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出版的处女作《两个朋友》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他还同出版商订了合同，翻译爱德华·吉本的长篇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但未完成。

对毛奇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在1828年发表了重要的军事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受到军界的重视，因而调到柏林总参谋部所属的地形测量署工作。在这以后，毛奇主要关心社会政治史和军事史，写了《论波兰的内部关系和社会状况》等论文，并开始为总参谋长起草文件。

当时的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对总参谋长曾说道：“你不要小看这个瘦得像铅笔似的年青人，他确实是有东西的哩。”

1834年，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到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受命出使，帮助土耳其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土耳其的影响。毛奇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视察达达尼尔阵地并提出改进设施；勘察巴尔那要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毛奇特别详尽地勘察了伊斯坦布尔及其四郊，绘制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图。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发生战争，遭到失败，普鲁士军官也被迫离土回国。毛奇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4年多后于9月到达维也纳，写了《论1839年夏季的土埃战争》的文章。他把土耳其的失败原因归之于缺乏统一指挥，司令拒绝接受意见；领导人相互猜忌；军事动员缓慢和士兵战斗力差等。他开始考虑，在一个新的时期，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使欧洲和德国的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革命、民族起义和战争危机不断发生。这一切毛奇都切身感受到了。但是毛奇的宦途并不顺利。

1842年才升为少校，在柏林第四军参谋部供职。这时，他参加汉堡铁路的管理，使他有机会观察铁路、技术在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

1844年毛奇完成军事论文《1828和1829年的俄土战争史》，考察了俄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战争同政治联系起来。

1845至1846年，毛奇作为普鲁士亨利亲王的副官住在罗马。除了写军事论文外，他还绘制了详细的罗马地形图。这样一些平淡的职务调动和写写文章的生活，满足不了毛奇的野心。他要当指挥官，而不是被指挥的。“如果我有一块地盘，我自己是主人，那该多好啊！”当时他希望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试验他的一些设想。

在40年代，毛奇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它的两个要点是：德国要统一，但必须统一于普鲁士王朝，“普鲁士必须成为德国之首”；德国要成为欧洲强国,但必须用武力来排除统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用战争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尊严”。因此，他一方面反对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把民主派说成是普鲁士最凶恶的敌人，要求用武力来恢复秩序，“自由有时产生于秩序，但秩序决不会产生于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主由普鲁士君主政体掌握统一的旗号，进行军事改革，反对欧洲其他大国的阻挠和破坏。毛奇的军事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大致形成于五十年代。毛奇没有论战略和战术的军事专著，但他的大量的军事论文体现了这些思想。他详细地研究过拿破仑战争，承认拿破仑无可比拟的军事才能。但他认为拿破仑缺少完整的战争体系，凭着个人的筹划和决心指挥作战。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更大规模的战争中是无法达到的。他更多的是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承认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毛奇把自己看成是克劳塞维茨的学生，对重大的战争和战役都进行政治分析。但是这个学生更多地着眼于战争，把战争作为决定性的手段，认定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让位于战争，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到战争结束。在毛奇那里，很少有什么“绿桌战略”——通过谈判达到目标的考虑。在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毛奇军事思想，大致可归纳为：

一、创立大规模的总参谋部体制。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应当成为总司令（国王）“唯一的顾问”，由它制订战略和策略，协调军力和物力，统一军事行动的指挥。

二、必须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不仅要更新军队的装备，把老式的铳膛枪炮换成新式的后膛击发枪炮，而且要把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目的。大规模的铁路建造能加快军队的动员和部署，保证部队的调动和接应。铁路和电报不仅克服了以往的给养限制、季节限制和传递限制，而且有可能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兵力和装备投入某个战场，形成优势兵力，完成战略部署。毛奇提出了所谓“普鲁士的铁路政治”，把铁路、电报乃至刚刚出现的系留汽球都作为战略行动的辅助手段，并把一系列科学如统计学，国民经济学,地理学，测量学等用于战争。

三、对总参谋部军官进行教育和训练，以适应新的战略和执行新的战争计划。统帅部只给各军领导规定战略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执行方式由各军领导自己决定，要求他们充分发挥主动性。毛奇制定了一套所谓“通用指令”，代替以往生硬的“作战命令”。

四、进攻，但必须“先思而后行”。进攻是毛奇的军事原则，而“先思而后行”是取得进攻胜利的保证。“军队开始行动时，应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国家的各个方面考虑在内”，要求在战前极其细心、详尽、谨慎、周密地规划和拟订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一当战争开始，就采取攻势。毛奇主张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战，反对防守战略。

毛奇是普鲁士容克-大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最主要代表，他奠定了领导现代大规模军队作战的基础。毛奇的政治态度、军事思想及其才能，终于赢得普鲁士最高当局的赏识。19世纪五十年代毛奇的晋升是惊人的。1851年底毛奇成为上校。1855年担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亲王的副官，升为将军，陪同出使欧洲各国。1857年被任命为方面军的参谋长；半个月后又委以领导陆军总参谋部的工作。1858年9月，毛奇正式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这时毛奇近58岁，其他军官到这个年龄都要求退役，而毛奇认为他的事业刚刚开始。毛奇刚上任时，总参谋长一职仅仅等同于军政部中的一个分部主任，权力和财力都很小，不能参加以国王为首的军事权力中心的决策，对军队的部署几乎没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在于训练总参谋部军官，提供军事情报等。毛奇不声不响，埋头经营，逐步扩大总参谋部的编制和权限，并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大规模草拟普鲁士反对法国、奥地利乃至俄国的作战计划。六十年代初，总参谋长已经同首相、军政大臣平起平坐了。

毛奇的军事战略紧密配合着1862年上台的宰相俾斯麦的政治战略——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1864年初，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两公国的普丹战争爆发，毛奇作为总参谋长在统帅部指挥部队。按照他的作战计划，普鲁士军同奥地利军采取钳形攻势，很快击败丹麦。1866年初，普奥战争迫近。普鲁士国王指令，这次战争的军事命令直接由毛奇发给战地各军，而无需再通过军政部。毛奇把所有铁路动员起来，迅速运兵到边境。5月末，普军28万人已沿60英里长的弧形战线列阵。7月3日，毛奇迫使奥地利军队在捷克的萨多瓦村附近决战。当毛奇在望远镜里看到普鲁士的几路大军最终按计划赶到会战点时，他对普王只说了一句：“陛下今天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克尼格雷茨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普奥7周战争最后的结局是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统一了整个德国北部和中部。当和约刚刚签订的时候，毛奇已拟订出反对法国拿破仑三世干涉的战争计划。

1870年，普法战争危机终于出现。这一次毛奇被任命为“国王陛下统帅部的全军总参谋长”,实际上是全权指挥。毛奇把德军38万4千人分为3个方面军，采用“铁路进军”、协同配合、分割包围的战术，击败混乱一团的法军。8月31日色当会战开始时，毛奇对普王说：“近卫师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9月2日，拿破仑三世率10万法军投降，法国败局已定。毛奇继续驱兵直逼巴黎。1871年1月18日，普王在凡尔赛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最终统一起来。

德国统治阶级把统一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俾斯麦，毛奇和军政大臣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归功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国王在庆功宴会上说：“您，罗恩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正确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您们三位。”

这几场战争的胜利，使毛奇的声誉日隆。对奥战争胜利后，毛奇获得下院20万塔勒尔的奖赏，在西里西亚购置了庄园。对法战争胜利后，又获奖赏30万塔勒尔，扩充了家庭的世袭财产。1872年毛奇成为上议院议员。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举行毛奇纪念碑揭幕典礼。他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888年，为他特设了总军需官协助处理日常事务，任总军需官的就是瓦德西将军。

毛奇1888年辞职后还担任国家保卫委员会会长。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军事问题，特别是德国东、西两线作战问题。他的军事思想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观点，同时加上了当代的特色。他也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重视总参谋部和参谋人员对于组织和完善军队作战指挥的重要作用，强调在军事上要充分认识和运用铁路和电报等最新技术。他在战争指导上主张先敌动员、分进合击、快速突破、外线作战和速战速决。在军事建设上，就战争动员、军队编制、作战指挥、武器装备等等问题，都有论述和建树。他的军事理论对于西方军界是很有影响的。可以说，西方军队中流行的“委托式指挥法”、“闪击战”理论，都是从毛奇那里首开先河。就在这最后几年，毛奇完成了《论1870—1871年战争》的大型论文，并在议会中要求大量军事拨款，增加军备，扩充军队，依然充满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宣扬所谓“没有战争，世界就将沉沦于唯物主义”的理论。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于柏林。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军事家，1908年德国造舰计划中的G号重巡洋舰（战列巡洋舰）被命名为毛奇号巡洋舰。该级舰的另外一艘以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普鲁士将军奥古斯特·卡尔·冯·戈本（1816年—1880年）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