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27 19:35
清代中叶,袁枚与蒋士铨、赵翼并称“乾嘉三大家”或“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是浙江人,蒋士铨是江西人,赵翼是江苏人,三人都是江南人,诗风大致相同,三人中以袁枚为主。袁枚是“性灵诗派”的倡导人。袁枚主张写诗要有真个性,真感情,要写得风趣,反对在诗中滥用典故,夸耀渊博;也反对故意讲求声律而影响内容。他的诗歌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同于当时守旧派的陈腐观点,但是脱离现实,缺少社会意义,而且容易流于圆滑。赵翼和蒋士铨的诗歌理论都和袁枚相似,认为写诗要有独创性,不能一味模仿前人。他们的诗不拘一格,有时喜欢在诗中发议论,深入浅出,清新明快。
蒋士铨(1725-1784),清代诗人。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清雍正三年(1725年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日)雨夜,蒋士铨降生于江西南昌垣东街小金台前旧宅,适逢响雷,因得乳名“雷鸣”。老家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蒋士铨是乾嘉时期有影响的诗人,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他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复古主义模拟倾向,戒蹈袭,重性情。但对性灵的解释与袁枚不同,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如他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蒋士铨诗现存2500余首,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还有的揭露官府搜刮钱财,或批判役吏横行乡里,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还有一些诗反映下层社会世态风俗。大部分诗则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其诗的艺术风格笔力坚劲,很受袁枚的推重。他也写词和散文。此外,他还是位重要的戏曲作家。有杂剧、传奇戏曲16种。著有《忠雅堂集》43卷。
诗歌。
蒋士铨 的诗歌作品,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忠雅堂全集》,存诗2569首。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存于他的稿本中。蒋士铨《忠雅堂诗集》诗作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如《饥民叹》《禁砂钱》《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隶役》《乞人行四首》《米贵倒叠前韵》,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钱财,或批判役吏的横行乡里,或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都有一定社会意义。
他还有一些反映城乡下层社会世态风俗的诗,如《京师乐府词》等。不过蒋士铨的诗大部分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
戏曲
蒋士铨的戏曲创作,最早见于蒋氏家刻本《蒋氏四种》丛书中,署“红雪楼板”,后曾抽印为单行本,题为《藏园九种曲》,另外,有书坊渔古堂别为翻刻,称《藏园九种曲》。其内容包含《空谷香》《香祖楼》《冬青树》《临川梦》《一片石》《桂林霜》《第二碑》《雪中人》《四弦秋》九种。九种曲中,《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三种为杂剧,其余六种为传奇。又除《空谷香》《香祖楼》两剧为现实题材外,其他八种均为历史题材。
此后,蒋士铨陆续创作了《采石矶》《采樵图》《庐山会》,汇编成《红雪楼十二种填词》。另据李调元《雨村曲话》谓蒋士晚年病痹,右手不能书,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种曲未刊,但不见藏本传世。梁廷《曲话》又谓乾隆十六年,恭祝皇太后万寿,江西绅民远祝纯嘏杂剧四种,亦心馀手编,为《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
《空谷香》一剧写成于济宁至镇江舟次。正是诗人两次落第返乡途中,一股牢骚无由吐散之气、有腔抱玉献而不售之才,鼓荡于胸中,无由发泄,恰好遇到了这个题目,于是情思涌出,遂成妙文。
《冬青树》一剧写南宋灭亡的历史故事。全剧以文天祥、谢叠山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为主线,穿插唐珏等忠义志士报国义举,抨击了留梦炎之流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据史载,元军攻陷南宋京城临安后,元军统帅僧人杨琏真伽率元军发掘宋帝后陵寝,掠夺财物,弃骸骨于草莽,义士唐珏收诸陵骸骨以葬,并植冬青树以为表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条录其事。明卜世臣作《冬青记》传奇演其事。蒋士铨在剧中穿插《发陵》《收骨》《私葬》《梦报》四□敷演其事。其自序言:“经曰:岁寒然后知松柏。若两公者,即以为冬青之树,谁曰不宜”。可知作者之意。
《临川梦》写戏曲家汤显祖故事。焦循《剧说》载汤显祖《牡丹亭》刻本传世后,有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曲,用蝇头小楷在上面细细批阅,不到二十岁竟怨恨而终。有人持其夹批给汤显祖看,汤感慨万端,作两首五言绝句为悼。又载内江一女子,读《还魂》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为才子妇。汤以年老辞,女子投水而死。蒋士铨本此诸事,而作此剧。
《一片石》和《第二碑》皆演娄妃故事。娄妃为理学家娄谅女,嫁宁王宸濠为妃,宁王谋逆,她屡次劝谏,不听,又作《题樵人图》诗云:“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终不听。后宸濠叛乱被擒,妃投江而死。邦人钦慕其贤且烈,厚葬之。
《雪中人》演铁丐吴六奇将军事。吴六奇广东潮州人,早失父兄,性好饮博,遂至落拓江湖,流浪街市,行乞为生。常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寒饿之色,人皆称铁丐。后寄身邮卒,于关河形势,无不谙熟。因其时天下初定,清军由浙江入广东,地形多不熟,六奇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且言有义结兄弟三十人,拥众据土,粤中传檄可定。帅依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征闽讨蜀,屡立奇功,位至通省水陆提督。蒋士铨本此作《雪中人》传奇。
《四弦秋》据白居易《琵琶行》诗而作。白居易作此诗,不过自写其沦落之意。元马致远据以作《青衫泪》,以为香水素狎此伎,于江州送别时再次相逢,践成前约。后有顾道行作《青衫记》,情节一本马剧。蒋士铨以为“命意敷词,庸劣可鄙”,乃本《琵琶行》及香山本传、宪宗时事,别填《四弦秋》院本,七日而成。时人交口称赞,以为出前剧万倍。
王昶论其诗,标为“当代之首”;李调元评其曲,论为“近时第一”。高丽使臣曾以重金求其乐府诗,以夸荣于东国。近代梁启超说他是“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日本青木正儿称其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今人钱仲联教授说:“蒋士铨以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
主张“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章四首》),但其性情还包含“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如《题文信国遗像》、《南池杜少陵祠堂》等,和袁枚等人有所不同。其描写盛世下的苦难,如《京师乐府词十六首》、《饥民叹》、《鸡毛房》等作,别开生面,值得重视。抒写亲情有《出门》、《岁暮到家》等,感人至深。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他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乾隆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任沭阳知县。此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但在沭阳民间,却是万户萧疏、悍吏横行的现实。一个沭阳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毙者不计其数”。袁枚面对这“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髅髑,骨瘦亦无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笔触,对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挞伐。他要“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种抗灾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还严厉管束家属、下属、衙役,不准扰民害民。在讼狱处理上,据史载,他“为政,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大案也从速结案,加上治理有方,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他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不但关心农事百业,还跻身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心系民生。在封建时代,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这样,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袁枚由于为人正直,厌恶官场倾轧,40岁时便辞官不做,定居江宁(今南京市),住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安于闲情逸致的生活中。乾隆十年,他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岁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作客,沭阳各界,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他当时在沭阳县衙(今县政府内)手植的一株紫藤,至今仍生机勃勃,其叶蓁蓁,被列为沭阳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袁枚一生,历任溧水、沭阳、江浦、江宁知县,除了赢得贤明政声之外,留下的文学著作也很多,有《小仓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随园诗话》是他的代表作,有独特的文学见解。他提出“性灵说”,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并宣称“《六经》尽糟粕”。他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清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袁枚生活通脱放浪,个性独立不羁,颇具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他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在性与情上,主张即“情”求“性”(《书复性书后》),突出尊情;在言志与言情上,认为“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随园诗话》卷三)。他强调情是其诗论的核心,男女是真情本源。他与沈德潜等人反复辩论,公开为写男女之情的诗歌张目,在当时颇有振聋发聩之效。他还鲜明地表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宋儒偏于心性之说近乎玄虚,而汉德偏于笺注也多附会,进而质疑“六经”,指出其言未必“皆当”“皆醇”,并借庄子之语抨击“六经尽糟粕”(《偶然作》),对虚伪的假道学深恶痛绝,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个性解放思想再次苏醒。袁枚论诗宗尚性灵。所谓“性灵”,其含意包括性情、个性和诗才。性情是诗歌的第一要素,“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即是说诗生于性情,性情是诗的本源和灵魂,诗人要“自把新诗写性情”。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没有个性,也就丧失了真性情,《续诗品》辟“著我”一品,就是明确提倡创写“有我”之旨。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然而仅有个性、性情是不够的,还应具备表现这一切的诗才,“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馀藏园诗序》),艺术构思中的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学问、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赵翼(1727-1814),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
王士祯、沈德潜神韵说格调说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合称清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论诗崇性灵,“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他更重视创新,“不创前无有,焉传后无穷”(《读杜诗》),“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强调不囿于成法,敢于破除宗唐宗宋的门户习气,自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诗议论精警,思想敏锐,幽默诙谐,兼杂以雄奇豪放的气概,《论史》、《偶得》、《闲居读书》等为其见解精辟的代表作。他的创作个性分明,即使一首小诗也旨意洞达,如《晓起》:“茅店荒鸡叫可憎,起来半醒半懵腾。分明一段劳人画,马啮残刍鼠瞰灯。”纯用白描,写其羁旅生涯的疲惫与艰辛,却无一丝消沉,洋溢着才情和乐观风采,是其心灵的映现。
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瓯北控词
赵云松观察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词为袁、赵两家息讼,并设宴郡斋以解之,想见前辈风趣。其控词云:“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为此列颖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其罗织之词,虽云游戏,亦实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