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任《观察家报》记者时，由于他的有关水兵贝拉斯科的报道透露了走私丑闻，因而激怒了独裁当局。他不得不离开哥伦比亚到了欧洲。不久，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查封了《观察家报》，加西亚·马尔克斯失了业。他在巴黎有三年时间一直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有时捡空酒瓶、旧报纸卖钱度日，有时从有肉骨头的人那里借骨头来熬汤，然后再还给别人。他每天去等信，期待国内有个好消息。正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这段生活经历，所以他才能够写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上校的困难处境，写出上校焦急不安的神情，而且写得那么真切动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8年会见记者时坦率地承认：“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甚至还说：“我要是没有这三年穷愁潦倒的生活，我可能当不了作家。”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上校来源于这样一个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一家鱼市场有好几次总是看到一个人靠在栏杆旁，像是在等待的样子。这个费解的人物使他联想起另一个人物：一个没完没了地在等待着什么的老人。然后又很自然地与他外祖父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个在等待的老人应该是一位上校，内战的幸存者，他在等待着对他豁出性命拯救共和国的赫赫战功表示酬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两次内战中幸免于难，他一直站在自由党人一边，驰骋疆场，英勇作战，荣获上校军衔。他一辈子都在等着领取“军功奖”，直至离开人世。外祖父死后，外祖母继续等着这笔酬金。外祖母晚年双目失明，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她对儿孙们说：“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们能够领到这笔钱！”加西亚·马尔克斯幼年一直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对他的影响极大，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因此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两位老人的形象。

马尔克斯自认为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之一，最精炼，结构最简单的一部作品。小说从深层次上来讲，是对当时时局政治、军事独裁、封建愚昧的抨击。它是一部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着重心理分析的意识流小说，把现实和幻想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两者相交错，是现实主义的精品。

马尔克斯认为专制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悲剧，他的悲剧观似乎接近于鲁迅的悲剧观。这一悲剧为拉美作家提供了创作源泉。上校的悲剧命运令人难以忘记，这悲剧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追究下去还要包括到主人公生活的那一片特殊的大陆——拉丁美洲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征。小说忠实地再现了拉丁美洲富有特色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这块土地因古老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和哥伦布发现这块新大陆而导致两种文化的并存与混合，在这方土地上，现代和远古，科学和迷信，电子和神话，摩天大楼和史前状态交织在一起。这是个神奇的、疯狂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面前，一切虚夸和矫情的辞藻堆砌都显得那么苍白，作家只需用语言最本质的内核部分去表现就可以收到令人震撼的效果。

在小说中，拉丁美洲那漫长的雨季是令人厌恶的，他和上校的痛苦感受以及邻人的出殡联系在一起，这一雨季的描写小说开头就有，它似乎是上校悲剧命运的一个预言。上校曾去找过律师，申诉自己的不公遭遇。然而律师这样向上校解释：“人类的忘恩负义是无止境的。”在上校所处的那样一个专制制度肆虐的非理性时代，不仅统治阶级背信弃义，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是穷极无聊。老百姓们每年在1月二十日进行斗鸡、下赌注，追求刺激。在礼拜的夜晚，人们聚在台球房玩转盘赌，一片沸腾的景象。上校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因为他的那种严肃、纯洁、执着的精神世界与整个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无聊麻木的生存状态格格不入！

小说中的世界，除了上校、医生这极少数的几个人还保留着人类宝贵的理性外，其余种种人以及周围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反理性现象，粉碎了读者的理性期待，上校那一相情愿的理性主义信仰显得可笑、可怜。上校所参与的那场战争，耗尽了他的生命中的精华。在人类生活舞台上，从古至今，到处都层出不穷这种反理性的活动，有以信仰的名义进行的野蛮愚昧的宗教战争，有血腥的种族清洗和党同伐异……康德认为，人尽管作为万物之灵，个体充满了智慧，但就人类的全体在世界大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来看，一切归根结底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上校不正是这场罪恶中的牺牲品吗？

小说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它所塑造的上校的悲剧命运的美学意义。首先表现在对于绝境中生命韧性的渲染与开掘。上校与他的妻子在贫病交加中苦苦地支撑着，这两把老骨头在严酷的生活重压下已将生命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自己的生活与健康状况如此不堪，上校还是保持了他的正直、倔强，对共和国一片赤诚和对法律怀有牢固的信念。上校在读报纸时发出叹息“没有选举的希望。”他对拖欠医生诊费感到不安，在分手时咬着牙问“我们欠您多少？大夫。”他相信法律，作出更换律师以求快点得到养老金的决定，并且亲自写申诉信……腰板挺的笔直，以利于呼吸……上校写了满满一张纸……后来，他又写了半页，并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无论是肉体上对于贫穷和疾病作的苦苦抗争，还是精神上对于某种信念的苦苦支撑，马尔克斯都没有忘记加以渲染和表现，然而，上校并没有迎来生命中的春天。他的青春和热情早已伴随战争岁月消逝了，陪伴他的只有令人厌恶的潮湿的雨季。他身上保留的人类理性的闪光在黑暗的绝境中显得如此的可贵。小说中上校这一悲剧人物的美学意义还在于：小说末尾对于痛苦的自我救赎使得上校的灵魂得以站立起来，可以与读者对话。

叔本华对“痛苦”的定义是“把意志因横亘于它与它当前目标之间的一个障碍而遭到的阻挫称为痛苦。”那么，上校等待养老金而不得是符合这一定义的。因为贫病，上校遭受的肉体苦痛不必多说了，在漫长的等待和窘迫的生活中，上校所受的精神苦痛也被多次提及，文中描写上校的心理时用了“焦虑不安”，“羞愧”，“不快”，“心乱如麻”，“提心吊胆”等词语。上校还产生了好几次幻觉，一次是出殡时，一次是卧病在床时。这几次幻觉都有令人惊悚的效果。可以发现，上校的精神也被折磨得千疮百孔。

痛苦本身固然也有它的美，但马尔克斯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强调人生的悲剧感，在小说的末尾，马尔克斯冷静的叙述道，“妻子逼问上校‘告诉我，我们吃什么？’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一生中一分钟一分钟度过的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他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直率而又不可战胜的人，回答说：‘屎’。”在那样一个时刻，上校完成了某种仪式。以往全部的痛苦已成为上校感受范围之外的另一世界。上校完成了他艰难的灵魂之旅。上校达成了这样的理念：要解脱于苦海，就不是无济于事地挣扎着解除加诸自己的一重重的，实际的痛苦，而是从根本上否定制造出一切纷争和苦难的生命意志，这才是真正的一劳永逸的救赎。使得他可以超脱，对他而言，痛苦就是解脱于痛苦的途径。小说到了这里，上校的灵魂变得丰满而有生气，不再是徒有痛苦的容器。

这篇小说对于苦难的叙述有着自己从容的节奏。作者始终保持必要的含蓄、克制。但是惟其如此，才得以源源不断地透出作者真诚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的大敬畏。正是由于马尔克斯细致入微的阐述，形成涓涓细流般的小说内在的时间节奏感，才调动、激发了人们全部的情感和经验的介入与参与。

这部小说的悲剧性无论从民族、社会的角度还是人的角度看都是显而易见的。在马尔克斯的创作生涯中，他最初的创作主题也是与死亡有关，可以想见马尔克斯的哲学观念里早就有了生命的意识。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窥探到人类生活之一角，思想得以沉潜到悲剧人物的生命深处，看到了既伟大又渺小的人类生命的闪光，小说既不乏精细的微观视角，又负荷着思想的深度，负载着社会的内涵，有着深邃的历史穿透力，因而它具有一种强烈的美而撞击着人们的心扉。

小说结尾处上校再也没有生路，到了吃“屎”的时候也即是死的时候。上校的悲剧是拉美人民现实生活的反映。可喜的是，从小说中已经看到，拉丁美洲人民正在觉醒，人们传送、散发传单，“内地”出现了武装反抗，人们期待这个过程加快，期待拉美人民早日摆脱悲惨的命运。

这篇小说没有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场面，也没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没有《百年孤独》的离奇，也没有《家长的没落》的夸张，篇幅不长，人物不多，只是小镇上的几个人物，主要是主人公上校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然而正是这真实的生活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哥伦比亚人民（乃至拉丁美洲人民）的悲惨命运，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军事独裁的罪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美人民政治上的觉醒。为了表现这一主题，加西亚·马尔克斯满怀激情精心塑造了上校这个人物，采用多种技巧，从不同的侧面突出上校的形象。

小说的开头部分写了，上校参加一次葬礼。上校郑重其事，并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妻子看了说：“你好像要去办一件大事。”上校说：“这次出殡就是一件大事，这是多年来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当送葬的队伍行进在大街上时，突然有人喊叫。“怎么啦？”堂萨瓦斯问。上校回答说：“没什么，他们说出殡的队伍不能从警察局门前经过。”“啊！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我们在戒严时期。”堂萨瓦斯说道。仅此三言两语，作者的义愤之情已跃然纸上。这里没有内战的激烈战斗场面，也没有戒备森严的恐怖景象，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也没有血淋淋的屠刀，然而寥寥数笔，内战带来的灾难和军事独裁的专横已充分揭露无遗。

小说的主线是上校等待一笔退伍补助金。上校已经等了十五年，可是他仍然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作品一开始是一段精致的细节描写：“上校打开咖啡盒，发现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从火炉上取下锅子，把里面的水往地上倒掉一半，又用一把小刀在盒里刮了刮，直到把最后几片混有铁锈的咖啡末刮下来，倒进锅里，方才住手。”这段细节非常逼真地向读者描绘了上校穷愁潦倒的窘境。上校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烙在读者的印象里，激起读者的同情，从而开始关心上校的命运。

小说不仅在结构布局上紧紧围绕中心主题：一开始交代主人公上校生活的困难处境，引起读者关注；“送葬”的描述交代了上校生活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斗鸡的故事引出一系列矛盾，进一步展开情节，深化主题；等信的细节描写直接服务于小说的主线，而且在人物的塑造，甚至遣词造句方面也都为中心主题服务。

在这篇小说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的笔墨侧重于主人公上校身上。但是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虽笔墨多寡不一，也大多具有独立的个性，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这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拿着一架摄像机，时而摄下远景，时而摄下近景，时而又是特写镜头。不过主人公上校始终不离画面。而上校的妻子，医生，堂萨瓦斯以及其他人物，则是从不同的侧面作为上校的陪衬出现在上校的生活画面里。这一幅幅画面都给人以全真实的感觉。所谓“任何文学手段的成功无不以作家的激情为基础”，这话不无道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篇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就揉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换句话说，这些人物形象浸透着作家的爱憎。上校的形象中显然流露出作家对其外祖父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含有他本人在巴黎一段生活的感受。同样，堂萨瓦斯的身上也有巴黎居雅斯大街“佛兰德”旅馆老板拉克鲁瓦夫妇的影子。语言准确明快是这篇小说的一小特色。以小说开头第一节文字为例。乍看起来，这段文字似乎平淡，但仔细读来，不难发现，这是经过作者悉心推敲的。其中“果然”、“又”、“刮”、“直到”“最后几片”、“混有铁锈”、“末”、“方才住手”这些词语用得非常精当。在表达上校生活处境时收到了非常逼真的艺术效果。作者在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时，运用了幽默、诙谐和夸张，或讥讽、或逗趣、或含蓄、或言简意赅。这些技巧在展示人物性格，突出人物的典型特征方面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对话在这篇小说里占有相当的分量，也是小说里最精彩的部分。作者挥洒自如地运用大量口语、但语和俗话，使这些对话洗练、生动、个性分明，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素养和当时的心境。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以有如此驾御语言的能力，是因为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即勤于练笔，不久又当了记者，接触社会各层人，经常写报道。这种锻炼对于他成长为一流作家大有裨益。读这篇小说，读者不难发现一种重复现象。不仅在情节结构上有重复之处，甚至在语言表达上也有重复。这些重复清晰地反映了作者的兴趣和注意力的方向：突出上校艰难的处境，渲染气氛，因而更能表现主题。

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从上校这个人物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只截取了他晚年两个多月的一段经历，从刻画人物形象着手，构思情节，设计画面。在这有限的时间、空间内，作者展示在读者面前的，也只是日常生活的普通画面。可是这些画面却道出了生活的真谛。普通的画面，反映了严肃的主题。

虽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出版的时候并不被出版商看好，出版商甚至连稿费都不愿意给，认为为他出版已经足够慷慨了，然而其出版之后却收到了不少好评。有文学评论家认为，以叙事为主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艺术成就上并不亚于《百年孤独》，上校这个人物是马尔克斯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智利诗人和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将其评价为“完美的作品”。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1947年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开始文学创作。1948年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1955年，他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1961年至1967年，他移居墨西哥，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之后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欧洲，继续其文学创作。1975年，他为抗议智利政变举行文学罢工，搁笔5年。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1982年，哥伦比亚地震，他回到祖国。1999年得淋巴癌，此后文学产量遽减，2006年1月宣布封笔。2014年4月1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病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