艺术的吸引力与人物形象的感性丰富性融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审美品位。《死无葬身之地》可称为“情境剧”的代表作。

从《死无葬身之地》出发，可以看到，萨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存在主义“离开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从唯我论的主观唯心论出发，把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的个人自由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以致最后往往坠入悲观主义的深渊”的局限性，已经不再局限于把注重“环境的确定性”，仅作为存在主义作品的主人公主观感受和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而明确地把表现时代特点、历史发展趋向、描写人物行动、塑造典型性格作为目的，已经赋予其存在主义以革命战斗性的、时代政治的、伦理道德的乳汁。从而使他的文学作品的哲理性、文学性和现实性’达到了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这就给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带来了生机。

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倡者，被誉为“存在主义的鼻祖”。其主要作品有：《恶心》（1938）、《存在与虚无》（1943）、《苍蝇》（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