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浦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浦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

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父亲：浦友梧

母亲：黄庵岫

姐姐：浦洁修

弟弟：浦通修

妹妹：浦安修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女儿：袁冬林

《报人浦熙修》，朱正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袁冬林 著，河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