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7日，即二十四岁生日两天后，洛尔迦在格拉纳达一家旅馆朗诵了《深歌集》。一周后，深歌艺术节在阿拉汉伯拉宫拉开序幕，吸引了近四千穿传统服装的观众。参加比赛的歌手一一登场，响板迭起，吉他悸动，从吉普赛人中传出阵阵哭声，他们跟着沉吟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们把椅子顶在头上，比赛照常进行。洛尔迦对一个本地记者说：“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深歌比赛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赛，正像太阳与阴影之于斗牛一样。”

1923年春，洛尔迦勉强通过大学毕业考试，一周后和弟弟去马德里。在寄宿学院，一个叫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i)的青年画家进入他视野。他们随即形影不离：散步、逛博物馆、泡酒吧、听爵士乐。有一回，达利把一张二流作品卖给一对南非夫妇。兴奋之余，他们叫了两辆出租车回学院，自己坐头一辆，让另一辆空车跟着。此举被马德里富家子弟效法，流行一时。由于野心的互相投射，以及被对方才能的强烈吸引，他们的关系很快从友谊发展成爱情。1925年复活节假期，洛尔迦应邀到达利家做客，他们住在地中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里。达利的妹妹阿娜（Ana Mafia），按洛尔迦的说法，是“那些美丽得让你发疯的姑娘之一”。他们仨沿海滨散步。达利察看光线、云和大海，洛尔迦背诵自己的新作。一天下午，他们围坐在餐桌旁，洛尔迦读了他新写的剧本，阿娜感动得哭了。达利的父亲声称，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洛尔迦回到格拉纳达，他近乎绝望地怀念那段美好时光。达利在巴塞罗那附近服兵役。他们书信频繁，字里行间情谊绵绵。洛尔迦写了首诗《萨尔瓦多·达利颂歌》，达利在信中称他为“我们时代唯一的天才”。洛尔迦深知同性恋的危险，特别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度。他得学会伪装，避免来自社会习俗的惩罚。

1927年5月，洛尔迦来到巴塞罗那，参加他的新戏彩排。服兵役的达利一有空就溜回来，和他在—起。他们在街头漫步，迷失在关于艺术、美学的热烈讨论中。达利为他的新戏做舞台设计。6月17日，达利和他妹妹来参加首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在西班牙文学史上，1927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为纪念西班牙诗人贡古拉（Luisde Gongom）逝世三百周年，洛尔迦和朋友们举办一系列活动，马查多、法亚、毕加索和达利等人都热烈响应。在马德里，年轻人焚烧了贡古拉当年的敌人的书；由于西班牙文学院对贡古拉的冷落，他们半夜在文学院围墙上撒尿。高潮是在塞维利亚举办三天的纪念活动，洛尔迦和其他几个年轻诗人在邀请之列。他们一行六人登上火车，一路喧闹，深夜到塞维利亚。迎接他们的是退休的斗牛士梅亚斯（Ignacio Sanchez Meiias），他是个文学鉴赏的行家，几乎能背诵贡古拉所有诗篇。他是那种极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矫健，脸上是斗牛留下的伤疤。他把客人带到自己在郊外的农场，给他们披上阿拉伯长袍，打开香槟酒。梅亚斯和一个吉普赛朋友唱深歌，洛尔迦和朋友们朗诵诗。三天正式的纪念活动，包括演讲朗诵和本地报纸的采访留影。此外是流水宴席，在塞维利亚朋友的陪伴下，他们每天都喝到天明。贡古拉三百年祭，促成西班牙诗歌“二七一代”的诞生。塞维利亚之行后，洛尔迦画了一张诗歌天体图。据说，他把自己画成被卫星环绕的最大行星。

从1928年春到夏初，洛尔迦忙于整理他的《吉普赛谣曲集》。7月此书问世，获意想不到的成功，人们甚至能背诵吟咏。后获诺贝尔奖的阿列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在贺信中写道：“我相信你那纯粹的无法模仿的诗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梦游人谣》，是洛尔迦的代表作之一。1928年春，洛尔迦有了新的男朋友，叫阿拉俊（Emilio Aladren），是马德里美术学校雕塑专业的学生。洛尔迦带他出入公开场合，下饭馆泡酒吧，为他付账。阿拉俊口无遮拦，把他和洛尔迦的隐私泄露出去，闹得满城风言风语。达利显然听说了传闻，和洛尔迦的关系明显疏远了。1928年9月初，他写了一封七页长的信给洛尔迦，严厉批评他刚出版的《吉普赛谣曲集》：“你自以为某些意象挺诱人，或者觉得其中非理性的剂量增多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比那类安分守法者的图解式陈词滥调强不了多少。”达利认为洛尔迦应该从现实中逃跑。信中的主要观点，出现在不久发表的文章《现实与超现实》中。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超现实主义是逃避的另一层意思。”当年的伙伴伯奈尔这时和达利结成新同盟。他专程去看望达利，他们开始合作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在达利面前，伯奈尔大骂洛尔迦。他们用一周的时间完成电影脚本初稿。他们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任何意象都不应得到理性的解释。伯奈尔给朋友写信说：“达利和我从来没这么近过。”阿拉俊原来是个双性恋，他突然有了女朋友，和洛尔迦分道扬镳。在寂寞中，洛尔迦开始寻找新朋友。他结识了智利外交官林奇（Carlos Morla Lynch）夫妇，很快成了他们家座上客。“他常来常往，留下吃午饭晚饭——或都在内——打盹，坐在钢琴前，打开琴盖，唱歌，合上，为我们读诗，去了又来。”自幼写日记的林奇写道。

洛尔迦精神濒临崩溃，几乎到了自杀的地步。他需要生活上的改变。那年年初，有人为他安排去美国和古巴做演讲，这计划到4月初终于定下来。三十一岁生日那天，他收到护照。他们乘火车到巴黎，转道英国，再从那儿乘船去美国。“向前进!”他写道，“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所爱。”

1929年6月26日，风和日丽。“奥林匹克”客轮绕过曼哈顿顶端，逆流而上，穿过华尔街灰色楼群，停泊在码头上。洛尔迦吃惊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他写信告诉父母，巴黎和伦敦给人印象深刻，而纽约“一下把我打倒了”。他还写道：“整个格拉纳达，也就能塞满这里两三座高楼。”抵达两天后，他半夜来到时代广场，为灯火辉煌的奇景而惊叹：纽约的一切是人造的，达利的机械时代的美学成为现实。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他生平头一回自己缝扣子。在雷沃斯催促下，他很快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并在学生宿舍住下来。他给父母的信中假装喜欢上学，实际上他在美国几乎一点儿英文都没学会，除了能怪声怪调地说“冰激凌”和“时代广场”，再就是去饭馆点火腿鸡蛋。他后来告诉别人，在纽约期间他吃的几乎全都是火腿鸡蛋。他在英语课上瞎混，模仿老师的手势和口音。他最喜欢说的英文是“我什么都不懂”。他担心，英文作为新的语言，会抢占自己母语的地盘。某些西班牙名流的来访给他当家做主的自信。他接待了梅亚斯，那个在塞维利亚认识的斗牛士。他把梅亚斯介绍给他在纽约的听众。

二十年代的哈莱姆是美国黑人的巴黎。洛尔迦迷上了哈莱姆与爵士乐，经常泡在那儿的爵士酒吧里。他时不时抬起头嘟囔：“这节奏！这节奏！真棒！”他认为，爵士乐和深歌十分相近，都植根于非洲。只有通过音乐才能真正了解黑人文化；像吉普赛人一样，黑人用音乐舞蹈来承受苦难，“美国除黑人艺术外一无所有，只有机械化和自动化，”他说。到美国六周后，他开始写头一首诗《哈莱姆之王》。他后来写道：纽约之行“丰富并改变了诗人的作品，自从他独自面对一个新世界”。夜深人静，他常常漫步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眺望曼哈顿夜景，然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哥伦比亚的住所，记下自己的印象。他跟同宿舍的美国邻居格格不入。他告诉父母说：“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也许因为没有阶级的缘故。”他把自己关起来，要么写作，要么无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拒绝访客，也不起来接电话。

1929年10月29日是历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即纽约股市大崩盘。在此期间，洛尔迦和雷沃斯一起去华尔街股票市场，目睹了那场灾难。洛尔迦在那儿转悠了七个小时。事后他写信告诉父母：“我简直不能离开。往哪儿看去，都是男人动物般尖叫争吵，还有女人的抽泣。一群犹太人在楼梯和角落里哭喊。”回家路上，他目睹了一个在曼哈顿中城旅馆的跳楼自杀者的尸体。他写道：“这景象给了我美国文明的一个新版本，我发现这一切十分合乎逻辑。我不是说我喜欢它。而是我冷血看待这一切，我很高兴我是目击者。”他对自己在纽约写的诗充满信心，他认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常为朋友们朗诵新作。“他的声音高至叫喊，然后降为低语，像大海用潮汐带走你，”一个朋友如是说。这些诗作后结集为《诗人在纽约》，直到1940年才问世。

在纽约住了九个月后，洛尔迦于1930年3月7日乘船抵达哈瓦那，一群古巴作家和记者在码头迎接他。回到自己的母语世界，他如鱼得水。在第一封家书中他描述古巴是“抚爱而流畅的，特别感官的”。和纽约相比，哈瓦那简直是天堂。铺鹅卵石的街头，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让人感到亲切。他的朗诵和演讲获得成功。几乎每夜都和朋友们一起泡酒吧、朗诵、弹钢琴，直到天明。三个月后洛尔迦返回祖国。在格拉纳达街头，他碰见一个自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牧师。牧师为他外表的变化大吃一惊，问纽约是否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没有，”洛尔迦快活地回答，“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与家人团聚，让他真正放松下来。他夜里读书写作，白天穿睡袍在屋里晃荡。他常把白发苍苍的母亲举起来，“天哪，你在杀死我厂母亲大声惊呼。当母亲睡午觉时，他坐在旁边为她扇扇子，驱赶苍蝇。他一直在写新剧本《观众》。初稿完成后不久，他回到马德里，一家报纸的记者好奇地向他打听。“那是个六幕剧谋杀案。”他答道。“此戏的意图何在?我指的不是谋杀，而是作品本身。”记者追问。“我不知道是否真能制作。这出戏的主角是一群马。”“了不起，费特列戈。”记者喃喃说。

1930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动荡。雷沃斯和他的同志们一度入狱，他们在狱中发表宣言，呼吁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国王宣布举行全国选举。一天夜里，在去咖啡馆的半路，洛尔迦被卷进支持共和的游行队伍中。宪警突然出现并开枪，示威者逃散，洛尔迦摔倒在地。当出现在咖啡馆朋友们面前时，他上气不接下气，满脸大汗，浑身是土，嘬着受伤的手指，声音颤抖地讲述他的遭遇。

1931年4月14日，国王最终离开西班牙，共和运动领导人包括雷沃斯被释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新时期开始了。雷沃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新政府立即将政教分离，实行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在新政的影响下，牛郎喷泉镇政府决定，以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儿子的名字，取代原来的教堂街。1931年9月初，洛尔迦在牛郎喷泉镇第一座也是整个格拉纳达当时唯一一座公立图书馆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讲。这座公立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命名仪式上演讲的讲演中他强调说，没有书籍与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头，我不会要一整块面包，我要的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他注视着洒满阳光的广场和乡亲们熟悉的面孔，后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洛尔迦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里，他冲进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绪激动。他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剧团，叫“巴拉卡”（1dBarraca），指的是那种乡村集市演木偶戏之类的临时木棚。新政府重新调整后，雷沃斯成为教育部长，促进了“巴拉卡”计划的实现，特别是财政上的支持。洛尔迦谈到“巴拉卡”总体规划时说：“我们要把戏剧搬出图书馆，离开那些学者，让它们在乡村广场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复活。”作为剧团的艺术总监，洛尔迦招兵买马，亲自负责选目排演。他和演员们一起身穿蓝色工作服，唱着歌穿过大街小巷。在两年多的时间，“巴拉卡”几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无数的平民百姓。他说：“对我来说，‘巴尔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学作品更让我激动。”在“巴尔卡”活跃的那几年，他很少写诗。这似乎并不重要，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比诗歌更让他满足。“巴尔卡”无疑振兴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戏剧舞台，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1933年初，剧团来了个名叫拉潘（Rafael Rodriguez 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壮，具有一种古典的美。这个马德里大学学工程的学生，转而热爱文学，偶尔也写写诗。他成了洛尔迦的男朋友兼私人秘书。四年后，在洛尔迦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为保卫共和国战死在沙场。那年夏天，远在六千英里之外，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洛尔迦的戏《血腥婚礼》，她和她丈夫邀请洛尔迦到阿根廷访问。9月28日，洛尔迦从马德里出发到巴塞罗那乘船，两周后抵达阿根廷。他为重返美洲而激动。与上次不同，他写信对父母说，他来到的是“我们的美洲，西班牙语的美洲”。阿根廷之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戏不断加演，好评如潮。他告诉父母：“我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像斗牛士一样出名。”他被记者包围被观众簇拥，常在大街上被认出来。

洛尔迦和博尔赫斯只见了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以后他一直认为洛尔迦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而他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当时是智利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聂鲁达喜欢洛尔迦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背景相似——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迦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除演讲费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断。洛尔迦一生中第一次有钱，他开始寄钱回家，给母亲买狐狸皮大衣。母亲来信说：“没有别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样骄傲和满足，这是你用劳动成果买来的纪念品。”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聂鲁达。他对在场的朋友说：“我在喧嚣的纽约待了几个月后，离开时我似乎挺高兴……现在虽说我急于见到亲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奇异的城市。”他哭了起来。聂鲁达打破沉默，转移话题。第二天，他登上开往西班牙的越洋轮船。一周前，他对记者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仍觉得像个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随着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新的联合政府废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复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开始担心，这儿的天主教会会扮演希特勒兴起中的角色。那年夏天，聂鲁达作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罗那，又搬到马德里。他家几乎夜夜笙歌，客人们横七竖八地过夜。洛尔迦和聂鲁达常在一起朗诵演讲。他俩互相赞美，不吝辞句；尤其是洛尔迦，有时简直是挥霍。这似乎是一个天才的特权——对他人才华无节制的激赏。在一次正式场合，他介绍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鲜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聂鲁达认为洛尔迦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

洛尔迦打算8月11日和剧团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镇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当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亚斯在斗牛场上受重伤，先进本地医院，再转到马德里抢救。得知梅亚斯受伤的消息，洛尔迦立即取消原计划，留在马德里。由于伤势严重，医院不许任何外人看望，洛尔迦用电话把病情及时告诉朋友们。8月13日上午，梅亚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后，独自关上门哀悼梅亚斯。自从在塞维利亚相识，他们成为好朋友。梅亚斯老了，发福了，但他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床上。听说梅亚斯重返斗牛场，洛尔迦对朋友说：“他对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个法国作家散步时说：“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学徒。我为我安宁惊奇，也许是因为凭直觉我预感到这一切发生?”

1934年10月底，洛尔迦开始写他一生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他起稿于格拉纳达和马德里两地之间，最后在聂鲁达的公寓完成。这首长诗是洛尔迦的巅峰之作。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佛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1935年5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在摩洛哥任职的佛朗哥调回，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机。洛尔迦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人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利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利。洛尔迦终于和达利见面，这是七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利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迦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五十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迦过三十八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拉纳达的冲突，洛尔迦从未经历过像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迦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拉纳达。”晚九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十点半的火车回格拉纳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纳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迦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迦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迦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迦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 RosM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迦送到位于格拉纳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迦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迦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次日晨传来洛尔迦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迦。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迦犯了什么罪。“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阿龙索答道。洛尔迦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迦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迦惨遭国家主义者枪杀。

洛尔迦的诗集主要有《诗集》（1921）、《深歌集》（1921）、《最初的歌集》（1922）、《歌集》（1921-1924）、《吉普赛人谣曲集》（1924-1927）、《诗人在纽约》（1929-1930）、《献给伊格纳乔·桑切斯·梅希亚斯的哀歌》（1935）、《塔马里特波斯诗集》（1936）、《十四行诗》（1936）等多卷。洛尔迦的诗歌作品生动描绘了安达卢西亚的城市、风景、吉普赛人、农民、宪警、圣徒以及古老的行为准则，其形式多样，词句形象，想象丰富，民间色彩浓郁，易于吟唱。他的作品主题广泛，包括爱情和淫欲、死亡、母性、对下层人物的友爱，特别是残酷、暴力以及习俗导致的悲剧等等，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情歌》

我望着你的一双眼睛/在我是个孩子而且很好的时候。

你的双手抚爱着我/给了我一个甜蜜的吻。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我的心开放了/犹如一朵花在天空下面/茁壮的片片花瓣/以及梦一般的花蕊。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我在房间里啜泣/仿佛故事中的王子/为了一颗黄金的小星/在比武场口丢失。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我离开了你的身边/爱着你而并不知晓/你的双眼什么模样/以及你的美发和双手，

我只留下了额头上/像只蝴蝶的你那一吻。

（钟表走着同一个节拍，夜晚缀着同一群星星。）

《愿望》

只有你灼热的心/再也没有什么。

我的乐园/一片田野/没有夜莺/没有琴弦，

一条河/分离/和一座小喷泉。

树枝里/没有风的马刺，

没有那想成为/树叶的星星。

一缕巨大的光芒/将会在/一片破裂的

凝眸的田野上/成为另一个人的光亮。

一种安谧的平静/我们的吻，

回音那共鸣的圆圈/将会/在那里远远开启。

而只有你灼热的心/再也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