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期，汪敬虞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生产。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一书中，他担任其中工业部分的研究。该书于1947年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着作。当时，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很少，这部着作是最为完备和精细的。一直到今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汪敬虞们仍然不时需要引用这一部书的研究成果。

在中央研究院时期，汪敬虞还用英文发表了专着《中国的工业生产，1931-1946》（China’sIndustrialProduction，1931-1946）和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有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英文杂志《经济学报》（TheEconomicJournal）上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与就业》

（IndustrialProductionandEmploymentinPrewarChina）以及在国内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等地工业生产的系列文章。

汪敬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1949年初，他在报纸上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不能分开的”，有人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1953年，汪敬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和阻挠。他指出：“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当时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曾亲自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意见。发表以后，《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以及国外一些报刊作了转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1957年，他汇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了，这部近百万字的资料巨着是一部比较完备、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影响的书。出版以后，国内外都有评论和介绍。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汪敬虞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1953年到1965年，他在《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新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斗争的资料》、《关于继昌隆丝厂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和《从上海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等；研究外国在华资本的主要有：《十九世纪外国银行在中国势力的扩张极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关于十九世纪外国在华船舶修造工业的史料》、《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等。这些论文提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开掘既深，又每每阐述了研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问题供大家讨论，因而使人们耳目一新。

在1979年以后的几年中，他的专着《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相继出版。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等等。其中《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唐廷枢研究》两书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的奖励。进入90年代以后，汪敬虞的学术成果取得大丰收，除了发表大量论文之外，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三册出版，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项大奖，他个人的着作《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汪敬虞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相继出版。

汪敬虞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处世谦让。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于别人向他请教的事，他急人所急，尽力相助。他抽不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一部书稿，却花了大量时间替别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着，他总是认真阅读后提出十分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循循善诱，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传授给他们，处处为他们考虑，主动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包括自己的学生）修改稿子，发表时却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总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传统。汪敬虞治学严谨，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资料工作，他乐意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整理出一些比较可用的资料。他是以协助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为了使自己所分担的中国工业生产部分获得比较精确的数字，他不避繁难，从零碎的资料中，整理出比较完整的统计，而不愿图省事，采用笼统估计的办法。例如，关于抗日战争前中国工业生产的外厂部分，有人以外厂资本为华厂资本三倍为依据，估计外厂生产也相当于华厂生产的三倍左右。汪敬虞认为，这样估计虽然省事，但未必符合实际。因为，第一，当时对外厂资本和华厂资本的估计本身就不完整，而且在已有的估计中，两者的范围也不一致；第二，资本额的增加与生产额的增加并不能构成正比例的关系。他宁可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收集资料，日积月累，不断补充和修正，而不愿作过于粗疏的估计。

当然他并不排斥合理的估计。鉴于中国历史上遗留的统计资料的贫乏，可靠性又极低，他认为大力收集整理统计之外，还应该容许用合理的估计数字对客观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方面的经济进行估量。所谓合理，就是这种估计既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

汪敬虞的严谨学风，还表现在他从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像大多数有才能有学问的学者一样，在他对自己作估价时，看得更多的倒是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和郭沫若、张仲实两位前辈在古史方面有过接触，一是他1951年曾为郭老查考希腊黑劳士（Helots）的身份地位，一是1952年曾为张仲实先生所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根据英译本进行校核。这两项工作都得到两位前辈的称许，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担任这两项工作并不相称，惟恐产生误差有负重托。1953年他又受严中平先生之命合作翻译马克思论中国的几篇评论。在翻译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要准确地翻译马克思的着作，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该译稿曾请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校阅，向达写了一篇译后记，对有关史实作了详尽的论述，这使他亲身感觉到前辈学者的渊博恢弘，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他认为在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参加编辑的《中国近代统计资料选辑》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他多次计划作彻底的修改补充，却始终未能如愿，因而经常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其他一些着作也自我要求甚严，反复反省。

汪敬虞为收集和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勾勒出了1895至1914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轮廓，使读者能了解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官办工业资本和中国民族私人工业资本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这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做了一件极有益的基础工作。1959年和1962年，汪敬虞和其他一些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5）》，曾两次到上海收集资料，前后工作一年以上。上海是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也是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城市。在上海藏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他们在上海期间，先后共收集到中西文资料数百万字，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对此，1962年上海《文汇报》专门作了报道。

关于外资侵华的研究。汪敬虞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和《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三部专着及一些论文。《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一部着重分析历史过程的专着，涉及到外资侵华的每一个方面。这部大着由十七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组成，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研究十九世纪外资侵华过程的最为完整和详尽的着作。

历史过程如果说，《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从面上来把握当时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则是以一个典型人物为中心，作辐射状的研究，以此来深刻地展现外国侵华的历史过程。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着作中，有所谓“赫德中心论”这样一种说法。他们美化赫德，歪曲历史。这是对中国人民历史的挑战。《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就是为了接受这个挑战而撰写的。以丰富的史实，揭示了赫德在中国海关的罪恶活动，揭示了他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掠夺，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掠夺，还参与了他们在中国的非法的暴力掠夺的罪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对赫德活动的特点进行透视，揭示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第三部着作则是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正如汪敬虞在前言中告诉的，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末，距本书出版已有40年之久。在此期间，汪敬虞披阅了北京各图书中心所藏资料，还先后两次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馆藏19世纪中西文报刊和各种遗存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并据此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专着初稿。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先后写了近50万字的专题论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专着既未能定稿付印，专题论文也有一部分未能及时发表。后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第一卷是严中平先生主编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直到二卷脱稿后，才终于拣起自己开始于数十年前的稿子。

这部着作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其历史资料异乎寻常的丰富。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之所以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首先就在于研究资料的不易获得。研究华资金融好歹还有档案可看，而外国在华金融业的档案资料很少，特别是1927年以前的外国银行档案，目前在国内几乎看不到。而当时几种主要的金融业刊物，如《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等，也主要是介绍华资金融业的情况，对外资金融的介绍比较简单。

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唐廷枢研究》，此外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买办问题。在《唐廷枢研究》中，他研究了唐廷枢的生平。他不同意以往有关研究中的扬郑（观应）抑唐（廷枢）之论。有人认为唐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派集团中的人物”，“属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而郑则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汪敬虞认为，唐廷枢和郑观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由买办而投身于洋务企业。至于两人的不同之处，在思想理论方面，郑观应固然比唐廷枢看得深远，他的着作写了唐“看不到也说不出的东西”，但在社会实践和实际效果方面，唐是高郑一筹的。以唐廷枢的生平为中心线索，生发开去，精辟地阐述了买办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从双重身份的研究，汪敬虞得出了买办财富主要来自其自营商业的重要论断。这同过去一般所认为的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汪敬虞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洋行与买办之间，佣金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当时有许多洋行宁愿支付固定的工资，而不愿买办在生意中抽取佣金。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佣金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最初买办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由于竞争，佣金趋于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有的仍能维持2%，有的则已下降到1%。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终了，1%的佣金率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到九十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0.5%以至0.25%。从1865年至1894年的三十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49亿海关两。三十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的比例计算，则不过1200万多两。这个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数以千百计的买办的暴发财富的主要部分。汪敬虞认为，买办以其特殊身份所从事的自营商业是他暴富的主要途径。

汪敬虞还论证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买办资本大量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史实。汪敬虞以丰富的史实说明：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接着，汪敬虞分析了为什么买办比甚至积累了更多财富的官僚、地主和旧式商人更愿意投资于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原因。汪敬虞指出：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新式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在作为外国掠夺者的工具的买办资本的身上，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作为外国侵略者的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贸易活动扩大到投资活动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买办的爱国心和民族感，但是它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系。

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作品有《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等文章。经济史学界有许多人的意见认为：由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性质不同，因此，两者的产生也必然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从早期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途径。而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由此而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对此，他作出了不同结论。他以煤矿、纱厂、云南铜矿、四川盐井等行业的情况为例，论证了在中国现代工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许多部门中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

中国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过渡，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特别坚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在为外资掠夺原料、推销成品服务的行业（如广东的缫丝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等）中，出现手工业向机器“过渡”的可能性。但深入的研究表明，从经营者、资金、机器、技术等诸方面看，新式的机器工业都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从资本主义萌芽到早期民间近代企业不可能是大量的，更不可能是主要途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继承性。至于洋务派企业，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官督商办企业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和两个前途的矛盾斗争，有些官督商办企业后来演化为商办企业。他认为，为了证明一脉相承，而把洋务派的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

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大的和中小的不同，也就是有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但是，承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的同时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的产生，也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也就是说，要看到过程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一刀切。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途径，也可以说三种不同的类型。他以缫丝工业为例，说明在中国民族缫丝工业的发生过程中，既有纯粹商办缫丝厂的设立，也有洋行买办附股外商丝厂和洋务派官办丝厂的转化。这三种途径带有普遍性。

汪敬虞认为，在现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着中，谈到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是需要的。但这种分析不能从概念出发，不能像分析西方国家那样来分析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同，一定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进行研究。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则几乎成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片空白，这就是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生产力的研究，也就是用什么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研究。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最后根据。在这方面，他研究了外国技术的引进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

汪敬虞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形成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受到外资的排挤和打击，从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转而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从而得到保存，甚至还有所发展。

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中，汪敬虞承担制造业部分的研究。当时的经济统计研究所有一个关于1933年中国工厂生产的统计。但这个统计有三个主要遗漏的地方：未包括外厂；未包括东北和一些边远省份的工厂；未包括发电、货币制造、影片制造等工厂。汪敬虞的统计则补充了这些遗漏，并作了其它一些修正和补充，作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的统计。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经济学报》上发表的《战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雇工状况》一文中，汪敬虞把1933年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作了比较。他还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作过很深入的研究，主要论文有：《战时华北工业资本与生产估计》、《战时华北工业生产指数》、《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等。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具有开拓性的。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过去流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是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汪敬虞则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认为不仅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要研究它的不能充分发展及其原因。这种不能充分发展，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水平上，而且表现为点与面的不协调，表现为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先进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长期并存，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长期并存。

汪敬虞认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不仅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也能启迪对当前现实的反思，因为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曾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在1989年组织了一次笔谈形式的大讨论，以后在别的刊物上也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文字。汪敬虞在这些讨论中汲取营养，并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越来越清楚。2002年，他出版了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汪敬虞参加了由严中平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的专题研究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汪敬虞则主持了《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八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历时十余年，汪敬虞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最终的成果是于2000年出版的，全书178万字，分上中下三册。该书的写汪敬虞们在汪敬虞的布置下，注重发掘第一手资料，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构造总的研究体系，成为有分量的巨着。汪敬虞近期发表的论文集《汪敬虞集》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也可以归入综合研究的范畴。前者收集了汪敬虞的论文19篇，后者则收集了汪敬虞的论文20篇，两者的内容少有重复之处，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