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光复会的其他领导人的性格特征来看，光复会会长蔡元培是一位“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后又加入同盟会，远去日本、德国，不再过问光复会具体会务。而陶成章长期活动于海外，其性格局量狭隘，不能容人，固少雄奇伟大风度。而秋瑾则是一女侠，既难伏众，更难入官场。独徐锡麟的性格谨慎敏捷、机智灵活、执着热情。在危难时候能宠辱不惊，并且“目光远大，热心公益，克已从人，对待会友亲如家人”，[7]而这种性格又是深入虎穴必备的素质之一 。”

（三）徐锡麟在乡试中被列入“副榜”，取为“副举”，俗称“个个举人”，而这种科举功名也是入官场必须的。“盖是时捐纳限制较严，凡捐知县以至道员者，非五贡出身不可”。[8]

浙皖起义区别于同时代的革命起义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浙皖起义是两省的联合起义。为了浙皖起义的顺利进行，徐锡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1）确立以浙江为主，秋瑾为负责人，安徽为辅，由徐负责的领导机制。1907年3月，徐锡麟与秋瑾在安庆会晤，这次会晤作出浙皖两省联合起义的决定，决定由秋瑾回浙江后，把浙江的会党组织起来，成立“光复军”；并由秋瑾确立“光复军”的组织制度、领导分工；商定起义由浙江方面先发动，安庆起义成功后，再拟定攻取南京。后来在秋瑾的“光复军”的计划中，徐锡麟被推为“首领”；并把起义的联络地点定为上海的浙江会馆，陈伯平、马宗汉两人为两省联合起义的联络人。

（2）拟定《光复军告示》和“五条杀律”。《光复军告示》趾，徐写“余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除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9]表现了对共和的憧憬。徐还与陈伯平、马宗汉精心商定起义气具体战斗部署、暴动暗号等。计划先占领抚署和安庆军械

所，再图后举。

（3）仓促发难，慷慨赴死。浙皖起义以徐锡麟成功刺杀清廷巡抚恩铭，起义最后被镇压而告终。

对于这场旋起旋灭的起义，史家的观点不一致，金冲及、胡绳武等认为这场起义“如同儿戏”；[10]也有人认为：“我搞不懂，做这样大的事情，却只有两个助手，没有外援，如何能成得了事。”[11]其实我认为这些评价是不当的，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如果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是不能正确判断浙皖起义的。在当时事机已经泄露的背景下，徐锡麟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选择前功尽弃，从前的努力化为乌有。这是为徐性格所不能容忍的。烈士在去安庆之前曾经对同志们说：“法国大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了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朵。我这次去安徽，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这种大无畏的，为共和献身的精神今天依然为后人所景仰。二是迎难而上，拼死一战。徐作为当时最杰出的革命家，未尝不知道敌众我寡的道理；但为了遵守约定的7月6号起义时间，他不得不决定按时发难。正如陶成章事后所说：“烈士功业不遂，非战之罪，时为之也。”在这两难选择中，徐最后选择了后者，其悲壮的结局不禁给后人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

徐锡麟(1873-1907)，汉族。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873年生。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1907年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号旦吾，乳名玉姑，东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曾用笔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福建闽县l（今福州），其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事泄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浙皖起义影响是巨大的，原因是它一方面刺杀的是清廷封疆大吏，位及巡抚的恩铭。一方面是它发动的地点在安庆，绍兴，这些地区都是清王朝的重地。这场起义的伟大意义主要有：

（1）沉重的打击了清朝统治，使之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恐慌引见人员有如徐锡麟‘故事’；下谕‘暂停引见，改由内阁钦派王公大臣验收’。”“陆军虑，谁不自危。”两江总督端方还电告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

（2）加速了立宪的进程。立宪党人认为“皖案”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与其学无附和革命之人，而至惶惶不可安枕，毋宁实行立宪，使一二具有能力之人怡然自静，则不但暗杀之事不再见，虽欲使之为乱而不可得也。”奕劻也乘机入奏“欲弭革命，舍实行立宪，另无良策。”清廷遂于1907年下“预备立宪”的上谕，立宪党人在国内兴起一股立宪的浪潮。

（3）激励革命党人的斗志，探索起义的新途径。陶成章闻徐锡麟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三日不爽，初萌灰念，继而忽击案曰：大丈夫岂可如此耶，意欲代友复仇。”[12]熊成基得悉徐锡麟被杀害后，“悲愤殊甚，誓为复仇”。浙皖起义失败后，正如章大炎指出的：“光复会比同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而浙皖起义实际上是开创一种革命的新模式。徐锡麟打入官场，谋图掌握“清末新政”中建立起来的巡警和新军，预见到新军可能是清廷的“掘墓人”；这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安庆起义是利用巡警学堂的学生军发动的，虽然失败，但却是意义深远。它开始摆脱从前单纯依靠会党起义的旧模式，把目光开始转向新军，后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变，辛亥革命才得以成功。如肖时杭州新军的吕公望等人，在杭州积极在新军中发展力量，欲习徐锡麟之故事，以图再举。果然三年以后，武昌首义成功，徐锡麟的英勇举义“为光复史中构造一最重大之纪念。”

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深远，总结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有：

（1）单纯地依靠会党力量。会党虽然勇于反抗，但却散漫不羁，难以约束，不能倚之为克敌制的主力。孙中山就曾喟然叹息道：“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13]浙皖起义本来是计划浙江会党为主国和的，起初起义日期定于六月中旬。但只到四月中旬，嵊县乌带首领裘文高就不得命令，招台州义勇在嵊县西乡举义，后为官兵所迫，退入东乡境内。七月六日的起义约期下达后，金华、武义等地的会党纷纷行动起来，风声外传，未及起义即为各地的官府破坏，起义的计划泄密，大通学堂危在旦夕；而没有浙江方面的支持，安庆起义就显得孤掌难鸣，孤立无援了。

（2）浙皖起义缺乏配合，缺乏协调。徐锡麟过于相信个人的力量，看重个人的活动，而忽视了组织的作用。正如陶成立章所说的：“盖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14]在1907年的安庆，实则有很多可以联合的力量。如同盟会活动的安徽公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岳王会；岳王会的主要领导人柏文蔚、林述庆、常恒芳在新军里有相当的力量。但徐锡麟虽然在起义前和当地的新军有一些往来，但并没有同岳王会建立正式的联系。常恒芳事回忆中说到：“有一个星期天，警察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我当时刚走到街上，就听说警察学校放了炸弹，抚台受了伤。”[15]由此可以看出徐锡麟的起义计划岳王会事先是没有预闻的。甚至连当时活动于安徽的光复会另一首领陶成章“以锡麟求进过速，疑为功名心重，宗旨不定”[16]而不敢与之主动配合。这种企图高一呼，就有八方支援的起义是很难成功的。

（3）也与偶然因素有关。浙皖起义的风云突变同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破获南京新军暴动，抓获会党人物叶仰高有关。叶最后供出光复会已经有叫光汉子（即徐锡麟的化名）的已入安徽官场的消息，端方遂电告恩铭查捕。这种意外情况让徐锡麟猝不及防，继续在安庆官场潜伏下去、而保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另外徐锡麟原拟定把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定于7月8日举行，但这一天恩铭却要参加其幕友张次山的母亲八旬寿诞，他要徐锡麟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提前在7月6日号举行，而巡警学堂内部的满人顾松更是从中作梗。这一起义时间的变更是打乱了徐锡麟原来的部署，使其失去回旋余地，使起义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这些偶然因素的变化使得本来有把握、有准备的起义变成一次冒险的、侥幸的起义，它失败的结局也就更成为必然。

注释：

[1]徐和雍著：《徐锡麟》，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2]浙江嵊县文史资料，1985年第二辑，第211页。

[3]陶成章：《徐锡麟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56页。

[4]冯自由：《光复军大元帅徐锡麟》，《革命逸史》第五集，第69页。

[5][9][11]《徐锡麟史料》，《绍兴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0页、第31页、第90页。

[6]冯自由：《光复会》，《革命逸史》第五集，第56页。

[7][12]陶成章：《浙安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28页、17页。

[8]陈魏：《光复会前期活动片断》，《辛亥革回忆录》（四），第27页。

[10][14]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1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15]常衡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439页。

[16]《徐锡麟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