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10 16:37
《死者的奢华》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怀着身孕的女大学生，为了赚取流产手术的费用，和文学部的一个男生应招前来打工，为医学部解剖室搬运尸体。作者细腻地描述了这两个大学生和一个在解剖室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管理员搬运尸体的过程和各自在其间对生命与死亡的不同感悟。文中深沉的存在死亡思索成为大江健三郎文学闪烁“异才”的起点。对十五人感化院少年被关在封闭的墙壁里求生状态的描写，被认为是作者初期的艺术高峰之作，本书集社会现实、个人经历与幻想、神话世界交相辉映的图景贯穿全书，是大江健三郎的代表性作品。
《死者的奢华》该小说描写大学法语系学生“我”和一个怀孕的女学生在打工中的感受。在将医学系保存在酒精中的解剖用的尸体搬进新的酒精槽的过程中，主人公“我”感到尸体如同地板、水槽一样实在、安定，从而产生了许多关于生与死、人与物、意识与肉体之类的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思考。在令人窒息的尸体处理室中忙碌了一天的“我们”，最后却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所做的一切都成了徒劳，甚至能否领取报酬都成了问题。通过主人公“我”的感受，大江健三郎细腻地描述了这两个大学生和一个在解剖室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管理员在搬运尸体时各自对生命与死亡的不同感悟，描写了活着的人之间的心灵的障碍，以及人的生存的不安定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死者似乎比活人更具有生命感、安定感。与生者的徒劳感相比，生命感、安定感对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幸福。以大学生为主人公，以“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以“徒劳”作为小说的结局。
二战使得人的生存价值严重失落，人成为自身创造的“文明”的奴隶。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从贫困、混乱状态渐渐走上现代化道路。物质丰富而精神生存领域却产生了严重危机。时间上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机械的“日常生活”使人不堪疲惫；空间上，都市化使人物质生命生存空间越来越拥挤而精神生命生存空间却越来越疏远。人们彼此孤立，不能沟通，甚至敌视。
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带来的模式化和批量化的复制增殖也对个体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生存价值的失落，生命意义的消解，20世纪大众神经官能症对人的精神造成惨重的戕害。
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曾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1901—1975）的影响，他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与此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死者的奢华》载于《文学界》（1957）上。
“我”
主人公“我”是一个虚无的青年。他是大学外语系的男生，到医学系打零工，工作是把地下室旧水池里浸泡的尸体搬到旁边的新水池去。
“女学生”
《死者的奢华》小说中的“女学生”并非普通的在校女生，同时还是一名身怀胎儿的母亲。“女学生”准备拿打工挣的钱打掉孩子，因为她害怕“我自己活着本身就带着如此暧昧的感情，在此之上还要生出新的另外的暧昧性” 。这是她为逃避生者的无奈而做出的消极选择。但当她接触了死者，充分认识到死者难以动摇的“明确”和“自由”的优越性之后，终于决定生下孩子。“女学生”力图为孩子选择一种明确的生存姿态，正是为避免胎儿被生者的暧昧感情所杀死的命运。而生活本身又同“女学生”开了个大玩笑，当她终于想把孩子生下来时，孩子却又逃脱不了夭折的命运。
《死者的奢华》的主题思想即生者可怜、死者奢华。《死者的奢华》中的人物都被社会、权力随意操纵，无法保证作为人的自主性，如同动物式的存在一般。这种充满相对性、可被任意解释的人生自然十分暧昧，并且缺乏人的尊严。
而与此相对，死者在经过彻底的物化之后已演变为绝对化的存在，充分具备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可能性，死者之间通过赤裸而直率的交流打破了“墙壁”之围，从而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作者意欲揭示出生活在战后日本社会里的人们毫无独立感、受人摆布、被人主宰的命运，反衬出芸芸众生琐碎、暧昧的生活状态。
启蒙意识
“监禁状态”构筑了大江健三郎的早期文学世界。战后日本社会是暧昧而执拗的“监禁状态”，而“我” 、亦即“日本青年”已经失去了对这样时代的意识。既然渐渐失去敌意是“监禁状态”带来的最具杀伤力的恶果，那么就有必要像鲁迅要唤醒昏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一样，唤起被封闭在其中的人们的“危险的感觉” 。在人们身处危险境地却浑然不觉时，这种“唤起”正是大江健三郎战后再启蒙意识的显现。
“我”与“我们”：将时代相对化的“装置”
大江健三郎曾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的后记中自言：“被监禁的状态、被封闭的墙壁里的生存状态”构筑了他早期文学世界。“监禁状态”一词成了把握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特征时最显而易见的标志。大江健三郎从一开始就对小说的方法和主题的问题有着清醒的意识。作者的“监禁状态”，是一种可以使被监禁在里面的人渐渐失去“被监禁”的意识的暧昧状态。于是可以说，作者意在强调：当今的时代是暧昧而执拗的“监禁状态”，而“我” 、“我们”“旧本青年”已经失去了对这样的时代的意识。
“徒劳——墙壁”意识
小说结尾写道：“我想，今晚非得干一通宵不可了。这种活儿又困难，又麻烦，又非常费力气；而且，为了让办公室付给报酬，我还得出面交涉。我急忙跑下台阶，但却有一种膨胀的、沉重的东西涌上喉咙，吞咽下去又翻滚上来。”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这种“徒劳”意识，乃是由于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墙壁”的内涵。
由于大江健三郎深受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他早期的小说《死者的奢华》不管是立意还是表现方法，都明显地有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痕迹。《死者的奢华》通过主人公“我”和另一位怀有身孕的女大学生辛辛苦苦地搬了一天尸体，最后却被告知那些尸体已经毫无解剖价值，因而他们一天的劳动也毫无意义，他们无法领到报酬这样一个故事，来象征人生的徒劳和没有价值。《死者的奢华》整篇小说都是用具体的小故事来象征作者自己的哲理思想的作品。
大江健三郎（1935年—2023年3月3日），日本作家，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专业。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个人的体验》等。1994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