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6 16:06
1976～1989年，出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同职位，包括首席经济师及主管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工作的助理行长。
1989～1993年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出任金融界别发展部高级经理，专责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的工作。
1993～1998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
1998年10月1日～2005年9月30日，连任3届香港证监会主席。
2006年6月2日受聘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担任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同时也是中国证监会国际事务顾问。
2011年8，任香港成立的新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研究院院长（总裁）。
曾被《财经时报》评为“2003年百位经济风云人物”。1998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银紫荆星章(SBS)；1999年获香港太平绅士(JP)勋衔。
2009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思想家”称号。
2019年7月1日，沈联涛发表署名文章：最想说服特朗普的，其实是美国企业。
美国跨国公司也许喜欢这种主意，即强迫中国改变它的政策和做法，包括补贴国有企业，和要求外企分享专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因为这使它们处于竞争劣势。2018年美国贸易逆差超过62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大约3780亿美元。但这种简单的跨境贸易逆差指标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它没有考虑进在外国境内开展的业务。2016年（最近的有可用数据的年份），美国跨国公司（包括它们在外国的子公司）在国外创造了5.8万亿美元的销售额。
2016年，美国跨国公司的销售额为3453亿美元，对华投资额为973亿美元。这意味着销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比从2009年的267%上升到惊人的355%。（欧洲这一比率要低得多，2009年为123%，2016年为85%，反映出下降的趋势。）与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相比，中国公司在美国的销售是小巫见大巫。2016年，中国公司在美国的销售仅为350亿美元。事实上，按这个标准衡量，美国存在3100亿美元的“盈余”，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还多出20亿美元。也就是说，把跨境贸易和海外销售放在一起考虑的话，中美两国的地位大致是平衡的。与此同时，美国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获取着巨额利润，而且这种利润会继续增加，除非受到不明智的干预。特朗普的贸易战恰恰就是“不明智的干预”。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跨国公司倒有可能成为特朗普所说的“最大输家”。
沈联涛的父亲是沈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