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4 00:05
作曲：吕其明
演奏: 上海乐团交响乐队
指挥:黄贻钧
南湾村在淮河的下游，过去因为受淮河闹水灾的影响，村里的一片良田变成了水荡。土地改革后，南湾村里的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村里的稻田少、荡田多，农业生产还是很落后的。大部分农民都进行着编蒲包席子、打鱼养鸭等副业生产。由于蒲包席子打不开销路，供销合作社也暂时停止收购农民编的蒲包席子了，这样在生产上南湾村有了严重的问题。村长吉春林是个共产党员。他和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参加了治淮工程，完成任务后，回到家乡。他在治淮工程中，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轰轰烈烈的治淮工程鼓舞了他，他决心要在村里发展农业生产。他一面积极督促供销合作社，一面提出要筑圩堤，把水荡改成稻田。他的妻子翠兰和民兵队长长根都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吉春林的岳父邰有才，是村里的生产委员，是个土改后上升的新中农，他受了富家思想的影响，滋长了个人发财致富的思想。
在村里暗中进行破坏生产的富农孔炳源，便乘机拉拢他，劝他去买贫农陆连坤的荡田，走投机剥削的富农的道路。邰有才有了这种个人的打算，不但不关心村里的生产，并且反对吉春林的主张。贫农陆连坤的田是荡田，如果村里把水荡翻改成稻田，对陆连坤是有好处的。但陆连坤家里人口多，又欠了富农孔炳源的债。陆连坤认为吉春林的主张是好，但又怕作起来困难多，因此也对翻改水荡缺乏信心。村里开了次大会，来讨论这件事。邰有才在大会上坚决反对，还有一些中农也跟着他说。村里的农民有的赞成，有的也有顾虑。结果会议没有开好。
吉春林回到家里，心里虽然很烦闷，可是信心没有动摇，他只想把一些不赞成的人撇开来展开工作。这时，乡党组织的夏支书来到他家里，一面鼓励他、支持他的计划，一面批评吉春林，撇开邰有才和陆连坤这些人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告诉吉春林，应该团结教育群众，争取更多的群众来参加这个工作。夏支书又上区里去向政府请求借给种子和耕牛的贷款，并由上级批准了吉春林的计划。春林也着手向供销合作社借钱，成立铁木工小组，添置了一些工具。群众看到耕牛、种子和工具都有了，才打消了顾虑，就连邰有才也同意了吉春林的计划。
这样修筑圩堤的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富农孔炳源从外地贩运藕秧回村，本想好好做一下投机生意发一笔横财。哪知，圩堤已经开工，没有人再去把荡田改成藕田，藕秧没人买了。他便怀恨在心。这时，修圩堤的农民有些家里缺粮，他便乘机用高价雇人做工，想把这些农民拉到他这一边来。春林看到这种情况，首先带头卖掉家里养的鸭，借粮给贫农陆连坤，他又和妻子翠兰去说服了邰有才，把余粮借给缺粮户。他们发动群众互相接济、互助帮助，而且政府帮助他们村的种子和耕牛贷款也由夏支书送到了，这就更快地解决了缺粮户的问题。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筑好了圩堤。水排出去了，田里秧苗也插上了。农民群众喜欢的事，孔炳源是仇恨的，他起了坏主意。在一个大雷雨的夜晚，他去挖坏了圩堤。幸亏春林和长根出来巡查，发现圩子漏水，他们赶快进行抢救。后来，圩堤塌下来，春林支撑不住，给压在水里，圩里的新秧给淹没了。整个南湾村骚动起来了。有一些农民怪圩堤没有筑好，有的要歇工，邰有才又闹着要种藕秧子。在万分严重的情况下，夏支书也赶来了，春林显得更加坚定。这时，贫农陆连坤的女儿巧英，机智地发现了孔炳源鬼鬼祟祟地从圩堤上回来，陆连坤又认出了破坏圩堤的锄头是孔炳源家的。于是孔炳源的罪恶行为被揭穿了，这给了邰有才和群众一次很深刻的阶级教育。大家齐心赶上圩堤，修好了圩，排去了水。到了秋收的时候，南湾村的田野上长满了金黄色的稻子，显出了一片丰收的景象。
电影《水乡的春天》诞生记
在中国1000多个县市中，以古代皇帝年号命名的县还不多，江苏省宝应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唐上元三年(公元762年)，宝应境内有一法号叫真如的尼姑偶然获得“八宝”献与皇上，代宗视为祥瑞，遂改年号为“宝应”，改县名“安宜”为“宝应”。
除了这段史实外，提起宝应，很多人还会自然地想起195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该县柳堡乡拍摄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一曲《九九艳阳天》传遍了大江南北，几乎成了一首宝应的民歌。其实在《柳堡的故事》问世之前，宝应还诞生过另一部电影《水乡的春天》，同样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在那特殊的年月里，一个小县接连出过两部有影响的影片，这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尽管时间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年拍摄《水乡的春天》的历历往事，至今仍清晰地印在宝应人民的记忆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宝应县委决定在曹甸李家沟进行试点。这里不仅有自然美丽的水乡风光，而且还是革命的老区。
抗日战争时期，庄上驻扎过大批的新四军，华中造纸厂就设在这个村里。但由于地势低洼，三年两涝，因而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正如一首民谣所唱：“水汪汪，没有收，有女不嫁李家沟。”1952年春节刚过，由县委组织的工作组进驻李家沟，随后帮助全乡办起了51个互助组，掀起了兴修水利、改换良种等以科学种田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丰产竞赛，为李家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全乡7000多亩土地平均单产达300多公斤，成为远近有名的丰产模范乡，获得了苏北行署颁发的奖旗奖状。当年的《人民日报》、《苏北日报》、《扬州报》、《华东农民》、《苏北青年》等报刊杂志，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宣传报道了这个典型。
李家沟的变化，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苏北文联主席汪普庆(后出任我国驻芬兰大使)和作家秦鲍雨于当年的秋天来到李家沟采风，在10多天的时间内，走访了几百户农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第二年秋天便在扬州完成了电影剧本《水乡的春天》，真实地反映了水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围绕框圩造田展开的一场人与自然及封建残余势力的斗争。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接到剧本后，委派导演谢晋和制片主任丁里共同负责，由谢晋执导。谢晋当时还是个只有27岁的小伙子，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代的导演中的一颗新星。
他率领由数十人组成的剧组来到李家沟体验生活并拍摄外景。担任女主角的演员叫孙景璐，在香港从艺期间，曾是潘汉年家中的座上客。回到内地后，出演过不少的角色，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此次，她在主演过《山间铃响马帮来》之后，立即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宝应，参加《水乡的春天》的拍摄。影片中，“老地主”一角的扮演者是以饰演反角人物著称的演员夏天，他以高超的演技将水乡地主的形象表演得惟妙惟肖。
在李家沟拍摄期间，《水乡的春天》剧组的全体演职人员，都自觉地将体验生活当成锻炼的好机会。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同农民吃住在一起，在同村民一起参加劳动的过程中，虚心地向群众学习，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在劳动的间隙，他们还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政策和形势，给广大的农民兄弟带来了知识和欢乐。在拍摄过程中，李家沟的群众也给剧组以极大的支持，要人有人，要物给物，大家像当年支前一样踊跃积极，一大批群众演员不要任何报酬，全身心投入工作，更给剧组全体人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谢晋等剧组人员在李家沟顺利完成了影片《水乡的春天》剧中人物造型设计和外景拍摄，1955年上半年全片摄制完成，随后并在宝应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
许多宝应人一直记得影片首映那天的情景，全县各乡镇都选派了代表到县城大众电影院观看，电影院里是人山人海，像过年一样的热闹。特别是李家沟来的群众代表看得最开心，那些世世代代与泥土打交道的“泥腿子”，本来就把看电影当作看“西洋镜”，一年到头也看不上一两回，现在不但看到了电影，而且还能从银幕上看到自己及左邻右舍的身影，更是感到无比的稀奇和荣耀。大家指着银幕说着笑着，人群中时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水乡的春天》真的是让水乡的人民感受到了“春天”的美丽和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