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丽莎逃亡途中，她偶然遇见了比她先一步逃走的丈夫乔治·哈里斯，他们决定前往加拿大。然而，他们却被一个名叫汤姆·洛克的奴隶猎人盯上了。最后，洛克与他的同伙诱捕了伊丽莎与她的家人，这导致乔治被迫向洛克开枪。担心洛克死掉的伊丽莎，说服了乔治，将这名奴隶猎人送到了附近的贵格会定居点以接受治疗。

回到新奥尔良后，圣克莱尔与他的北方堂姐奥菲利亚因对奴隶制的不同见解而发生了争吵。奥菲利亚反对奴隶制度，但却对黑人持有偏见；然而，圣克莱尔则却认为自己没有这些偏见，即使他自己是一位奴隶主。为了向他的堂姐说明她对于黑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圣克莱尔买了一名黑人女孩托普西，并请奥菲利亚去教育托普西。

在汤姆与圣克莱尔一同生活了两年后，伊娃得上了重病。在她死之前，她在一场梦境中梦见了天堂，她把这场梦告诉了她身边的人。由于伊娃的死与她的梦境，其他的人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奥菲利亚决定抛弃自己从前对黑人的偏见，托普西则说她将努力完善自己，而圣克莱尔则承诺将给予汤姆以自由。

汤姆被卖赛门·勒格里

在圣克莱尔履行他的诺言之前，他却因为介入一场争斗而被猎刀刺死。圣克莱尔的妻子拒绝履行其丈夫生前的承诺，在一场拍卖会中将汤姆卖给了一名凶恶的农场主赛门·勒格里。勒格里（他并不是当地出生的南方人，而是从北方来的移民）将汤姆带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乡下。汤姆在这里认识了勒格里的其他奴隶，其中包括埃米琳（勒格里在同一场拍卖会里买到了她）。当汤姆拒绝服从勒格里的命令去鞭打他的奴隶同伴时，勒格里开始对他心生厌恶。汤姆遭受到了残忍的鞭笞，勒格里决意要压垮汤姆对上帝的信仰。但汤姆拒绝停止对《圣经》的阅读，并尽全力安慰其他奴隶。在种植园期间，汤姆认识了勒格里的另一名奴隶凯茜。凯茜先前在被拍卖的时候，曾被迫与她的子女分离；由于不堪忍受另一个孩子被出卖的痛苦，她杀死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在这个时候，汤姆·洛克回到了故事中。在被贵格会教徒治愈后，洛克发生了改变。乔治、伊丽莎与汤姆在进入加拿大后获得了自由。而在路易斯安那州，当汤姆叔叔对上帝的信仰就快被在种植园中遭受的折磨所击垮时，他经历了两次梦境——一次是耶稣，而另一次则是伊娃——这使得他决意保留自己对基督的信仰直至死亡。他鼓励凯茜逃跑，并让她带上埃米琳。当汤姆拒绝告诉勒格里凯茜与埃米琳逃往何方时，勒格里命令他的监工杀死汤姆。在他垂死时，汤姆宽恕了两位监工野蛮殴打他的行为：受其品格的感召，这两人都皈依了基督。在汤姆临死前，乔治·谢尔比（亚瑟·谢尔比的儿子）出现了，他要买回汤姆的自由，但却发现这已经太迟了。

最后的片段

在乘船通往自由的路上，凯茜与埃米琳遇见了乔治·哈里斯的姐姐，并与她一同前往加拿大。曾经有一次，凯茜发现伊丽莎便是她失散已久的女儿。而现在他们终于重逢了，他们前往了法国，并最终抵达了利比里亚——一个容纳前美国黑奴生活的非洲国家。在那里，他们又见到了凯茜失散已久的儿子。乔治·谢尔比回到了肯塔基州的农场，释放了他全部的奴隶，并告诉他们，要铭记汤姆的牺牲以及他对基督真义的信仰。

从美国独立战争到南北内战，美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北部资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与南部奴隶主阶级为另一方的矛盾。南部的蓄奴制与北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南北双方通过多次妥协勉强维系在一个联邦内。1850年，北部资产阶级政府再次做出妥协，联邦议会通过了《逃奴法案》，使逃亡奴隶即使到了北方也得不到法律保护，因而遭到了北部进步人士与舆论的谴责。斯托夫人的父亲、丈夫及三位兄弟均持有强烈的废奴思想，属于激进的废奴派，对奴隶制度深恶痛绝，并积极援助逃亡奴隶。作为基督教教徒和民主主义理想者，斯托夫人也十分同情黑奴的命运，对很多逃亡奴隶施以援手。她在辛辛那提生活了十八年，而且还到过南部蓄奴州地区，不仅从诸多逃至北方自由州的黑人那里听说了很多虐待和贩卖黑奴致使众多家庭破碎、颠沛流离、凄惨度日的故事，更是在来去南部蓄奴州的路途中目睹了种种惨状。日积月累起来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各种事件和人物使她难以忘怀，所以当斯托夫人收到一封来信要求她拿起笔来以便“让全国都认识到奴隶制是个最可诅咒的东西”时，斯托夫人便在半年多时间里一气呵成写成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

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在缅因州的不伦瑞克镇（Brunswick, Maine）完成的；斯托夫人的丈夫卡尔文·斯托（Calvin Stowe）在当地的鲍登大学（也是他的母校）任教。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一部分创作灵感来自乔赛亚·亨森（Josiah Henson）的自传。亨森是一位黑人男性，他曾是奴隶主艾萨克·赖利（Isaac Riley）所拥有的一名奴隶，生活并劳作于马里兰州北贝塞斯达地区（North Bethesda, Maryland）的3,700英亩（15平方公里）烟草种植园中。1830年，亨森逃到了上加拿大省（即今安大略省），并摆脱了奴隶身份；此后，他协助了一些逃亡奴隶抵达该地，自己也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写出了他的回忆录。斯托夫人自己也曾明确地承认，是亨森的作品启发了她，从而让她写出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当斯托夫人的书闻名于世后，亨森以《汤姆叔叔的回忆录》（The Memoirs of Uncle Tom）为名再度发表了他的自传，并在美国与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斯托夫人在她的小说中借用了亨森家的名称。亨森的家在1940年代成为了一座博物馆，即今日安大略省德累斯顿（Dresden, Ontario）附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历史遗迹。而亨森在奴隶时期所居住的那间小屋，至今还遗存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境内。

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Theodore Dwight Weld）与格里姆克·西斯特斯（Grimké sisters）合著的《美国的奴隶制度：千人目击证词》（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 Testimony of a Thousand Witnesses）一书，亦被确认为小说的部分材料来源。斯托夫人也表示说，当她居住在与蓄奴的肯塔基州一河相隔的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时，她曾采访过大量逃亡至该地的奴隶，而此中获得的材料后来亦成为了其小说的基础。在辛辛那提市，有着一些地下铁路秘密网络的废奴主义支持者，他们积极于帮助那些从南方逃亡的奴隶。

在1853年发表的《汤姆叔叔小屋题解（A Key to Uncle Tom's Cabin）》一书中，斯托夫人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大量灵感与材料来源。斯托夫人发表《题解》这部写实作品的原因，是为了支持她对奴隶制度恶行的主张。不过，后来的研究也指出，在出版《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前，斯托夫人实际上并未阅读过《题解》中提到的不少作品。

汤姆叔叔

与标题同名的人物汤姆叔叔（Uncle Tom），在小说发表初期被视为一名坚忍的基督徒奴隶。但在最近的一些年间，他的名字已变成了那些被指责投靠白人的非裔美国人的绰号（有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刻板印象的产生与普及一节）。然而，斯托夫人的本意，是将汤姆塑造成一位“高贵的英雄”以及值得称颂的人物。在整部作品中，汤姆不仅忍受着剥削带来的痛苦，还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到了最后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敬重他。

伊丽莎

伊丽莎（Eliza）是一名奴隶（谢尔比夫人的女仆）。在得知自己5岁的儿子哈里将被卖给奴隶贩子黑利后，她带着哈里逃向了北方。在俄亥俄州时，她与丈夫乔治·哈里斯重逢。他们一家人移居到了加拿大，然后再到了法国，最终定居于利比里亚。

伊丽莎这一角色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兰金（John Rankin (abolitionist)）在辛辛那提的雷恩神学院（Lane Theological Seminary）交给斯托夫人丈夫的一份记录。根据兰金的描述，在1838年2月时，有一名年轻的女奴怀抱着她的孩子越过了冰封的俄亥俄河，逃到了俄亥俄州的里普利镇（Ripley, Ohio）上，在她逃往北方之前，她曾在他的家中暂住了一段时间。

乔治

乔治聪明机智，但被他的主人所嫉妒，所以他的主人无休止地折磨他。于是，他出逃了。他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

伊娃

伊娃（Eva）的全名为伊凡吉琳·圣克莱尔（Evangeline Sinclair）。当汤姆叔叔被轮船运送到新奥尔良的途中，伊娃进入了故事的叙述中。当这名5、6岁的小女孩落水后，汤姆叔叔将她救了起来。伊娃恳求她的父亲买下了汤姆，在跟随圣克莱尔家来到新奥尔良后，汤姆成为了圣克莱尔庄园的一名马车夫。不过，汤姆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天使般的伊娃一起度过的。

伊娃经常会谈论一些爱与宽恕的话题，她甚至说服了固执的奴隶女孩托普西，传播爱的福音，让她相信她也应该得到爱。伊娃也曾试图去感触她那坏脾气阿姨奥菲利亚的心。有一部分人认为，伊娃这个人物的是玛丽苏的一个角色原型。

赛门·勒格里

赛门·勒格里（Simon Legree）是一名出生于北方的残暴（villain）的奴隶主。他的名字后来成为了贪婪与残暴的代名词。他的目标是击垮汤姆并破坏他的宗教信仰。但汤姆并没有屈服，最终死在了勒格里的乱棍之下。

托普西

托普西（Topsy）是一名不知来自何方的“衣衫褴褛”的奴隶女孩。古灵精怪，天真活泼。当被问到是谁造了她时，她既不认为是上帝，也不认为是她的母亲，“我想我是自己长出来的，我不相信有谁造了我”。在后来，她被小伊娃的友爱纯真感动了，开始学习好的一切。托普西通常被视作是黑小孩（pickaninny）原型的起源。

短语“growed like Topsy”（后又演变为“grew like Topsy”；在现今已略为过时）后来进入了英语当中。起初，这个短语只被用于比喻一种自生自长、放任自流的生存方式；但在后来的某些时候，它还被用于形容高速的成长或发展。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还有着许许多多的次要角色。以下列出一些较为知名的配角：

亚瑟·谢尔比（Arthur Shelby），汤姆在肯塔基州时的主人。谢尔比被塑造成了一位“仁慈”的奴隶主与传统的南方绅士。后来因为债务不得不卖掉汤姆和哈里。

埃米莉·谢尔比（Emily Shelby），亚瑟·谢尔比的妻子。她是一位深信宗教的妇女，并努力用她的仁慈与道德来影响她的奴隶们。当她的丈夫将把奴隶卖给奴隶主时，她为之感到震惊难过。作为一名女性，她并没有合法的地位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她的丈夫。

乔治·谢尔比（George Shelby），亚瑟与埃米莉的儿子。正直善良。他将汤姆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奥古斯丁·圣克莱尔（Augustine St. Clare），汤姆的第二位主人，小女孩伊娃的父亲；是小说里面最具同情心的奴隶主。圣克莱尔已然意识到了奴隶制度的罪恶，但却还未能为割舍它所带来的财富作好准备。在他的女儿死后，他变得更加地信奉宗教，并开始阅读《圣经》给汤姆听。但是，他的好意却由于他的意外身亡而终成泡影。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全书都被同一个主题所主宰：奴隶制度的罪恶与不道德。当斯托夫人在她的文字里写入次要的主题时——譬如母亲的道德权威以及由基督教提供拯救的可能性——她都会强调这些主题与奴隶制的恐怖之间的联系。几乎在小说的每一页里，斯托夫人都在积极推动着“奴隶制度不道德”这一主题，有些时候她甚至会改变故事叙述的口吻，以向人们“布道”奴隶制的破坏天性（譬如，在载着汤姆前往南方州的轮船上，有一名白人女性这样说道：“奴隶制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对感情和亲情的践踏——比如拆散人家的骨肉。”）通过对黑奴制度拆散他人家庭的刻画，斯托夫人用文字展现出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因为斯托夫人认为母性是“所有美国人生活中的道德与伦理模范，”并相信，只有女性才拥有将美国从奴隶制的恶魔手中拯救出来的道德权威；这便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表达出的另一个主题：女性的道德力量与圣洁。在书中，这种角色的例子有伊丽莎——一位带着小儿子逃亡的黑奴（并最终与其全家团聚），或者小伊娃——她被视为一名“理想的基督徒”；正是通过这样的角色，斯托夫人表明了这一观点：女性能够拯救她们身边的人，哪怕是最不道义的人。但后来的评论也提到，斯托夫人笔下的女性角色一般都以家庭主妇的老套形象出现，而不是现实中的女性。此外，斯托夫人的小说“重申了女性所发挥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为随后几十年里女权主义运动（women's rights movement）道路的铺平作出了贡献。

斯托夫人的清教徒宗教信仰显露于小说的结尾，并延及所有的主题；她对基督教的本性进行了探索，并认为基督教神学与奴隶制度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当伊娃死后，汤姆恳求挚爱她的圣克莱尔“回望耶稣”时；当汤姆死后，乔治·谢尔比用“做一个基督徒多好啊”来称颂他时；这一主题都得到了最明确不过的彰显。因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基督教的主题占有很大的分量，并由于斯托夫人在小说中直接且频繁地发出宗教信仰上的感慨，这本小说还常被认为带有“布道书的形式”。

风格

《汤姆叔叔的小屋》具有19世纪感伤小说（sentimental novel）与家庭小说（亦称做女性小说）中常见的感性与戏剧性（Melodrama）的风格。在斯托夫人的时代，这一类型的小说是最为流行的小说：它们趋向于去描述女性主角，其写作风格常能唤起读者的同情与感动。尽管如此，《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其他的感伤小说所不同的是，前者将其中心焦点集中于奴隶制这种大型话题，并以一名男性作为故事的主角；不过，斯托夫人亦试图去引出读者的某种强烈情感（譬如让读者为小伊娃的死而哭泣）。这一写作类型的力量可通过同时代读者的反应显现出来。斯托夫人的一位朋友乔治亚娜·梅（Georgiana May）曾经写信给她谈到：“我昨晚子夜醒来，耗尽终夜读完了这本书。此后，我再也不能望着小孩子垂死而无动于衷。”据描述，另一名读者完全地着迷于这本小说，他甚至考虑把自己的女儿改名为伊娃。显而易见的是，小伊娃的死对当时的许多读者造成了影响：单在1852年，波士顿便有300名女婴被取名为伊娃。

结构

小说在写作手法上布局精巧，采用两条线索交叉轮叙的方式展开，一条线索是以汤姆为主线，另一条线索则是以乔治夫妇为主线。在这两条线之外，作者还穿插一些其他的重要事件，比如凯茜和艾米琳的逃亡，比如老普露之死、伊娃的病死等等。这种以两条线索为主交叉叙述的手法，把当时整个美国的社会生活全景以及在奴隶制度下的众生相全方位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语言

除了情节性的叙述，小说中还有很多评论性的语言。恰到好处的点评，让小说人物的特点更加突出。例如谢尔比与黑利讨论黑奴买卖时，黑利自夸他的人道主义方针，逗笑了谢尔比。斯托夫人接着写道：“也许你，亲爱的读者，也笑了，但是你知道现今人道以各种奇怪的形式出现，而且人道的人说出和做出的古怪事情也是举不胜举的。”作者对黑利进行了讽刺，揭示他打着“人道”的幌子，实际却做着毫无人性的事，从而批判奴隶制的罪恶。

《汤姆叔叔的小屋》所发挥的作用“在历史上只有少数其他的小说能够企及”。随着小说的出版，《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废奴主义观点曾引发了一场奴隶制度拥护者们（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来反驳这部小说）的抗议狂潮。

作为在美国的第一部被广泛传阅的政治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对美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广泛地影响了抗议文学的发展。后来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The Jungle）》与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都是受《汤姆叔叔的小屋》影响至深的作品。

尽管斯托夫人的研究中带有猜测与缺陷，尽管奴隶制的拥护者进行了尖刻的攻击，但这本小说依然吸引了许多美国人的想象力。根据斯托夫人的儿子描述，当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于1862年与斯托见面时，林肯曾评论道：“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历史学家们并不能确认林肯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而在与林肯见面的几个小时后斯托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信中，也未曾提及该评论。自此以后，许多作家都称赞了这本小说，称其集中表达了北方对不公正的奴隶制度与《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Law）》的愤怒，赞其为废奴主义运动注入了前进的动力。联邦（Union (American Civil War)）一方的一名将军及政治家詹姆斯·贝尔德·韦弗（James Baird Weaver）曾说过，正是这本书让他开始积极地投身到废奴主义运动当中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英国也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兴趣。伦敦第一版出版于1852年5月，共计卖出了二十万册副本。美国内战时期的驻英公使老查理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Sr.）后来曾谈到：“1852年出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在当时偶然的环境帮助下，对全世界造成了直接、可观与印象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比此前任何一本书所造成的影响更为巨大。”。

世界上几乎每种语言，都有此作品的翻译。1904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读完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后，他给蒋抑卮的信中称：“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这本书传阅的范围相当广泛，以致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报告说，他认为有许多患者表现出的施虐与受虐倾向，是受《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鞭打奴隶情节的影响。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学者和读者们批评说，这本书使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种族主义语气来描述其中的黑人角色；这特别体现在角色的出现、说话和习性上，譬如汤姆叔叔对其被动命运的接受。由于《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所以小说中使用和创造的那些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在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将此等经典印象根深蒂固地植入美国精神的过程中，这本书（及其附带的插图和相关的戏剧作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出现的黑人刻板印象（Stereotypes of black people）：

“快乐的黑鬼”（“happy darky”，如慵懒、无忧无虑的山姆）；

被当成性工具的浅肤黑白混血儿（“mulatto”，这样的角色有：伊丽莎、凯茜与埃米琳）；

慈爱的黑人保姆（mammy archetype）（“mammy”，譬如圣克莱尔种植园中的厨师玛咪）；

黑人小孩的刻板印象（Pickaninny）（“Pickaninny”，如托普西）；

汤姆叔叔（Uncle Tom），或热切于取悦白人的非裔美国人（如汤姆叔叔）。需要注意的是，斯托夫人的本意是将汤姆塑造成一位“高贵的英雄”。而“恭从于白人的谄媚傻瓜”这一刻板印象显然是由后来相关的舞台作品（Tom Shows）造成的，而这已不在斯托夫人的掌控之中。

最近几十年来，《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这些消极成分，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反奴隶制工具”的历史作用。对小说解读的变化源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writer)）的一篇名为《每个人的抗议小说》（Everybody’s Protest Novel）的文章。在文中，鲍德温将《汤姆叔叔的小屋》称为一部“非常糟糕的小说”，称其描写种族的手法非常迟钝，在审美上看来也十分粗劣。

在1960年代与70年代，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与黑人艺术运动（Black Arts Movement）者对这本小说进行了批评。认为汤姆叔叔这样的角色是“种族的背叛者”，（在部分观点里）甚至认为汤姆要比最恶毒的奴隶主还要坏。在这段时期里，对书中出现的其他刻板印象的批评也日渐增长。

在最近几年来，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等学者重新对《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了解读，并认为这本书是“美国种族关系的核心文献，以及对这些关系特征进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道德与政治探索。”

为了反击《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南方的作家们发表数量众多的作品以反驳斯托夫人的小说。所谓的反汤姆文学，一般都站在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上，认为斯托夫人笔下描述的奴隶制度是夸张不实的。这一类的作品大都展现了家长式的白人奴隶主与其纯洁的妻子，他们都十分乐善好施，在其家庭式的种植园里照顾着那些孩子般的奴隶们。在这些小说中，非裔美国人都被含蓄或直接地描述为孩子般的人，离开白人的监护就无法独立生活。

最著名的几本反汤姆作品有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的《剑与梭（The Sword and the Distaff）》、玛丽·亨德森·伊斯门（Mary Henderson Eastman）的《菲莉丝阿姨的小屋（Aunt Phillis's Cabin）》以及卡罗琳·李·亨茨的《种植园主的北方新娘（The Planter's Northern Bride）》，其中最后一位作者在辛辛那提时曾与斯托夫人有过一段亲密的朋友关系。西姆斯的书出版于斯托夫人小说发表的几个月后，其中的许多章节与议论都围绕着辩驳斯托夫人的书及其观点而展开。亨茨的小说出版于1854年，在当时曾广受传阅，但现在基本上已被遗忘了；这本小说通过描述一位嫁给南方奴隶主的北方妇女——一名废奴主义者的女儿——的所见所闻，为奴隶制度进行了辩护。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间，总共有20到30部反汤姆作品面世。其中有两本书的书名为《这才是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As It Is，其一为W·L·史密斯所作，另一为C·H·威利作），此外，还有一本是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的作品。有超过一半的反汤姆作品都由白人女性写成，西姆斯曾为此讽刺说：“让一位南方女性去反驳北方女性（指斯托夫人）看起来是善恶应得的报应。”

尽管《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但更多的美国人是通过舞台剧和音乐剧来了解到整个故事的，而不是通过原书。埃里克·洛特（Eric Lott）在他的《托米图德斯叔叔：种族话剧与作品模式》（Uncle Tomitudes: Racial Melodrama and Modes of Production）中估计，至少有三百万人曾观看过这类演出，其数目是小说发表头一年里发售量的十倍之多。

由于当时并不严格的著作权法律，基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舞台作品在小说还在连载时便已经出现了。斯托夫人拒绝亲自将小说改编为戏剧，因为她对戏剧有着清教徒式的不信任（尽管她在后来去看过乔治·艾肯（George Aiken（playwright））改编的版本，而据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描述，她对卡罗琳·霍华德（Caroline Howard）饰演的托普西感到十分“欣喜”。斯托夫人的这一拒绝，让舞台作品的领域得以被众多改编作品占据，部分改编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但其余的只不过是为了进行商业投机。

情节剧（melodrama）与黑脸（blackface）杂秀（minstrel show）是这些舞台作品的共有元素。这些作品的政见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一部分如实地反映了斯托夫人伤感的反奴隶制度的政见，另一部分则比较中性，甚至还有一些维护奴隶制度政见的作品。许多作品都蓄意地对黑人进行了种族讽刺；还有不少作品采用了斯蒂芬·福斯特创作的歌曲（其中有“我的肯塔基故乡（My Old Kentucky Home））”、“故乡的亲人（Old Folks at Home）”与“Massa's in the Cold Ground”。最著名的一出舞台作品是由乔治·艾肯（George Aiken (playwright)）与H·J·康韦（H.J. Conway）合编的。

在19世纪，《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许多舞台改编作品“在好几年里……支配了北方的流行文化”，到了20世纪早期，有一部分剧作依然还在演出中。

《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受其启发而写作出的各种剧本，还促进了大量黑人刻板印象的产生，这些形象在当今都为人们所熟知。譬如慈爱善良的黑人保姆、黑小孩的原型、以及顺从、坚忍并忠心于白人主人的汤姆叔叔。最近几十年来，《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这些消极成分，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反奴隶制工具”的历史作用。

《汤姆叔叔的小屋》有着许多的电影版本。大部分的这些影片都摄制于默片时代（在当时，《汤姆叔叔的小屋》是被拍成电影次数最多的故事）。由于小说与舞台作品持续地受到欢迎，许多观众都已经十分熟悉剧情中的角色，因此他们在观看不带对话的默片时并不会感到十分困难。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个电影版本是最早的“全长”电影之一（在当时，“全长”意味着电影的长度大约在10到14分钟之间）。这部1903年的电影由埃德温·斯坦顿·波特（Edwin Stanton Porter）导演，由白人演员扮装黑人主角，而黑人演员则只充当临时演员。这一版本与先前的许多舞台作品都十分类似；此外，这部电影还描绘出了许多黑人的刻板印象（譬如在几乎每个场合都由黑奴在跳舞，包括一场黑奴拍卖会上）。

1910年，美国维塔格拉夫制片厂制作了由J·斯图尔特·布莱克顿（J. Stuart Blackton）导演并由尤金·马林（Eugene Mullin）改编的三卷长电影。据《戏剧之镜》（The Dramatic Mirror）上的描述，这部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次明显的革新”，也是“第一次一家美国公司”发布三盘胶卷的戏剧电影。在当时，一部一盘胶卷的“全长”影片长约15分钟。这部电影由弗洛伦斯·图尔纳（Florence Turner）、玛丽·富勒（Mary Fuller）、埃德温·R·菲利普斯（Edwin R. Phillips）、弗洛拉·芬奇（Flora Finch）、热纳维耶芙·托宾（Genevieve Tobin）与小卡莱尔·布莱克韦尔（Carlyle Blackwell）主演。

在其后20年里，至少有4部以上的电影改作问世。最后的一部默片版本发行于1927年，由哈里·A·波拉德（Harry A. Pollard）（他曾在1913年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饰演汤姆叔叔）导演。这部2小时长的电影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制作，也是默片时代预算花费第三多的电影（计180万美元）。在这部电影中，黑人演员查尔斯·悉尼·吉尔平（Charles Sidney Gilpin）本是原定的汤姆叔叔饰演者，但却由于他的“表演过于叛逆”而被制片厂取消了表演资格，并为詹姆斯·B·洛（James B. Lowe）所取代。这部电影与小说的一个不同的情节是，当汤姆叔叔死后，他变成了一个复仇的幽灵，并最终导致了赛门·勒格里的死亡。当时的黑人电台曾盛赞这部电影，但惧怕引起南方与白人电影观众激烈反应的制片厂，最终剪掉了争议性的情景，包括影片开始时的黑奴拍卖会（其中，一位母亲被迫与自己的幼子生生分离）。这部电影的剧本由波拉德、哈维·F·休（Harvey F. Thew）与A·P·扬格（A. P. Younger）改编，字幕由沃尔特·安东尼（Walter Anthony）撰写；主要演员有：詹姆斯·B·洛、弗吉尼亚·格雷（Virginia Grey）、乔治·西格曼（George Siegmann）、玛加丽塔·菲舍尔（Margarita Fischer）、莫娜·雷（Mona Ray）与苏泰文女士（Madame Sul-Te-Wan）。

在默片时代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这部小说中的主题因被认为太过敏感而未被继续拍成电影。1946年，米高梅曾决定将这部小说再次搬上银幕，但却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领导的抗议而无疾而终。

1965年，出现了一部由格察·冯·劳德瓦尼（Géza von Radványi）导演的德语版本，后来被剥削电影导演克罗格·巴布（Kroger Babb）引入了美国。最后的一个电影版本是1987年在电视上播映的版本。该版本由斯坦·莱森（Stan Lathan）导演，约翰·盖伊（John Gay）改编，出演主要演员的角色有埃弗里·布鲁克斯（Avery Brooks）、菲丽西亚·拉沙德（Phylicia Rashad）、爱德华·伍德沃德（Edward Woodward）、珍妮·刘易斯（Jenny Lewis）、塞缪尔·L·杰克逊与金尼（Endyia Kinney）。

除了真人电影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改编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画卡通（Animated cartoon）的改编版本。这样的动画有：华特迪士尼的《米奇的情节剧（Mickey's Mellerdrammer）》（1933年），其中迪士尼的经典角色被涂上了夸张的黑脸与橙红的嘴唇；兔八哥卡通《南方油炸兔（Southern Fried Rabbit）》（1953年），其中兔八哥把自己装扮成了汤姆叔叔，并唱着“我的肯塔基故乡（My Old Kentucky Home）”企图越过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 line）；《汤姆叔叔的平房（Uncle Tom's Bungalow）》（1937），一部由特克斯·埃弗里（Tex Avery）监制的华纳兄弟卡通；《冰上的伊丽莎》（Eliza on Ice，1944年），由保罗·特里（Paul Terry (cartoonist)）制作的《太空飞鼠》卡通最早的几集之一；以及《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aña，1947年），由特克斯·埃弗里（Tex Avery）导演的一部8分钟长的卡通。

《汤姆叔叔的小屋》还曾对大量的电影产生过影响，包括1915年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颇具争议性的电影故意地将一个类似于汤姆叔叔家的小屋引入到了剧情的高潮：在小屋中，南方白人与他们从前的敌人（北方军）联合了起来，去一同捍卫“雅利安人的天赋权利”。学者认为，对类似小屋的重用，会让当时的观众理解其涵义并同电影产生共鸣。

其他受《汤姆叔叔的小屋》影响的电影，还包括有：《涟漪（Dimples (film)）》（Dimples，1936年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汤姆叔叔的叔叔”（“Uncle Tom's Uncle”，系列电影《我们这一伙（Our Gang）》在1926年的一集）、罗杰斯和哈默施泰因（Rodgers and Hammerstein）的音乐剧《国王与我》（其中有一场以传统暹罗风格表演的芭蕾舞“托马斯叔叔的小房子”，“Small House of Uncle Thomas”）以及《纽约黑帮》。其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的角色加入了一场改编自《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假想战争。

乔治·惠彻的《美国文学史》：“斯托夫人或她的手作都不是这部小说大受欢迎的原因；其作者的才略与一名周日学校小说的编者相比并无二样。她最多不过就是有着大量现成的情节、幽默与悲情，然后把这些流行的元素凑成一本书罢了。”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把自己完全地置身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会证明那些令人震惊的经历。”

简·汤普金斯：这本小说是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一，并怀疑当时如此之多的针对该小说的批评完全是因为它太受欢迎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伊始，美国南方的人们便被这部小说激怒了。而奴隶制度的支持者们也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著名的南方小说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声称，《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完全错误的作品，而其他人则称这部小说在犯罪和造谣。在这场大范围的反应中，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一名书商因销售这本书而被迫离开了城市，而斯托夫人本人也收到了不少威胁她的信件（甚至有一包装着一名奴隶的耳朵的邮件）。不久之后，许多像西姆斯这样的南方作家便纷纷发表了他们反对斯托夫人小说的作品（参见后文反汤姆一节）。

一部分评论家强调，斯托夫人缺少在南方生活的阅历，从而（在他们看来）导致她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不准确的描述。他们举例说，斯托夫人从未涉足过南方的种植园。然而，斯托夫人也解释道，她书中的角色，是基于她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居住时，从逃亡奴隶那里听来的故事。据称：“她亲身观察到的几次事件激励了她去写作[这本]著名的反奴隶制小说。她曾俄亥俄河上目睹这些场景，包括亲眼看到一对夫妇被奴隶主活生生地拆散。此外，报纸与杂志上的记录与报道，也为当时还在构筑中的情节提供了素材。”。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斯托夫人于1853年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A Key to Uncle Tom's Cabin）》一书，以图证明小说对奴隶制度描述的真实性。在这本书中，斯托详述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每一位主角，提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并同时对南方的奴隶制度进行了“比小说中更为凌厉的攻击”。与小说一样，《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虽然斯托夫人声称《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中记录了她先前所使用的参考来源，而在实际上，有不少作品都是在她发表小说之后才读到的。

尽管在读者中得到了肯定，但在其发表后的几十年里，文艺评论家（Literary criticism）们都否定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其他感伤小说中展现出的这种风格，因为这类小说是由女性写成，并过于突出地描写了“女性多愁善感的情感”。一位文艺评论家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与奴隶制没有关联，“它不过就是一部普通的感伤小说”。另外一名评论家则将这本书描述为“基本上就是一堆苦力劳作出的毫无意义的碎片”。乔治·惠彻（George Whicher）在他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对这本书嗤之以鼻，将之斥为“周日学校小说”，并充满着“露骨描述的情节、幽默与悲伤”。

然而，在1985年时，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她的《杰出的设计：美国小说的文化成果》（In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一书中改变了这一观点。汤普金斯盛赞了其他评论家拒绝承认的感伤风格，并提出，感伤小说展现了女性的情感拥有改善世界的力量。她还认为，包括《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内的，流行于19世纪的家庭小说，有着“理智的复杂性、雄心与机智”；而《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社会的批判要比霍桑与梅尔维尔这些更知名小说家的批评更具毁灭性。”

尽管后来有关《汤姆叔叔的小屋》风格的观点已有所改变，但由于这部小说的写法与绝大多数现代小说大相径庭，今日的读者往往会觉得这部作品的内容晦涩、做作、“甚至老掉牙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最初发表在废奴主义者杂志《国家时代》（National Era）中。从1851年6月5日起，总共连载40周。由于小说的故事大受欢迎，出版商约翰·朱伊特（John Jewett）找到了斯托夫人，建议她将连载集结成书出版。虽然斯托夫人起初怀疑是否有人愿意以书本的形式来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但她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一建议。

因为深信这本书将会名闻于世，朱伊特（在当时）作出了一项不同寻常的决定——将哈马特·比林斯（Hammatt Billings）雕制的6张全页插图印入第一版中。1852年3月20日，这部小说开始以书本的形式出版，其第一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不久后，又印刷出版了多个版本（其中包括1853年出版的豪华版，带有比林斯绘制的117张插图）。

在发表的头一年里，《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本土便销售出了三十万册副本，并最终成为了19世纪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以及第二畅销的书，仅次于最畅销的书《圣经》）。几乎每种主要的语言都有其译本面世。在许多早期版本中，都带有詹姆斯·谢尔曼牧师（James Sherman (minister)）撰写的序言。谢尔曼是伦敦的一位公理会牧师，以其废奴主义观点而闻名。

《汤姆叔叔的小屋》在英国的销售也同样十分顺利。1852年5月，当伦敦第一版发行后，便销售出了二十万册。在随后的几年间，有超过150万册的副本在英国传播。

哈里耶特·比彻·斯托夫人（斯托夫人）（1811-1896）出生于美国一个牧师家庭，曾做过教师，她在辛辛那提市住了18年，在这里她经受了一段逃亡生活，这为她创作这部小说奠定了基础。这部小说首先于1852年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连载以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同时，这部小说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正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它的发表对美国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