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企业家、钢铁巨头鲇川义介来到中国东北，他先后会见了高桥、松冈洋右、石原莞尔大佐，以及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同他们做了长谈。同时，他还与所谓的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犬探、桶口等人进行了会谈。鲇川义介谈话的核心就是利用在东北的犹太人，为日本的利益服务。鲇川的大胆想法，得到军队“满洲派”和犹太问题专家的支持。

1934年，鲇川义介在日本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得到了石原、板垣、松岗、星野直树、岸信介、有田八郎、重光魁等人的支持，在日本国内引起反响，同时该文章也是对犹太世界放出的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1936年，满洲系负责建立了由亚伯拉罕·约瑟佛维奇·考夫曼主持的远东犹太人理事会，这就自然地承认了东北俄罗斯犹太人的地位，也保护了他们免受讨厌的反犹的白俄团体的干扰，同时石原和鲇川的朋友安江被任命为理事会与日本驻大连军事使团的联络官。

1937年12月26—28日，首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召开，与会者有1000多人，包括来自哈尔滨、奉天、天津、海拉尔、青岛以及日本神户的代表合计有21名出席，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中大约有700人参加。大会第二天以后，会场转移至哈尔滨犹太老会堂，这次会议选举亚伯拉罕·约瑟佛维奇·考夫曼为远东犹太民族自治委员会即中国各犹太社区联合会主席，亚伦·摩西·吉谢列夫被选为远东犹太人社区的总拉比。会议发表了犹太人愿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声明。

第一届远东犹太人大会闭幕后，犹太难民到达“满洲国”国境的满洲里对岸的奥特波尔（贝加尔斯克），发生了申请从“满洲”入境的事件。伴随着中国东北犹太问题的增多，日本设立了由外务省次官为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负责处理和协调犹太问题。

1938年4月，日本当局为了减轻东北犹太人社区的忧虑，封掉了反犹的报纸《我们之路》。1938年5月，哈尔滨著名犹太糖商杰克曼代表远东犹太人出席了美国犹太人大会，并递交了一份题为“犹太人在日本和满洲帝国的状况”的报告，其中包括亚伯拉罕·约瑟佛维奇·考夫曼的几个声明，以及樋口在1937年首届远东犹太人大会上所做演讲的部分内容。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怀斯拉比表示，坚决反对犹太人支持日本。

1938年11月，日本放弃了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并与德国签订了文化协定。这触动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他们将日本定为法西斯国家，禁止向日本出口飞机、航空汽油等战略物资，于是日本外交“亲犹”的方针出台了。1938年12月6日召开的五相会议，“亲犹”方针得到了官方的批准，河豚鱼计划被日本政府采纳。同年12月，一批德奥犹太难民逃脱德国法西斯的魔爪，通过上海辗转来到哈尔滨，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德国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的艾萨克·斯特恩一家。

1938年12月26日—29日，第二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在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成立35周年之际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举行，来自奉天，大连、青岛、天津、上海、海拉尔、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代表共计7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德国及中欧来华犹太难民的一体化问题。会议议程为：①大会主持人亚伯拉罕·约瑟佛维奇·考夫曼致辞并宣布大会开幕；②哈尔滨犹太教会堂拉比吉谢列夫朗读祈祷文；③结城清太郎致辞；④各地代表发言；⑤全体代表对会议决议进行第—次表决；⑥举行哈尔滨犹太社团成立35周年庆典。

1939年5月，亚伯拉罕·约瑟佛维奇·考夫曼博士受日本经济联盟会的邀请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授予“帝国勋章”。这是日本为与东北犹太人建立更好关系而采取的又一步骤，其目的是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吸引美国向中国东北投资。同年7月7日，犬冢惟重和安江仙弘等日本“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与分析的报告》，这标志着河豚鱼计划开始正式实施。

1939年12月23日—26日，第三届远东犹太人大会在哈尔滨商务俱乐部召开。会议日程为：23日晚8时举行大会开幕式，发表大会宣言。24日午前选出大会主席团，民族评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晚间讨论难民问题的决议、各社团业务问题、巴勒斯坦问题。26日午前，大会决议通过；晚间选出民族评议执行委员会；闭幕。与前两次会议一样，大会以考夫曼会长的名义向纽约美国犹太会议、伦敦犹太人代表会议以及日内瓦世界犹太人会议等世界主要犹太人组织发去电文，向他们通报了会议情况。

1940年12月，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日本的犹太政策画上了句号，河豚鱼计划亦告终结。

1938年五相会议“亲犹”方针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后，安江仙弘等又进一步提出了更为详实、具体的落实方案。“补充后的‘河豚鱼计划’文本长达90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的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项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关于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

最终，于1939年出台的“河豚鱼计划”，策划者给起了一个长长的标题：“关于在支那利用犹太人把美国大统领及其近亲的远东政策转换为帝国有利的具体方案”。它的内容也是详尽具体，措施包括：允许犹太人移居的人数从1.8万人上升到60万人，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规模，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的组建，居留地的犹太人享有宗教自由，文化、教育实施自治等等。计划中还提示有多种选择方案，方案中又含有详细的计划，诸如，如何实施犹太人移居，如何获得犹太人投资，等等。

河豚鱼计划是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将逃避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安置在日本控制下的东北、上海等地，利用生活在东北的犹太人和犹太移民的影响，在美国营造一种更为有利于日“满”的气氛，吸引美国犹太人向远东投资，实现“满洲”工业化，以便使东北成为其南下北进的战略基地。

但是由于日本权威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势，特别是1940年日本加入三国轴心以后，打破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垄断格局，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充分实施；另一方面，尽管“满洲国”的犹太人受到日本军方的控制，但作为河豚鱼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远东犹太人理事会在哈尔滨先后举行了三次远东犹太人代表大会，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利用日本军方达到争取本民族利益的目的的作用，也进一步显现出哈尔滨成为东亚，特别是中国东北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