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国人民邮政还发行了编号”文12“的《毛主席去安源》（尺寸：40 x 60mm）邮票，全套1枚，面值8分。设计者为孙传哲、万维生、李大玮。

发行总量5000万枚（1997年参考市价110元）。《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简称“文12”)以文革期间风靡全国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为图案,邮票由于采用大票幅40mm×60mm规格,较好地反映了油画的原貌,深受人们喜爱。

发行邮票的同时，邮电部发出通知规定：“为确保毛主席像在邮票上的尊严、清晰起见，见贴有《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的邮件，一律不得将邮政日戳盖在邮票上，应将邮政日戳盖在邮件正面空白处”。后因发现部分人钻了不销票的空子，多次使用《毛主席去安源》邮票，邮电部军管会进行了两次研究，认为邮票仍要盖销，但最好不要盖在毛主席的脸上，而是盖到邮票的左右两角，于同年11月通知恢复盖销寄发。

2013年7月1日，非洲尼日尔发行《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木质小型张，该邮票小型张采用北欧优质桦树皮印制，法国卡特印刷厂印刷(该印刷厂曾经于1997年为中国邮政印刷《香港回归祖国》金箔邮票小型张)。这枚木质邮票小型张尺幅非常大，相当于一本32开本的图书大小，面值6500西非法郎，发行量3000枚，全部有流水编号。

1980年代曾受到石鲁、叶浅予等名家和《美术》杂志的批评，谨严持重的美术史家也指出“其艺术性远远赶不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重要的美术作品”。

1995年10月刘春华将该画交中国嘉德公司举行的“95'秋季拍卖会”拍卖605万元（拍得者为中国建行广州市分行）。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记忆，并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被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的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李绍洲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江西省萍乡市有关部门决定依照该画原作中毛的形象，塑造一尊毛泽东青铜雕塑像，安放在萍乡市安源煤矿新建的广场上。铜像采用芯块树脂砂技术，以锡青铜为材料，重3.7吨，高5.2米，基座高2.8米，整座雕像8米高。2004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央视十套播出的系列节目《记忆·毛主席去安源》，也回顾了该画引起的历史场景。意味深长地透露出转型期社会冲突激起的情绪波澜和官方意识形态诱导的指向性。

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中的一幅画。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参与执笔创作。1967年10月该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画报》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名、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1968年7月1日经当时江青批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隆重、热烈、公开发表。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当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时候，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敬迎宝像。作者：刘春华，现任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中国画坛百杰”称号。

该画采用左右对称的图式构成，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画面上的青年毛泽东身穿一件传统的中式长袍，一只手拿着一把油纸伞，另一只手握着拳，意志坚定地大步走在山路上。作者在当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将毛主席安排在正朝观众的位置，他远远地，而且镇定自若地朝我们走来，像太阳带给人民希望；高昂的头微微侧转，以表达他的革命精神，不怕艰险和强暴，勇敢斗争并赢得胜利；紧握的拳头表达他的革命意志坚定，不怕牺牲，决心克服困难去解放中国和人类，自信一定会胜利；手中的旧雨伞显示他刻苦工作，生活简朴的作风，为革命长途跋涉，风雨兼程，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崎岖坎坷的小路。秋风吹拂着他的长发，吹动他的长袍，预示着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背景上疾行的云，揭示毛泽东在斗争最尖锐的阶段抵达安源，和他的平静坚定的自信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当时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读书太多太难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这是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从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 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 000名工人服务。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丝毫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触动。

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工人们的这种敬重并不利于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护者？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来了。夜校办得不成功，毛泽东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顶用的日校。

毛泽东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但倒是个好的教学方法。

1922年9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直到1921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常。4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指挥工人呼口号。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1921年11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毛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对长沙9 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 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

20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其后该画被收入全国统一的中小学课本作插图，并被仿制成上百种毛泽东纪念像章、石膏工艺品等，广为传播。1960年代杭州东方红丝织厂曾以此画为蓝本出品了巨幅织锦（2.2 x 1.5m），气势雄伟（1992年10月13日在北京21世纪饭店拍卖，以6.3万美元成交）。1968年中国人民邮政还发行了《毛主席去安源》（尺寸：40 x 60mm，编号：文12）8分币值邮票（设计者为孙传哲、万维生、李大玮）。发行总量5000万枚（1997年参考市价110元）。

执笔者刘春华因此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荣誉，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经常参与外事接待等国务活动。

1980年代曾受到石鲁、叶浅予等名家和《美术》杂志的批评，谨严持重的美术史家也指出“其艺术性远远赶不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重要的美术作品”。

1995年10月刘春华将该画交中国嘉德公司举行的“95'秋季拍卖会”拍卖605万元（拍得者为中国建行广州市分行）。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记忆，并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被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的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李绍洲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3]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2004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央视十套播出的系列节目《记忆·毛主席去安源》，也回顾了该画引起的历史场景。意味深长地透露出转型期社会冲突激起的情绪波澜和官方意识形态诱导的指向性。

↑ 先后参与组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安源罢工的，还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 为了赎罪补过，侯一民后来完成了油画《毛主席与安源工人在一起》（1979）。

↑ 法院判定，油画存放在建行，其国有状态没有改变，国家财产并未实际受损。因此对中国革命博物馆请求刘春华和建行返还油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指出，刘春华不是油画所有人，不应该将其作为个人所有财产委托拍卖，也不应得到拍卖价款。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已超出通过诉讼追索时效。因此，刘春华不自愿交返拍卖所获收入，法院亦不能强制他返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毛主席去安源>铜像落成》，“商都信息港”2002年9月20日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风靡一时，据有关部门统计，该画共印9亿多张，超过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数，即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这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这幅身价百倍的油画，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鲜为人知的历史。

【创作展出油画 精确修改说明】

1967年夏，北京筹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读书的刘春华，被选派参加展览的筹备工作，他承担的具体任务是，画一幅反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刘春华当时只有24岁，还是一名在校学生，而且没有专门学过油画。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于这年7月初来到安源矿体验生活，采访老工人，了解毛泽东多次来安源的情况，加深对毛泽东在安源革命实践的认识。

创作《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最重要的是表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形象和思想。刘春华等人广泛搜集了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以及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和安源工人运动史料，并反复学习和研究。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在构图上把毛泽东的形象安排在中心位置。在动态处理上，让毛泽东的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含义：稍稍扬起的头和稍稍扭转的颈部，表现毛泽东不畏艰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紧握的左手，表现毛泽东争取解放全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右手挟一把雨伞，说明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

刘春华根据主题的需要和群众欣赏的习惯，利用油画表现力丰富的特长和中国传统绘画细致的优点，大胆尝试，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前夕，创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画。因为当时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故作品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后来有人提出，单幅油画作品很少有“集体创作”的，总不能你画人像，我画天空。此外，该画在当时又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毛泽东出现时，要阳光普照大地。还有人指责画面上就毛泽东一人，孤零零的，这不是影射毛主席脱离群众吗？但是作者刘春华坚持己见，宁愿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挂上了个人“执笔”署名。

1967年10月1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面。该画说明词称：“毛主席1920年去安源”。10月18日，安源工人出身的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少将观看展览后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有误，他记忆中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秋天。

事后，王耀南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他直接向毛主席询问第一次到安源的时间。一天饭后，毛泽东与警卫战士在一起闲聊。汪东兴的秘书高长臣问：“主席，您第一次去安源是1920年吗？”毛泽东沉思片刻，操着浓厚的湘潭口音，不紧不慢地说：“20年我有没有到过安源，记不清了，21年秋这一次是对的。”

10月24日，王耀南向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于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立即改为：“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

【誉为艺术之花 高温推向全国】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刚刚问世，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的群众对这幅油画推崇备至，留言写满整整4本，有的呼吁出版该画，有的甚至说出版后要认购几百张。但展览筹备处无权决定此事。后来，《人民日报》拟刊用该画，将其制版送中央审查，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当即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署上作者名字。江青68.6.30”

1968年7月，该画在全国公开发表并大量印制发行。《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大造舆论，称该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随后，又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住室里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画。同年10月1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

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影响更大。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7月8日，是安源矿工们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们日夜渴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运来了，安源煤矿革命委员会连夜举行了授画仪式，矿工们手捧这幅革命油画……表决心、立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时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动工兴建建筑面积为3200多平方米的“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正门中央的最高处，就选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头像，用瓷砖镶嵌而成。该馆的序厅和展厅中，均陈列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

【毛泽东评价】

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1972年9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该馆陈列内容也作了适当的调整。鉴于序厅中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出现霉点，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该馆便将这幅油画撤下。

物以稀为贵。《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之后，反而愈形珍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拿出库存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章销售，观众争先恐后地抢购。当年发行的面值8分的《毛主席去安源》的邮票，更是身价百倍。

1991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为迎接安源大罢工胜利70周年，在北京召开基本陈列内容修改方案座谈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史学专家在会上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可以陈列。油画作者刘春华是北京画院院长。该画是专为安源而作的，符合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肆宣传过就不敢陈列。

根据专家意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于199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70周年前夕，在基本陈列中恢复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这幅油画的原作虽然已于1995年秋以550万元在北京拍卖，但另一幅由作者亲手临摹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至今仍保存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油画表现毛泽东去安源是步行去的。最早说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江青于1966年11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代表时说：“安源煤矿毛主席是走去的，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遇到一个老乡就聊聊。”1967年6月，刘春华为北京“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会创作油画到安源体验生活时，就是按照江青的这个“指示”，一直在“走”字上动脑筋。他反复思考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的具体情节：毛泽东从长沙清水塘出发，估计是乘火车到萍乡，再从萍乡步行到安源，为了熟悉环境，刘春华几次到萍乡至安源的铁路上步行。他首先有过毛泽东走铁路的构思，后因透视关系，铁轨在画面上所占的比重过大而取消。最后，画面上完全未画出铁路，而在山坡上露出半截电线杆子。刘春华解释说，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电线杆总是与铁路相随，以便吻合毛泽东是“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说法，某具有权威性的革命纪念馆也说该油画“是对毛泽东1921年秋天去安源的真实写照”。

其实，油画表现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是与史实相悖的。当时毛泽东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是否可能先从长沙乘火车到萍乡县城，再从萍乡县城步行到安源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1921年秋天毛泽东到安源时，粤汉铁路（广州市到汉口）和株萍铁路（株洲到安源）均已开通。1899年修通的萍安铁路（萍乡县城到安源）和1905年修通的株萍铁路（湖南株洲至萍乡安源），为江西铁路之先声。到1921年，安源每天有两列运煤的火车开到长沙，并在运煤列车上挂上几节客车车厢，以方便旅客从安源到长沙，交通因之十分便利。毛泽东是第一次去安源，他不可能明明知道火车可以直达安源，还中途在萍乡县城下车，再一步步走路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不是毛泽东需要指导萍乡县城的革命活动，而在萍乡县城下车，指导完工作以后再步行去安源呢？也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多月前刚刚在上海召开，当时萍乡这个小县城还没有中共的组织和革命分子的活动，萍乡县境内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也还是1922年2月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工人中成立的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

江青和刘春华都认为毛泽东当年是步行去安源的，其实他们都不熟悉这些历史情况。油画作者刘春华到安源体验生活时才24岁，还是一名学生，他为创作油画虽然对安源革命历史作过一些调查，但他还是只能局限在江青的是“沿着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说法构思画稿，特别是1967年他从北京到安源时，火车客车确实是只能到萍乡城区，再从萍乡城区坐汽车到安源。在这位年轻人的想象中，全国解放都18年了，安源都没有开通火车客车，毛泽东当年去安源更不可能是坐火车，而是步行走去的。事实上，在安源运煤列车上挂客车车厢的做法，在1937年浙赣铁路修通以后就取消了，从安源去长沙的旅客，只有步行到萍乡县城再上火车客车，当年安源运煤列车上挂客车车厢的事，逐渐被遗忘，作为一名外地的学生，刘春华更无从知晓，于是便出现了画面上毛泽东步行去安源的情景。上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曾10次到过安源和萍乡县城，现在萍乡的中共地方史工作者和地方志工作者都无人去考证他每次来时究竟是坐火车、汽车，还是骑马、步行。这次因为牵涉到该画的步行画面，才不得不作深入的研究。

这幅画客观的评价，应该说是中国油画历史上一幅经典之作，在亿万中国平民百姓心中是有着崇高地位的，叶浅予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说法我看也不是那么客观，每一个画家有每一个画家喜欢表达的方式，这只是当时这幅画的作者经过反复构思，构图，自己认为最能表现毛主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所以说这幅画是文化大革命时代最有感召力的一幅优秀作品，是那个时代产物。在红色收藏逐渐升温的现在，与此相关的丝织品包括印刷品等各种收藏品都被炒到甚至上百万的高价，不得不说这幅画几乎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记忆符号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