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汀，男，京剧、评剧导演，文艺创作者。云南省玉溪籍人。

1944年4月，洛汀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去延安，住西山卫生所内，关门整风两个月，就并入鲁迅文艺学院，洛汀被分配在鲁迅文艺学院的戏剧研究室工作，后被提升为教员。他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研究马列主义，偶尔也参加演出活动。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鲁迅文艺学院迁到石家庄。洛汀夫妇和有家室的人被留在了延安，洛汀被任命为留守处副主任。

1946年3月，洛汀调入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戏剧组，他担任过话剧《望穿秋水》的导演，每天清晨从西山住所赶往很远的排练场，直至深夜才能返回。路上很危险，经常有狼群出没。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洛汀的夫人白居同志只身带着孩子住在空旷的山上，有时洛汀住在排练场，窗外狼群嗥叫起来，使她惊得觉也睡不成。每天早晨又得到远处的大食堂去拾煤渣，每天烧水做饭全靠这点燃料。她双手长满冻疮，洛汀则爱莫能助，他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上了。《望穿秋水》这部戏刚刚排过，朱德总司令找到洛汀、肖泽生、李兢、司维、徐科、刘敬之等云南籍的同志，要他们来云南做滇军的工作。并约定乘坐去接王若飞等同志返回延安的飞机来云南。不幸这架飞机失事，他们来云南只好作罢了。

1946年8月，延安一批文艺工作者奉命向东北转移。洛汀率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从延安出发。队伍里有半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一路步行，秋末冬初的华北十分寒冷，每到过河时，格汀都要去照顾老弱病号，白居只得背着孩子淌过结有薄冰的河水，腿上伤口流着血。每到住处，白居体虚无奶，孩子哭着要吃奶，洛汀怕影响大家休息，只好让白居拍着孩子，彻夜在地上走来走去。12月，他们到达青岛，洛汀四处奔走才找到一艘破旧货船，让大家搭上船抵达大连。住在大连最高级的太和旅馆内，不几天就分配到大连警察学校当了教员（当时大连和旅顺归苏联红军管辖，不容许八路军和中央机关公开活动，所以给洛汀等延安来的同志换上了地方警察的服装）。

1947年，洛汀又被调往哈尔滨近郊的巴彦县，到驻守在这里的民主同盟军（东北的人民解放主军当时称为民主同盟军，是原滇军184师潘朔端在海城起义的部队）宣传科工作。随后又奉命率一支队伍赴吉林市郊区岗窑一带搞土改工作。

1948年3月，洛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哈尔滨的淞江鲁迅文艺工作团任戏剧科长。1948年年末，东北鲁迅文艺学院迁入刚刚解放的沈阳，洛汀同志任戏剧部演导系副主任、主任等职。他走上了戏剧教育的工作岗位，他不但是能力很强的组织者，还是优秀的戏剧理论导师，对文艺理论进行过精心的研究，他的戏剧实践经验丰富。洛汀诲人不倦地工作了六年，同学们称他为“口头工学家”，他在剧作上的成就早被公认，同学们还夸赞他语言表生能力极强。他所讲授的“艺术引论”是极枯燥难懂的，而洛汀化深奥为易懂，用实践去引发对理论的认识，教学成绩仍很优秀，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和文艺骨干。例如演导系的同学王连贵曾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纪委书记；文霓生同学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沈阳分会的秘书；任光伟同学曾任辽宁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武钟瑞同学曾在辽宁省文联当记者；汪齐邦同学曾在浙江省中国剧协浙江分会工作；林健雄同学在深圳任辽宁省企业家协会深圳分会理事（副处级干部），《辽宁日报》特约记者；陈仁奎同学曾任过沈阳京剧团团长；周广田同学曾任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局局长：丘玉璞、关庆芳、章志清三同学在北京市中国歌剧舞剧院当歌剧演员；于淑岩同学在北京市中央歌舞团当演员；周慧珏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演员；刘丹在本溪话剧团当话剧演员，李默然是他多年培养的艺术家和干部，舒慧、孙芋等是他培植起来的戏剧作家。

洛汀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实践经验，很深的艺术造诣，是文艺界具备知识化、专业化条件的党内专家。他出访过东欧一些国家，对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1953年2月，洛汀同志随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部演导系的同学一同并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团长；1954年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1960年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仍主管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1966年被迫害，进干校，下乡插队1977年恢复工作；1982年出任辽宁省文化厅代厅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洛汀长期担任文化行政领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人民艺术剧院（原名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他倾注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光辉的成就。

从历史上看，辽艺是由东北文协文工团、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部演导系、辽东省话剧团和辽西省话剧团合并而成。洛汀按戏剧生产的程序，组建了编剧、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四个板块。在剧院开办了演员学校，为剧院培养了一批第二代骨干演员。洛汀一再强调，剧院要有自己的优秀剧目，有自己的风格。辽艺的剧作家们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创作出一批独具风格的优秀剧本。尤其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从全省选调人才，组成全国话剧最庞大的创作集体，为辽艺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辽艺不仅拥有一批宛若灿烂群星般的表演艺术家，而且还有一批各怀“绝技”的特色演员，组成一支行当齐全，阵容强大的演员队伍。在辽艺，洛汀不仅是位领导者、组织者，而且是艺术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他是优秀话剧、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之一。洛汀辉煌的成就还在导演艺术上。自从1953年他进入辽艺，至1982年离开剧院（其间有十年被迫害和下放）他一共导演了《第一次打击》、《明朗的天》、《在建设的行列里》、《前进再前进》、《胆剑篇》、《秋瑾》、《海边青松》、《故乡》和《谁之罪》等十多幕话剧。还导演了《白蛇传》、《三女抢板》等五部京、评剧。

洛汀特别崇敬同“四人帮”斗争而牺牲了自己年青生命的张志新烈士。1979年，他同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菲同志从话剧、歌剧、电影界抽调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揭发“四人帮”罪行，歌颂张志新英勇无畏精神的作品。其中话剧《谁之罪》便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当该剧首场演出大幕就要拉开之际，一位领导指出：“剧中人物一律不许佩戴领章。”当时人们对某些“禁区”仍有戒心，只好照办。唯剧中扮演一位大人物的演员执意不摘领章，并因激怒而旧病复发，扑倒在地。人们只得去请示坐在观众席里的洛汀。洛汀本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但此时却一反常态，他微皱肩头，沉默不语。这样，大幕只得拉开，观众一下子便识辨出那位大人物来，全场为之动容。演出完了，人们曾替他捏了把汗，但他在以后几十场演出时，仍这种坚持。

在“文革”时期险恶的环境中，他的品格表现得尤为高贵。那时他被扣了“文艺黑线急先锋”、“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网罗牛鬼蛇神、残渣余孽，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遭到了极残酷的迫害。他从未屈从于淫威，不肯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或一被殴打得死去活来，也未曾掉过一滴眼泪。有一次被打后，他高声吼道：“我要提意见！”然后手指凶手喝道：“你是个党员，打人是错误的。”他在无数次被批斗时，从未揭发过他人的“问题”。总是把“罪过”揽给自己。1969年，他同全家人被下放到盘锦高升公社二台子大队，受到“四类分子”的同等待遇。可是群众很快发现他是位可敬的老革命，于是对他加以保护和照顾。可是上边仍不放过他，让他背着行囊，在冰天雪地里到处接受贫下中农的“巡回批斗”。

1974年，洛汀曾被从盘锦召回沈阳观摩戏剧调演。一些在沈阳的老部下闻讯都跑去看望他。大家发现这位横遭迫害的老领导，仍然一如既往的意气风发，毫不气馁。就在这次观摩期间，上边指令由他代表“五·七”战士发言。出于慎重，他拟了发言稿，可是在会上仅读了几句，便把材料扔下，坦然说道：“我这样讲不行，干脆我谁也不代表，只讲我个人的意见。”他谈得流畅，毫无顾忌地阐明了自己的意见，这在那万马齐喑的时期，无疑是勇敢的行为，对周围的同志也是极大的鼓舞。

1977年4月，他终于返回了辽艺，恢复了院长职务。洛汀抓紧办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流散各地的辽艺人员全部调集回来，包括曾经迫害过他的那些人。当他昂起那颗多年未见已头发花白的头，挥动着臂膀，高声宣布“大家都回来了，咱们再一起干”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洛汀同志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仅用几年时间，便组织辽艺的艺术家们推出了《白卷书生》、《市委书记》、《惊涛中的搏斗》、《神圣的使命》、《南园悲歌》、《吕后》、《谁之罪》、《报春花》、《落凤台》、《女骗子》、《短夜长歌》、《天国之乱》、《人生在世》、《高山下的花环》等剧作，揭批“四人帮”，歌颂老一代的好戏出来。

1982年，洛汀被调到省文化厅主持工作，这期间，他曾因患心脏病几次进出医院。人们去探视他时，却观察不出他有丝毫的病容。

1983年，省文化厅领导班子进入新旧交替阶段，洛汀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于6月16日至19日在沈阳举行。会前召开了常务理事会，洛汀主持了会议，6月16日5时，洛汀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

洛汀同志酷爱音乐、戏剧，一生从事文艺工作，创作甚多，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建国时期，他主要创作有：《烽火》、《父与子》、《毒药》、《抓汉奸》、《读书好》、《表》、《路》、《一粒粮食》、《民拥军，军爱民》等。《粮食》（和朱星南合作），《兵临城下》、《故乡》（和海默合作）。

导演的评剧有《白蛇传》、《三女抢板》、《半把剪刀》、《南海长城》，京剧有《六号门》等。

逝世：1983年6月16日，农历癸亥年五月初六日

辽艺的富有声望，是在于洛汀对话剧表演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和对艺术院团管理的经营结果，洛汀把毕生的精力投入话剧艺术事业，其突出的贡献是领导并创建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建辽宁儿童剧院，他大半生的心血投在辽艺，为国家培养了艺术人才，为辽艺争得了自己的荣誉，“文革”不趋炎附势，勇于承担责任，虽受皮肉之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文革”中被东北局出署名“东言”的文章以莫须有的罪名点了洛汀的名，为打倒洛汀出了重拳，“文革”后，并未平反，洛汀只字未提,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应有的骨气。哲人说：“政策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对人要“听其言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