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沉默权的适用，最初是来源于“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证言特免权”，而在英美法系中，证人也包括了被告人。由于在早期的英国司法体制中，侦查职能和审判职能还没有分离开来，对刑事案件查明案件事实的任务，基本上都是由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完成的，因此被追诉者的沉默权，自然也就是针对法庭的审判而言的。其时的沉默权，也就主要是指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享有沉默权，可以概括为“审判沉默权”；后来，随着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逐渐实现了侦查与审判的分离，由于在法庭审判之前，先要由警察来讯问犯罪嫌疑人并提取其口供，于是产生了犯罪嫌疑人在进入审判阶段之前在接受警察讯问时是否有权保持沉默的问题。据有的学者考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英美法律都把沉默权局限于审判阶段，有关的判例也只认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沉默权，而没有把沉默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法庭审判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直到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英美法律才将沉默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之中。

“米兰达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正式将原来的“审判沉默权”扩展成了“审讯沉默权”，由此而造成了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很大限制。

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议的焦点，主要不在于“默示沉默权”和“审判沉默权”，而是集中在中国是否应采用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星座法院在审理约翰·李尔本（又译“利尔伯”）案件时，以被告人拒绝宣誓为由，判定其犯有蔑视法庭罪。但两年后议会掌权，议会经审理认为星座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并决定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让被告人宣誓。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随后，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

但据中国青年学者孙长永博士引述著名法史学家郎贝恩教授的考证，认为沉默权或“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都不可能产生于17世纪。在整个17世纪，英国采取的是“让被告人说话”的模式，直到18世纪后期辩护律师大量介入导致刑事审判对抗化之后，才正式确立了沉默权制度。

1912年首次制定（后经多次修改）的《法官规则》，明确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先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其告知语为两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说任何话。”如果警察不履行告知义务而径行向被拘禁的嫌疑人讯问，所取得的供词便有可能被法庭以取证的手段不合法而排除于证据之外。尽管英国的《法官规则》并非议会制颁的法律，但由于它是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集体制作的，作为指导法庭审判程序的指南，其限制警察在审判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积极审讯的规定，对于警察的执法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由于《法官规则》的上述规定，使“明示沉默权”在英国正式确立。

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源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所确立的反对自我归罪原则。该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由于美国把被告人也视为证人，由此而推演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不过，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来看，其条文中并未出现“沉默权”一词，因而，充其量也只能将其解释为它只是确立了一种“默示沉默权”。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再审，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要求警察在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后，在对其进行讯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雇请律师为你辩护。如果你无钱雇请律师，我们将免费为你提供律师。”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警察在讯问前未履行上述告知义务而直接讯问嫌疑人，由此取得的供述将被法庭以程序违法而排除于证据之外。从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这一判例，将原来的“默示沉默权”正式升格为“明示沉默权”。

属于“大陆法系地区”的欧洲大陆各国和日本和台湾、澳门地区等，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原本是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的。在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两大法系的相互交融，大陆法系各国也效仿英美法系，加强了诉讼中的对抗性，逐渐引进了沉默权制度。但各国的法律对沉默权的表述和实际运作方式略有不同，其适用范围也不尽一致。

在法律上沉默权的体现是“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是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项。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是：“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自己的证人。”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项的表述是：在就对于其作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作出决定时，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他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的最低限度保障。

上述两个条文的核心内容，是“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其中并未直接使用“沉默权”一词。因此，对这两个文件的规定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怎样解释，就引发了一系列悬念。关于二者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大致有三种观点：

其一，“等同说”认为：沉默权在法律上的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其二，“区别说”认为：从历史上看，沉默权与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自我归罪条款既不意味着弹劾式程序，也不提供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它所关注的仅仅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刑事嫌疑人身上获得信息。也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更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区别的，并且列举了七点区别，由此证明二者并非为等同的概念。

其三，“引申发展说”认为：沉默权是不得强迫自我归罪的逻辑引申和发展。自我归罪原则比沉默权的内容更丰富，内涵更宽泛，蕴含着更深刻的保障人权的理念。

沉默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而并不属于公民权。沉默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利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沉默权并不因为法律的认可而成立，同样，沉默权也不能因为法律的设定而丧失。我国有些学者指出，人权是人之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而不是法定权利；“法定权利由法律或行政命令授予，因此可以由国家机构来实施、改变或取消；相反，道德权利本身不仅不是法律和政治权力可以增损或取消的，而且是确证或批判法定权利的根据。”司法权顺利实施的重要性也许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但是司法权不能损害人权。当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应当也必须有所限制。刑事诉讼应当明文规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同时，对沉默权的行使也要作出明晰、确定的限制。唯有如此,才能从人权与司法权这对立的两极取得利益平衡。

所谓“自然权利”是指人作为人而享有的权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由道德而不是由法律来支持的权利。马克思曾经说道：“立法权并不创立法律，它只揭示和表述法律。”因此，“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中”。对此，我国学者夏勇亦有精辟论述：道德权利本身不仅不是法律和政治权力可以增损或取消的，而且是确证或批判法定权利的根据；法定权利并不象现代法律理论所希望的那样能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自然权利意味着它不是因为法律规定才生成的法定权利或其它约定权利。这在更深层次上揭示沉默权的自然权利属性。

沉默权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产物，它是个人本位主义的西方历史文化价值观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按照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国家追诉机关（警察、检察官）的讯问时享有拒不回答提问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是为了构造原、被告平等的诉讼结构，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在这种诉讼结构下，作为侦控机关的警方和检察机关（控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方）是平等对立的双方，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就如同市场上做生意的买、卖双方，一方要卖个好价钱，另一方则想讨个最低价。警察和检察官以国家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集体利益等名义来追究犯罪，力求能够收集到充分、完整的证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绳之以法；而被追诉者则要尽量开脱罪责，逃避惩罚。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在这种对抗式诉讼模式下，沉默权便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权力的对立物出现，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抗国家追诉行为的挡箭牌。

沉默权的理论依据，是“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尊严是—项与人性共存的自然权利，是个人作为人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按照这种理念，刑事诉讼是被追诉的个人同作为控诉方的国家之间的抗争，由于国家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事人显然处于弱势，因而根据西方所谓的“民主宪政”精神，必须约束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权是维持政府与个人之间利益平衡的客观需要。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两项权利：一项是辩护权（包括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帮助进行辩护），这可看做是“积极的防卫权”；另一项就是在接受官方讯问时享有沉默权，这属于“消极的防卫权”。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两项权利可以同时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讲话，行使沉默权；他又可聘请律师为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也就是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行使防卫权。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以下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沉默权是对抗式诉讼结构的产物，其最初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审判阶段，即允许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保持沉默，故曰“审判沉默权”。当沉默权被引进庭审前的侦查阶段后，其实际的功效就演变为犯罪嫌疑人对抗警察讯问的护身符。

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为了侦破刑事罪案，警察有权传唤任何人，并对其进行讯问，要求他们协助调查并提供证据。但是，根据“不得被强迫自我归罪”的原则，当证人涉及可能使本人自陷其罪的问题时，他有权拒绝回答。因此，一旦被讯问人主张沉默权，警察就不得再对其进行讯问。

由此可见，沉默权是作为与警察的讯问权相抗衡的一项权利而存在的。

如前所述，沉默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以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减弱警方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但是，沉默权又给警察侦破案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使某些老奸巨猾的职业罪犯轻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一旦将其推向了极端，必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不利的影响。

作为美国明示沉默权发端的米兰达一案，就颇为滑稽。该案的大致情况是：1963年3月3日，一位18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并遭到强暴，案发后她立即报案，并指认出犯罪嫌疑人为米兰达。警察当即传讯米兰达，他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并写了供述书。法院依其供词认定他犯劫持罪，判监禁30年；犯强奸罪，判监禁20年。米兰达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他的供词是在压力下编造的，警察并没有告知他的供述将会成为对他不利判决的依据，并剥夺了他被审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警察的做法违反了宪法，因此米兰达的供词无效。由此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事先告知他有保持沉默不作回答的权利。

从另一起案例中，我们又会看到“米兰达规则”是如何被适用的：1986年11月24日，一个叫帕米拉的10岁小女孩随父母 去依阿华州的德茂恩市看摔跤比赛。在比赛进行中，帕米拉一人去厕所后再没有回来。警察接到报案后，调查发现一个叫威廉姆斯的人可能是劫持者，有人曾见他在体育馆外将一捆东西装进一辆汽车。12月26日，德茂恩市警察接到邻近达芬堡市警察局的电话，说威廉姆斯已向他们自首。德茂思市便派了两名警察开车前去把他押解回来。在返回途中，一名警察对威廉姆斯说：“我希望你看看天气，正在下雨，气象预报说将要下大雪。我想你是惟一知道小帕米拉埋在什么地方的人，如果雪一盖，你自己也可能找不着了。我们何不去把她找到，她的父母也好在圣诞节前用基督教的丧礼把他埋了。”听了警察的这一番话，威廉姆斯果然带着警察来到他杀死并埋葬小帕米拉的地点，并在那里挖出了孩子的尸体。法庭根据上述情况，判决威廉姆斯有罪。

按说本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尽在情理之中。但是，威廉姆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其理由是：警察在押解途中所说的一番话，实际上就是审讯，而事先并未向他告知“米兰达规则”。因此，审讯是非法的，因而判决结果必须推翻。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人这一观点，裁定推翻了原先的判决。

由于“米兰达规则”把沉默权推向了极端，司法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正当程序”而不考虑案件的真实情况。许多已侦破的罪案，却很难对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致使沉默权变成了庇护犯罪的避风港。沉默权完全忽略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使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和创伤难以得到补偿。

在人类数千年的法制文明进程中，对于口供在诉讼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次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曾经把口供奉为“证据之王”、“证据皇后”；中国封建时代，则实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的制度。总之，认为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极端。

英国在17世纪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其初衷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让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由此而引起子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但是，自从1966年美国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后，又把沉默权推向了极端。按照这样的程序设计，似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无需讲任何话，全靠警察去寻找客观证据就可以证实犯罪。可惜，这种美好的愿望终究未能全部实现。司法实践表明：有许多案件，如果涉案的当事人在面对警察的讯问时一概保持沉默，则案情事实便根本不可能查清。

不错，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地进步和大量高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刑事侦查，警察机构的装备日益改善，取证能力大大增强，对于某些常见的犯罪，如凶杀、强奸、抢劫、盗窃等罪案，由于有犯罪现场和大量的痕迹、物证，警察可以通过现场勘查和搜查、检查，提取在现场上遗留的血迹、指纹、精斑、毛发、弹痕及有关的赃证，并根据被害人和证人的指认等各种客观证据去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即使作案者闭口不讲任何情况，也足以认定犯罪事实，并据此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但是，随着警察机构装备的改善和取证能力的增强，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变着花样，他们在与警察的周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反侦查能力也在逐渐增强，他们也更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来对抗侦讯。明示沉默权的实施进一步限制了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权，更使刑事罪案的侦破增大了难度。

尤其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形成了又一波巨大的犯罪潮流，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迅猛发展并蔓延至全球，更给警方对付犯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下列各类案件，如果涉案的当事人在被警察拘捕后全部保持沉默，则案件很难侦破，更无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行贿、受贿案件】此类案件只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极端秘密地进行的，收受钱款时只有二人在场，所谓“一对一”，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在案发后，行贿人和受贿人全都主张沉默权，一概闭口不讲话，则根本不可能定案。

【雇佣杀人案】通常由主谋人（黑道中的行话称“大老板”）通过中间人雇佣凶手去杀害某人。案发后，直接行凶的凶手较容易抓获，中间人也容易牵出来，但涉及到“大老板”时，又成了类似于行贿案件中的“一对一”状况。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则很难认定。

【毒品犯罪】买卖双方自愿交易，在隐蔽场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犯罪现场”，也没有“被害人”，又是另一种“一对一”。如果不是当场查获，事后发觉时，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也难以认定。

【流窜犯罪】有些负案在逃的重罪案犯，流窜全国各地，被拘捕后不讲真实姓名，使侦查、起诉、审判都遇到困难。

【集团犯罪】数人共同作案，警察抓住其中若干人，另一些人在逃。如果被捕者都保持沉默，则逃犯的去向难以知晓，很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且对被捕者也难以结案。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爆炸案，警察抓住了准备施爆的嫌疑人，但不知炸弹放置于何处，假如疑犯保持沉默，则随时有可能爆炸，危及众多人的生命安全；再如绑架案或拐卖人口案，警察捕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却未发现被害人，如果不能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疑犯在被讯问时不开口说话，则被害人面临生命危险。

诸如此类的罪案，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回答警察的提问，那就无异于捆绑住了警察的手脚，其结果只能是庇护罪犯甚至是怂恿犯罪。事实上，在某些共同犯罪或牵连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揭露案件的起因、背景、实施过程及同案犯之间的关系，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可能是最关键的证据。如果已经归案的犯罪嫌疑人都保持沉默，案件的本来面目便无法查清，或者导致同案犯潜逃，使案件久侦难破，有的甚至会使本来可以制止的危害结果终于发生，造成大批无辜群众的死伤。这些都是司法实践中非常现实的问题。可见，实行明示沉默权制度，不仅有碍于侦查，而且是对被害人与公众的安全完全不负责任，显然是一种使权利失衡的有害的做法。

当今世界上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官员腐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日益猖獗，我们在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更必须考虑如何加强对犯罪的控制能力。在刑事诉讼中，必须给侦查机关一些必要的权力与手段，使之能够有效追究犯罪。

实行对嫌疑人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制度。

自从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关于在中国大陆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引进沉默权制度的问题，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及司法实际部门的同志发表论著或谈话，见仁见智表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认为将沉默权引进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为从原则上来说，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对某些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严重犯罪，如贪污贿赂等官员犯罪、黑社会有组织犯罪、雇佣杀人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毒品犯罪等，不适用沉默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司法政策。随着对沉默权讨论的兴起，一些同志对此提出了挑战。

在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批评司法实践中没有认真贯彻这一政策，往往搞成了坦白吃亏，抗拒受益，主张坚决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以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既定的政策；另一种意见则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主张废止这一政策而代之以确立沉默权制度。

毋庸讳言，对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过去在执行中确实出现过种种偏差，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如实坦白了罪行甚至有立功表现的罪犯，该从宽的没有从宽，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许多犯罪分子不再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逼使其走向了顽抗到底的绝路。这对我们极其不利。

二是对坦白者一律免除刑罚，搞成了宽大无边，造成对严重犯罪的打击不力。

三是把正当的辩解一律当成“抗拒”，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重处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把是否“低头认罪”作为决定惩罚的主要依据，那更是把本末倒置了。上述偏差是确实存在的，有的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但问题并不是政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由于对这一政策理解错误，在贯彻执行中走了样。

因此，当今社会不应该抛弃这一政策，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明确具体适用的条件，进一步引导大家去严肃认真地贯彻这一政策。即使在“严打”期间，对于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的，该从宽的还应适当从宽；对于有立功表现的，还可以将功折罪，减轻甚至免除其刑罚；对于在犯罪后毁灭证据、互相串供、制造伪证甚至嫁祸于他人的，必须从严惩处。

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

其实，即使在西方各国，尽管没有像中国这样明确地概括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在各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大都体现了类似的精神。例如：各国刑法大都规定了对自首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拒捕或袭击警察的加重处罚；有的国家在允许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同时，又规定对作虚伪陈述或嫁祸于人的，要再加一个伪证罪或蔑视法庭罪的新罪，以加重对其惩罚。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却可谓“异曲”而“同工”。

英国自从1994年对沉默权实行变革以后，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告知其有沉默权，随后又加上一段很长的“但书”，实际上也就是对被讯问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让他好好地掂量掂量，考虑是否要与警方对抗。其实际的效果，也近似于中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

2000年8月，正当世纪之末，在中国司法界炸响了一颗惊雷——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推出了《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这一《规则》刚一出台，就被许多报刊炒得沸沸扬扬，一家媒体甚至兴奋地欢呼：中国司法制度中引入了沉默权！

据报载，所谓“零口供规则”的主要内容是：“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据云，这一《规则》允许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

“零口供规则”出台后，最初的反应是引来了一片赞扬声，加上某些报刊的炒作，被宣称是中国司法界实行沉默权的大胆尝试，就如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被誉为实行最彻底的司法改革的开拓者。

其后不久，“零口供规则”便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质疑者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一，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7种。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口供）是7种证据之一，而这一《规则》将口供视为零，无异于取消了法定的一种证据，似有违法之嫌。

其二， “零口供规则”是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的。事实上，在此以前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已经作了供述，其他证据有的就是根据口供提供的线索找到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使暂时不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他的口供是客观存在的，你无法“视其为不存在”。即使集中精力审查其他证据，无非是试图运用其他证据来验证口供的真实性，根本谈不到什么“零口供”。

其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必须讯问被告人。如果检察机关把口供视为零，那么它也就大可不必再去讯问被告人。不再讯问被告人而直接对其提起公诉，在程序上是否合法?

其四，检察机关承担的任务，除了审查起诉外，还要负责对贪污受贿等大量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而行贿受贿等案件，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检察机关既要推行“零口供规则”，就应彻底贯彻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包括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各类案件。如果此项《规则》不适用于自行侦查的案件，那岂不是一件只供摆设的花瓶?

据报刊的后续报道，顺城区检察院又对“零口供规则”经过五次修改，出台了新的版本。其中，对“零口供”重新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成独立的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影响为零。”《规则》也不再是“允许其保持沉默”，而是“在鼓励如实供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供述。”这便与原来的宣传大不相同了。据该检察院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该院实行“零口供”的目的，并不是想探索沉默权的大问题；在实行了10个月的时间内，该院共办理多起案件，其中采用“零口供”办理的不到20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零口供”的方式，有些案件除了口供外确实很难取得其他证据……云云。

原来，被大肆炒作的“零口供规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

如果说提出“零口供”的初衷是试图减弱口供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这种良好的愿望自应予以肯定。但是，由于缺乏理论的根底，事先未经过严密的论证，且不顾现行立法的明确规定，只凭一时的激情，拍拍脑袋就抛出了一串新套套，其结果是本想红红火火演出的一场喜剧，最终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它可以看做是眼下司法改革中并不成功的一个小插曲，但愿它能使我们从中学到点什么。

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规定是：“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或强迫承认犯罪”，这里并未出现“沉默权”的字样。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二者尽管有内在的联系，但毕竟不是等同的概念。即使从英语对两个词语的表述来看，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换句话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没有直接规定沉默权，至少是没有规定明示的审讯沉默权。

1985年11月29日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所规定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时，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中国作为签字国之一，理应完全接受，并在国内法中予以规定。

毕竟未成年人在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依法应受到特殊保护。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世未深，并非老奸巨猾之徒。因此，警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应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但应规定特殊的例外，即：参加恐怖组织和黑社会组织者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