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1567年），李攀龙起复，出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在浙江，李攀龙曾写诗赞美以“戚家军”为主体的抗倭将士，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之情。

隆庆三年（1569年），李攀龙诏拜河南按察使。在河南任职仅四个月，老母病故，李攀龙扶柩归里。本来病弱，加上持丧哀痛过甚，李攀龙遂卧病不起，于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十九日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七子派古诗主汉魏，近体主盛唐。汉魏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典型地反映在意境浑成和气势沉雄上。讲风骨、气格则必主措语雄厚。这种美学特征在攀龙的创作中表现极为突出，他的各种诗体中均有骨气道劲，寄托遥深，情思壮阔，气势昂扬的特点，以七言古诗和律绝为典型。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像。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也还写得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

李攀龙的诗歌创作体式完备，内容广泛。诗歌是他感发情志，激愤抒怀的主要手段，内容则包罗万象。就题材和内容看，主要可分为咏怀诗、咏物诗、咏史怀古诗、山水田园诗、边塞海防诗、叙事怀人诗、赠别诗、纪行诗、唱和酬答诗等几项。

李攀龙论诗比谢榛、王世贞偏狭，认为先秦古文已有古法，后世作者只要“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句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语）。他所著的《答冯通书》就提到：“秦汉以后无文矣。”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所编《古今诗删》，宋元诗一首未录，可看出其论诗宗旨。其文聱牙戟口，成就不大。其诗亦多模拟剽窃之作，偶然面对现实，抒写内心真情时还有一些较好的诗，如《送明卿之江西》《挽中丞》。七律和七绝相对较好，声调清高，词采俊爽，语近情深，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而乐府诗则如“临摹帖”。

李攀龙的散文创作一向被视作诘屈聱牙的典型，在语言多迂曲缠绕，诘屈艰涩，但也形成质朴深雅、雄浑厚重、气盛语健、典则瑰丽的总体风格。他追求的这种创作效果，与他的散文复古理论密切相关，也与他对散文的审美趣昧紧密结合。七子派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真正推行散文改革，具有明确的复古主张和在散文创作上自有特色的作家不多，“大概前七予中的李梦阳、康海、何景明和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可以称为秦汉派的中坚分子。其他人也赞成文必秦汉的主张，为文学古多沿用二李路数。终为追音逐响之辈。”李攀龙在七子派中属于实践家，其散文理论较诗歌理论更少，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观念，只是他的观念多表现为对前人散文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代人观点的认同或反对上。

才力富健、气盛辞雄，章法严整、语辞古雅构成攀龙散文的总体风格。李攀龙的散文崇尚“真”的审美特征。他在文章中敢于说真话，说出事情的真相，显示出求“真”的人生追求。七子派喜欢策论碑传这一类宏芷典则的文体，这类文体有史传性质。李攀龙对“信而有征”的《左传》、《史记》非常推崇，他在志传中，则敢于暴露事实真相’，说出一些人不敢言之言。

殷士儋：能为献吉辈者，乃能不为献吉辈者。然于鳞方且痛人诋其文辞相矜，不达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概凛洁，耻为色泽，称其为文。于鳞独文士乎哉？

王世贞：①于鳞于书无所不通，为人狷介忠信，而好为深沉之思。当所未得，或竟日夕忘食寝。家故贫，又官常调，而绝不肯逐众为干谒，泊如也。即世所称说名士，亡可当于鳞云。②于鳞宏丽浑壮，鲜所不有，又济之沉思。假以数年，奚让二氏哉，太岳二室，芝菌樛结。光华若朝，霞芬旨入。九咽庶乎，其近之矣。（《明诗评·卷一》）③海内称文章家不相下，更齮龁胜己者，此其常云。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鳞辱予言，计于鳞所许可，亡过北地李生矣，其次为仲默，又次昌谷，而其微词多讥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声方握柄，所褒诛足浮沉天下士。（《赠李于鳞序》）④于鳞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极高华，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语，不轻变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节始极旁搜，使事该切，措法操纵，虽思探溟海，而不堕魔境。世之耳观者，乃谓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没，惜其不多，寥寥绝响。⑤于鳞才可谓前无古人，至於裁鉴，亦不能无意。向余为其《古今诗删》序云：“令于鳞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此语虽为于鳞解纷，然亦大是实录。⑥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鳞。简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⑦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风神，大抵其体不宜多作，多不足以尽变，而嫌於袭；出三谢以後者，峭峻过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辞，而微伤其气，晚节雄丽精美，纵横自如，烨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无容拟议。绝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拟沈宋，而不能尽少陵之变。志传之文，出入左氏司马，法甚高，少不满者，损益今事以附古语耳。序论杂用《战国策韩非》诸子，意深而词博，微苦缠忧。铭辞奇雅而寡变。记辞古峻而太琢。书牍无一笔凡语。若以献吉并论，于鳞高，献吉大；于鳞英，献吉雄；于鳞洁，献吉冗；于鳞艰，献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归也。（《艺苑卮言·卷七》 ）

王世懋：子美而后，能为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献吉、于鳞两家耳。以五言言之，献吉以气合，于鳞以趣合。夫人语趣似高于气，然须学者自咏自求，谁当更合。七言律，献吉求似于句，而求专于骨；于鳞求似于情，而求胜于句。然则无差乎？曰：噫，于鳞秀。（《艺圃撷余》）

屠隆：①于鳞诗丽而精，其失也狭；元美诗富而大，其失也杂。若以元美之赡博，加之于鳞之雄俊，何可当也？②于鳞才高而不大，元美才大而少精。于鳞所乏深情远韵，元美所乏玄言名理。③元美大家，于鳞为大家不足。子相名家，公实、子与、明卿为名家不足。（《鸿苞节录·卷六上·论诗文》）

胡应麟：仲默不甚工绝句，献吉兼师李、杜及盛唐诸家，虽才力绝大而调颇纯驳。惟于鳞一以太白、龙标为主，故其风神高迈，直接盛唐，而五言绝寥寥，如出二手，信兼美之难也。张助父太和七十绝，足可于鳞并驱。（《诗薮·内编卷六》）

许学夷：①于鳞七言律，冠冕雄壮，俊亮高华，直欲逼唐人而上之。其俊亮处或有近晚唐者，余子亦然。然二十篇而外，句意多同，故后人往往相诋。然唐人七言律，李颀诸公仅得数篇，尚足不朽，于鳞严选可得二十余篇，顾不足以传后耶？但后进初学，志尚奇僻，于其高华雄壮处实不相投，故托之温雅以抑其雄壮，托之清淡以抑其高华，既未足以压服人心，则直以句意多同，并干乾坤、日月、紫气、黄金等字责之矣。如‘自许铁冠冲瘴疠，兼携白笔扫风霜。“弹章气借山河壮，执法秋临节钺寒。”等句，冠冕雄壮者也，但较之献吉，则着意贾勇耳。五言律，体虽宏大，而警绝者少，间有俊语，乃七言剩余。七言绝入录者，较律声调虽同，而意实宽裕，足配龙标。②于鳞七言律，冠冕雄壮，诚足凌跨百代，然不能不起后进之疑者，以其不能尽变也。唐人五七言律，李杜勿论，即王孟诸子，莫不因题制体，遇境生情。于鳞先意定格，一以冠冕雄壮为主，故不惟调多一律，而句意亦每每相同，元美谓“守其俊语，不轻变化”是也。然或厌其一律而录其别调，则又失其所长，非复本相矣。余子亦然。（《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二》）

王士祯：沧溟先生（李攀龙）论五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此定论也。常熟钱氏但截取上一句，以为沧溟罪案，沧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绪，较诸《十九首》、陈思、陶、谢，自然区别。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后之追风蹑景，惟苏长公一人而已。（《师友诗传录》）

纪昀等：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后攀龙先逝，而世贞名位日昌，声气日广，著述日富，坛坫遂跻攀龙上。然尊北地，排长沙，续前七子之焰者，攀龙实首倡也。殷士儋作攀龙墓志，称文自西汉以来，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拟古人。骤然读之，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高华伟丽，如见开元、天宝间人也。至万历间，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赝古诋之。天启中，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议。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二五》）

张廷玉等：摈先芳、维岳不与，已而榛亦被摈，攀龙遂为之魁。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李。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明史·李攀龙传》）

李攀龙死后家中十分贫穷，以至于墓地只是一个简单的土堆。李攀龙去世不久，他儿子李驹也得病亡故，李攀龙的后代仅存一位刚不含乳的重孙，和他的遗孀、儿媳借居在陋巷之中，缺吃少喝。他生前的宠姬、善做葱香包子的蔡氏，70余岁时仍在卖胡饼自给。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晚明四大家”之一的邢侗给山东巡抚孙文融写了一篇《上抚台孙文融》，请求山东巡抚资助李攀龙的家人。邢侗的建议得到了孙文融的支持，责令历城县令陈采居购买良田、修葺房屋，以供李攀龙后人居住和生活，遂使李攀龙后人“八口无饥之业，三寡妇亦遂有家”。

祖父：李端。早年迁居于济南府城西门外。以赌博在西关赚得家业。

父亲：李宝。挥霍家产，年仅36岁因酗酒无度而病死。去世时李攀龙年仅九岁。死后追封为中宪大夫。

妻子：徐氏。监察侍御史徐宣的二女儿。隆庆元年（1567年）七月二十四日逝世，享年五十四岁。

儿子：李驹。郡诸生，许氏之子。娶山西应州知州马应奎之女马采。

李攀龙诗文，由其友人、“后七子”领袖之一的王世贞整理编集为30卷，题《沧溟先生集》，其后屡有翻刻，历百年而不衰。李攀龙所编《古今诗删》，选各代之诗，影响颇大，后又摘取其中唐代诗歌编为《唐诗选》，成为当时通行的学塾启蒙读本。

李攀龙死后葬在家乡济南，但关于具体位置，各种文献记载提供了五种说法：

1.“牛山之原”说。在李攀龙去世的次年，济南名诗人殷士儋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出，“葬公于牛山之原，徐恭人祔焉”。

2.“马鞍山之东阳”说。徐恭人为李攀龙之妻，早于李攀龙而去世，李攀龙去世前三年曾撰《亡妻徐恭人状》加以怀念，该文中说徐恭人“葬郡城西北马鞍山（即今天的北马鞍山）之东阳，祖兆南若干步”。李攀龙死后当与徐恭人合葬，因此墓地也应在马鞍山之东阳。

3.“长清道中”说。李攀龙去世8年后，其友人王世懋去墓地祭拜他后，写有《东游记》一文。从该文得知，李攀龙当时在“长清道中”，非常简陋，李攀龙之子李驹解释说，之所以简单处置，是因为“将卜迁别葬耳”。

4.“柳沟”说。明崇祯年间《历乘》和《历城县志》分别记载，李攀龙墓在“黄岗下柳沟”和“柳沟”。

5.“药山之麓”说。清顺治年间，山东提学道施闰章曾亲往李攀龙墓凭吊，并重新撰写了《李沧溟先生墓碑》，碑文明确提出，李攀龙墓在“药山之麓”。

主词条： 李攀龙墓

李攀龙墓位于北马鞍山东麓。土墓高1.5米。墓前有3通石碑及石狮、石马、石人、石柱各2。其墓青砖所砌，为东西长形拱顶地上墓，上面覆盖着黄土呈圆形。墓门有2个，一大一小，据有关资料考证，小门是李攀龙之妻墓。该墓于1975年平整土地时被毁。现墓址旁仅存石人1个。据《天桥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1984年秋天，李攀龙墓原址上改建工厂。

主词条： 白雪楼

白雪楼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趵突泉公园内，是李攀龙藏书处，为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右布政使叶梦熊出资所建。清代初年因年久失修坍塌。顺治十一年（1654年），时任山东布政使张缙彦在白雪楼原址上重建，人称“泺源白雪楼”。同治十年（1871年），山东按察使长赓、山东转运使郑兰、山东观察使萧培元及济南士绅捐资翻新。1956年因年久失修而被拆除。现存趵突泉内的白雪楼是1996年由市政府出资，在泺源白雪楼的遗址上重建的，为带戏台式二层仿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