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小规模试掘，时间1928.10.13—31日，由主持董作宾。从洹河南岸至小屯村中分三个发掘区，共开探坑40个，发掘面积280平方米，共发现甲骨文854片、以及铜、陶、蚌、玉石器等。

1929.3.7——5.10日由李济主持，分村北、村南、村中三个发掘点，共开3*1.5米探坑43个，面积280平方米。这次发掘开始注意到地层的划分和对灰坑、墓葬等以及现象的考察。发掘中共发现甲骨文740片、大量陶器、兽器、陶范、铜器及石器。

1929.10.7——21日，11.15——12.12日，由李济主持，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和西北两处，采用开纵横探沟的方法以了解地层情况。在村北开30~40*1米探沟21条，3*1米探坑118个，发掘面积836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4座、灰坑11个，出土甲骨文3012片。著名的大龟四板、牛头刻辞和鹿头刻辞为这次发现之精品。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陶器中还发现了一片彩陶及一些釉陶、白陶片。在村西发现墓葬6座基殷代文化堆积层。通过这次发掘，李济认为：“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

1931.3.21——5.12日李济主持，地点小屯村北、四盘磨、后冈等。小屯村北发掘，开始将小屯遗址分为A、B、C、D、E等五区，分别由梁思永、郭宝钧、董作宾负责。开探沟175个，面积大约1470平米，发现大片版筑基址、房子、灰坑及墓葬（18座），出土甲骨文782片，青铜武器、工具及铸铜陶范，陶器有白陶、釉陶、灰陶等，还出土有玉石、骨牙、蚌器等。坑E10中出土大量兽骨，邮鹿头刻辞、虎头骨、象牙床、鲸背胛、牛骨及鹿骨等。尤以象骨及鲸骨的发现，对于研究商代的动物群以及当时的气候、生态环境与交通更具有重要意义。

四盘磨发掘由吴金鼎、李光宇负责。开5*0.7~1米探沟21个，发掘面积100余平米，发现灰坑、墓葬等，出土陶器、铜器、石器、蚌器等。

后冈发掘由梁思永负责，开探沟25个，发掘面积216平米，发现白灰面房子、窖穴等，出土彩陶、黑陶、灰陶、以及骨器、石器、蚌器，并出土一块字骨。这是小屯以外第一次甲骨文字的发现，这次发掘的最主要的收获是发现了殷代、龙山、仰韶文化直接叠压的地层关系，从而确定了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

1931.11.7——12.19日由董作宾主持，地点小屯、后冈，小屯村发掘出原有五区以外又开F区，参加发掘的学者有董作宾、郭宝钧、石璋如。公开探坑93个，发掘面积818平米，发现房基、窖穴（9座）等，出土甲骨文381片，首次发现版筑基址叠压大圆坑的地层关系。后冈发掘11.10——12.4日，参加发掘的有梁思永、刘耀等，共开探坑20个，发掘面积385平米，除发掘龙山时期的白灰房子外，还发现一条长70米，宽2~4米的夯土围墙。

1932.4.1——5.31日由李济主持，发掘地点有小屯、高井台子、王裕口北地。小屯发掘共开探坑82个发掘面积约900平米。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刘屿霞、石璋如、李光宇等。发现一处面积为30*10的版筑基址，上有三座门及排列整齐的柱础石，学者们断定为宫殿遗迹。高井台子位于侯家庄西北，洹河之滨。发掘者吴金鼎、王湘，共开探坑33个，发掘面积约300平米，在这里又一次发现殷代、龙山、仰韶文化层叠压的现象。李济、吴金鼎在王裕口北地发掘，开探坑9个，发掘面积约116平米，发现殷代墓葬及窖穴等。

1932.10.19—12.15日，主要在小屯村北的A、B、C、D四区工作，又李济主持，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石璋如、李光宇。共开探坑173个，面积为1612平方米。发掘多座版筑基址，形状有矩形、凹形、条形等，上排列有整齐的柱础，还有窖穴、房子、墓葬等（16座）。它说明小屯北地确为殷代宗庙宫殿所在。窖穴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如坑E161出土成层鹿角，坑E181出土5801件珍贵文物，还发现甲骨文29件，墨书白陶残片一件，上有毛笔书写的“祀”字。

1933.10.20—12.15日由郭宝钧主持。地点在小屯、四盘磨、后冈。共开探坑136个，面积约300平方米，发现两处版筑基址，基址上除石础外，还有铜础10个，龙山窖穴4个，殷代灰坑一个，隋墓9座，出土了甲骨文297片，以及殷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四盘磨发掘自1933.11.15—21日，发掘者李光宇，开探坑2个，计20平方米，发现殷代小墓一座。后冈发掘1933.11.15—1934.1.3日，发掘者刘耀、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共开探坑57个，发掘面积约300平米。除继续发掘夯土围墙外，还发现了一座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殷代小墓两座。大墓四隅发现殉葬人头28个，此乃首次发现殷代殉人遗迹。

1934.3.9—4.1日，由董作斌主持，参加发掘的有刘耀、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尹焕章。地点在小屯村北、侯家庄南地、后冈、武官村南霸台。共开探坑28个，面积约300多平米。发现版筑基址、灰坑、灶各一座，隋墓4座、甲骨片441片及其它文物。在小屯发掘之际，侯家庄村民在村南地盗掘出甲骨文，董作斌得知后当即停止小屯发掘，全体工作人员调往侯家庄南地发掘。共开探沟120个，面积1271平米，发现夯土基址两处，窖穴15个，墓葬19座。出土甲骨文、铜、陶、玉石器等。其中以大龟7版为最重要发现。自此出土甲骨文地点自小屯、后冈外，又增一处侯家庄南地。后冈发掘继续发掘龙山时期的夯土围墙和殷代大墓。结果找清了龙山围墙分布范围及其大小，特别是后冈大墓的发现，启示学者们去寻找殷王陵的信念。

1934.10.3—1.1日，参加发掘的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尹焕章、胡厚宣。地点在侯家庄西北冈，面积约3000平米。在西区发现4座带4条墓道的大墓，在东区发现小墓63座，发掘了32座，其中大多为祭祀坑。学者们根据大墓的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精美，推断其为殷代帝王陵墓。

1935.3.15—6.15日，参加发掘的有石璋如、刘耀、祁延霈、李光宇、王湘、尹焕章、胡厚宣、夏鼐。发掘面积8000平米，在西区将四座大墓挖到底，在东区发掘了411座小木（大都为祭祀坑）。其中埋砍头及全驱人葬坑外，还有车葬坑、马坑及动物葬坑。出土大量器物，其中有青铜器牛鼎、鹿鼎、大圆鼎，数以百计的铜盔、大量的戈、成捆的茅，精致的石雕、玉器、牙雕、仪仗漆器等。

1935.9.5—12.16日，地点在侯家庄西北冈，为殷墟发掘以来工程最大的一次，面积约9600平米。在西区发掘了三座带4条墓道的殷代大墓（M1217、M1500、M1550），一座未建成的大墓M1567以及少量的小墓（殉葬坑）。在东区发掘了一座带4条墓道的大墓M1400、两座带两个墓道的大墓M1443、M1129，785座小木（大多为祭祀坑）。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骨器、仪仗器和一件罕见的蟒皮或鳄鱼鼓。

1936.3.18—6.24日，由郭宝钧主持，参加的有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懿。地点在小屯村北B、C两区，面积约4700平米，发现版筑基址4处，灰坑127个，墓葬181座（其中一部分为祭祀坑）H127甲骨坑出土甲骨文17096片，其中完整龟甲达300版之多，实为殷墟发掘以来最为惊人的发现。

1936.9.20—12.31日，有梁思永主持。发掘地点在小屯村北C、I两区，面积约3950平米，发现版筑基址26处，灰坑122个，墓葬132座（部分为祭祀坑）以及水沟等，发现了一批精致的铜礼器、玉石器及大量的陶器、青铜武器等，出土字甲2片。

1937.3.16—6.19日，由石璋如主持，地点在小屯村北C区，面积约3700平米，发现夯土基址20处，窖穴220个，祭祀坑和小墓103座及水沟等。出土甲骨文599 片以及一批铜器、白陶、玉石器等，还出土了一批陶范、陶模和内范。

一是基本搞清了殷墟的总体布局和结构。安阳西北洹水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形成周边约36平方公里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其中，小屯村东北为宫殿宗庙基址，有明显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建筑格局，小屯村北发现有制玉作坊，小屯村南发现有制作青铜器的铸铜作坊遗址，北辛庄南、大司空村南等均发现有制骨作坊遗址。洹水北岸的侯家庄、武官村一带为王陵区，共发现大墓13座，包括武官村大墓、妇好墓等，有一定数量的人殉与人牲以及排列密集的人祭坑。

二是发现了洹北商城。盘庚迁殷之初的商城位于洹水北岸保护区北部，城垣近乎方形，南北2.2公里、东西2.15公里，城内四周有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城内北部分布有以房址、水井、灰坑为代表的居民点。

三是青铜器等商代文物的大量发现。殷墟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包括礼器、酒器、兵器、乐器等，以鼎、觚、爵、尊等较为常见。除青铜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

四是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面对“疑古派”对古史的质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等学者选择了以考古学作为武器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小心求证”。而之所以选择首在殷墟发掘，首先得益于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研究。前有安特生对仰韶遗址发掘后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那么在没有更多对史前历史认识的情况下，选择时代与性质都有一定考定的殷墟进行发掘便成为首选。殷墟发掘不仅确认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还出土了包括王陵、宫殿建筑基址、车马坑、青铜器、玉石器等遗存，为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商的信史地位。从研究方法来看，也丰富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由地下出土文献引申为地下出土的所有材料，方法使用上虽有争议，但在当时却为证史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进步的方法。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将考古学用于解决中国古史问题的开端。虽然我们经常将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但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有明确研究目标、由官方组织、形成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考古发掘是从殷墟开始的。面对安特生的“中华文化西来说”、“疑古派”对古史的质疑，赓续中华文明根脉成为当时治史学者的目标。傅斯年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方向，并以殷墟为主要工作对象，开启了考古发掘工作。十年间，殷墟发掘由以收集甲骨为主到对遗物的全方位收集，田野考古由以水平发掘发展成按文化层（自然地层、土质土色、包含物的综合体）发掘，将发掘遗物科学整理后以专刊或集刊的形式发表考古发掘报告，培养了大批的考古学家。科学的考古学正式成为史学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史学“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

虽然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证实了商的史实，但还是无法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特别是在安特生所谓仰韶“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证据面前，加之“疑古派”对中国古史的质疑与学者对中国人种西来说的推崇，传统史学似乎很难从根本上触动“中华文化西来说”。而殷墟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则对“中华文化西来说”提出了挑战。根据“后岗三叠层”小屯（商文化）、龙山、仰韶三个时代叠压关系与器物类型分析，研究者认为小屯文化是来源于黄河下游的、与仰韶文化不同体系的史前文化，并提出中华文化起源“二元说”，这是国人首次以考古材料对“中华文化西来说”提出挑战。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研究者还没有区分出前仰韶文化，也无法直接判断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早晚关系，但却以一种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为解决中华文化源头问题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