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19 14:38
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地区的文学。从1937年 7月29日北平失守,1938年10月21日广州被占,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但英美、法等国控制下的上海租界地区尚未沦入日军之手,上海成为“孤岛”的文学情况见上海“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它一般说来是和汉奸文人反共卖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活动中心一是在北平,一是在上海、南京。早在1939年下半年,上海《中华日报》的《文艺周刊》、《华风》等副刊配合汪精卫卖国求辱的“和平运动”,鼓吹“和平文学”,攻击抗战文艺是“浮嚣浅薄”、“八股式的宣传文字”,并声称要扫除这一“文艺园地的污秽”。“和平文学”成为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先声。稍后,沉寂了两年之久的北平文坛,出现了综合性文艺月刊《中国文艺》。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扶植下,该杂志赞颂和美化侵略者刺刀维持下的“安乐”生活,鼓吹在这种“新秩序”中去建设“新的文化”。这一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沦陷区汉奸文学运动的正式开端。周作人“破了两年来不说话的戒”,积极地为汉奸文学杂志撰稿,成为汉奸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参与下,华北先后成立了“华北文艺协会”(1941)、“华北作家协会”(1942)。“华北作家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以文艺来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进展,即迎合日本侵略者霸占亚洲的野心。该协会一成立,就派遣作家到华北农村,然后在报刊上宣传报道侵略者在这些地区的“治安强化功绩”。它还发起和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大征文”、“文艺奖”,以“发扬大东亚宣言”为条件,招徕汉奸文人,并加强与伪满洲国和日本文学界的交流。相比之下,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的汉奸文学运动则缺少组织,且大多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彰事实、明是非、求真理”(《古今》月刊发刊辞)的幌子下,为汪伪政府的“反共和平建国”造舆论。当时,比较主要的敌伪报刊杂志还有:北平的《华北新报》、《新进月刊》、《艺文杂志》,上海的《新申报》、《风雨谈》,南京的《民国日报》、《作家》,苏州的《诗领土》等。在汉奸文人的把持下,沦陷区文学运动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虽然,华北、华东的汉奸文人也曾共同发起和组织了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但统一华北和华东汉奸文人的组织──“全国文学协会”却几经筹划,始终拼凑不成。汉奸文人队伍内部矛盾重重。1944年,周作人因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指责他为“反动老作家”而和片冈铁兵及汉奸文人沈启无发生的纠纷,只是这一矛盾表现的突出一例。
和文学运动不同,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呈现比较复杂的情况,其中有官办汉奸文学,但同时也有一些进步和爱国的作家在沦陷区坚持文艺创作活动。
在小说创作方面,华北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主要收入“新进作家丛书”(共10种,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和“华北文艺丛书”(共 8种,华北作家协会出版)。其中虽有思想倾向反动的作家作品,如梅娘(短篇小说集《鱼》、《蟹》等)、袁犀(长篇《贝壳》等)对男女知识青年矛盾苦闷心理的刻画,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萧艾(短篇小说集《萍絮集》等)描绘的北平市民阶层的生活及关承吉(短篇小说集《风僶船》等)笔下的乡土文学,上海作家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及苏青《结婚十年》等小说,以对个人方向的苦闷而名噪一时(谭正璧语)。抗战前就驰名文坛的作家师陀、罗洪等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仍保持着一贯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
相对活跃的是散文创作。比较有影响的散文刊物除前述的《艺文杂志》(北平)、《古今》(上海)外,还有《天地》(上海)等。题材范围较多涉及文献掌故、读书札记、回忆录及游记等。周作人广征博引、粉饰太平的读书札记开了名士小品的先河,追随、模仿者像文载道等一时兴起。周佛海、陈公博等以个人回忆为自己涂脂抹粉;樊仲云的读史随笔借历史来为汉奸行径辩护,都是明显的汉奸文学之作。
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进步文艺界人士在沦陷区的极其危险、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为此,许广平被捕入狱,陆蠡光荣牺牲。恽逸群、关露等还打入日本占领者内部,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万象》、《春秋》、《文艺春秋》等杂志,冒着风险,登载或转载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等在大后方的作家作品。如在抗战胜利前夕《春秋》上巴金的散文《灯》和《长夜》,充满着“灯光是不会灭的”、“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尽头了”的坚定胜利信念。类似作品却似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给沦陷区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