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容”舰曾多次奉派到海外执行任务。1907年“海容”舰与“海筹”舰前往南洋，巡视西贡、新加坡等地，并慰问当地华侨，被称为多年未有的盛事。当年10月，“海容”舰与“海圻”舰再次前往南洋，考察商务，慰问华侨。先后到访英属菲律宾、法属西贡、泰国首都曼谷、荷属巴达维亚、三宝垅、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腊的汶岛、英属新加坡、槟榔屿及大小霹雳等众多港口，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此后，清政府决定每年都派军舰前往南洋慰问华侨，宣示国威。1909年“海容”舰与“海圻”舰按计划前往南洋，先后抵达新加坡、巴达维亚、三宝垅、泗水、巴里坤旬、日惹、望加锡、西贡等埠，历时2个月。

尽管“海容”舰有着多次航行海外的经验，但出国参加多国联合军事行动，却是首次，经验不足，加之时间紧迫，准备工作昱得非常忙乱。“海容”舰向海军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将执行此次任务的各项所需，包括舰上人员、过冬设备、供应补给、粮饷服装等等，一一列出，请予补充。海军部原则上予以批准，为“海容”舰补充了20多名官兵，并准备了各种急需的物资。随后，“海容”舰在上海入坞勘底，检修机器，做好出发准备。

1918年4月9日，“海容”舰由舰长林建章指挥，从上海起航，前往海参崴。林建章，字增荣，1874年生于福建长乐，1896年毕业于江宁(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先后任鱼雷艇艇长和巡洋舰舰长，1917年由“南琛”号巡洋舰舰长，升任“海容”舰舰长。

“海容”舰出发后，一路北上。行至朝鲜济州岛巨文港时，停泊一夜，稍事休息。接着，便穿过对马海峡，经过4天航行，最终在17日抵达海参崴。

“海容”舰抵达海参崴后，在港口中心码头抛锚。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和中华总商会派员登舰，对祖国军舰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当时，海参崴港内没有俄舰，停泊的都是英国、美国、日本的军舰，整个港口被联军占领。“海容”舰抵达后，舰长林建章即前往拜会各协约国海军司令，进行联络。

海参崴原是中国领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沙俄抢占，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于1862午将海参崴改建为军港，可以停泊多艘万吨以上的巨轮。海参崴是一个天然良港，港底没有暗礁，航行毫无阻碍。夏季气候宜人，但冬季会冻港，时间约在11月到次年2月间，港口为坚冰覆盖，冰上甚至可以行驶马车。

中国在海参崴设有总领事馆，还有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当地华侨有2万多人，都是山东籍，总领事和商会会长也是山东人。多数华侨在每年春季来到海参崴谋生，冬季封冻时回国。长期居住在海参崴的华侨，主要聚居在中国街，靠开店铺、做小买卖为生，他们与俄国人相处融洽，有的还娶了俄国媳妇。中国街的市面与山东的街市完全一样，有山东菜馆，还有丹桂、瀛洲两座戏园子，演员大多来自北京和天津，演出很受华侨们的欢迎。

“海容”舰到达时，海参崴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街上只有很少的俄国警察站岗。为了维护治安，协约国驻军设立了治安指挥部，由一名美国陆军少校负责，各国军舰每天轮流派出12名水兵组成巡逻队，与白俄警察共同维持治安。

“海容”舰官兵除参加联合行动外，还积极与当地的有关中国机构配合，保护华侨利益，受到他们的称赞。

不久，各国陆军也陆续开进俄远东地区。距离俄国较近的日本，企图长期占领俄西伯利亚地区，派军最多，有几个师团。于是，各国公推日本的大谷大将为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国驻军，其司令部设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内。

中国陆军部队抵达俄远东地区后，只留下一个连驻防海参崴，其余部队驻扎在中俄边界的五站、双城子。

根据北洋政府的命令，驻海参崴的中国陆军接受海军的指挥。但“海容”舰舰长林建章只是一名海军上校，资历不够，不便于指挥陆军。不仅如此，由于军衔低，林建章与各国海军往来也很不方便。后经海军部与北洋政府参战处商议，由大总统冯国璋在8月3日发布了一道命令，以林建章为海军代将，全权指挥中国驻海参崴的陆海军部队。随后，又抽调陆海军人员，成立办公处作为办事机构。林建章为最高指挥官，留法的陆军少将喻毓西担任参谋长。办公处也称“代将处”，直接隶属于参战处。9日，林建章正式在海参崴升旗就职。“代将处”设在中国街附近，由“海容”舰调来的20名水兵担任警卫。海军部还特地从国内调派海军上校周兆瑞等3名官员，前往海参崴协助林建章办理有关外交事宜。

“海容”舰在俄国驻防期间，没有参加战斗，甚至连航行也几乎没有，绝大乡数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停泊在港内。时间一长，舰底吸附了许多贝类，如果任其蔓延，有可能导致进水管阻塞，致使机器失灵，必须及时进行清理。于是，海军总司令部于1919年5月，下令调“海容”舰回国，进坞勘底。同时，命“海容”号的姐妹舰-“海筹”号巡洋舰，赴海参崴换防。

“海筹”舰在海参崴驻防仅仅几个月，就因锅炉渗漏，无法过冬，需回国维修。于是，海军总司令部将其调回厦门，派“海容”舰前往接替。

10月20日，“海容”舰搭载着东北江防所需的军械和40名官兵，从上海启程，再次前往海参崴，并在那里度过了又一个寒冬。

海参崴的天气非常寒冷，军舰有时一天就能结冰二至三尺厚，由于没有除冰设备，只得每天早晚两次用木棍将坚冰打碎，否则舰体会发生危险。在结冻前，军舰的水柜和水管，都用毛毡紧紧包扎起来，以免被冻住。

中国军舰在海参崴驻防期间，补给也遇到不少困难。军舰的燃料是煤炭，由于无法从国内运来，只能在当地购买，价格既贵，质量又差，产生大量煤渣，清理十分费力。所需粮饷由俄国轮船从国内运来，一般能够保证。在淡水供应方面，由于“海容”舰为旧式巡洋舰，没有自制淡水的设备，平时靠当地水船送水，冬季封冻，水船无法行驶，就只能节约使用舰上的存水，对洗衣、洗漱和饮水加以限制，以保证锅炉供暖用水。蔬菜、肉类等副食品，平时在当地采买，但到冬季时当地也无货可供，居民完全依靠每周两到三次从本国的欧洲地区用火车运来的冻肉和蔬菜度日，常常是火车一到，就被抢购一空，所以舰上的供应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1920年春，由美军发起，驻海参崴的各国军队举行了一次运动会，“海容”舰官兵应邀参加。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事关国家和军队荣誉，所以中国官兵非常重视，抓紧时间进行训练，代将林建章还特别致电海军总司令部，从国内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体育教员来海参崴指导训练。最后，中国海军代表队获得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还获得了跨栏、拔河和撑杆跳高等几个单项冠军。这次运动会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放映，二等兵田学龙获得跨栏冠军的照片还被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联军总部还组织了一次阅兵，驻海参崴的一连中国陆军和“海容”舰上的60名水兵参加了此次活动。经过一番训练和精心准备，中国海陆军的表现受到好评，当地华侨看到中国军队军容严整，都感到非常激动和自豪。

由于战事逐渐结束，各国开始从海参崴陆续撤军。1920年6月，林建章奉命取消节制陆军字样，仍以代将名义驻守海参崴，不久又撤销岸上办公处，移驻“海容”舰。

是年10月，北洋政府正式撤销海参崴代将处，但命“海容”舰暂时留驻海参崴保护侨商。不久，海军改派“永健”号炮舰赴海参崴，接替“海容”舰执行护侨任务。“永健”号炮舰是由江南造船所1914年建造的，排水量只有860吨，航速13.5节。

“海容”舰于11月返回上海，结束了历时2年多的海外驻扎。“海容”舰回国后，舰上官兵因久驻海外，给假2个月休息。林建章因指挥调度有方，被北洋政府授勋。后来，林建章升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最后还做到海军总长，成为当时海军的最高首长。“海容”号与“海筹”号这两艘巡洋舰因舰龄过长，于1937年9月25日自沉于江阴附近，用于阻塞长江航道，阻挡日军沿长江进犯南京。

“永健”号炮舰在海参崴驻防期间，于1920年12月发生了俄匪敲诈驻海参崴侨商、扰乱治安，甚至殴打中国水兵的事件。舰长王寿廷接报，立即通过中国驻海参崴领事向俄方提出交涉。次年1月，在庙街又发生了俄警枪杀中国水兵的严重事件。王寿廷向俄警察厅提出严正交涉，并电告海军部，谘请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处理。

不久，“永健”号炮舰奉命撤防回国，中国海军驻防海参崴的行动至此也宣告结束。后来，“永健”号炮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成为抗战中战沉的第一艘中国军舰。

进驻海参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

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均粮食只有4两……

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做予取予夺的金库……

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未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拨拨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

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

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这片曾经飘扬着黄龙大旗的林海雪原……

远东告急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

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利（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

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

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White Guard)，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

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

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

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

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

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

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

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

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

“海容”出击

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

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

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

这年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

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 年1 月8 日， 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

1 月19 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 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

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

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遂带人强行登上同安、豫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而若干年后，“大元帅府少将参军” 罗翼群透露，杀手是由孙的亲信朱执信亲自安排（《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这与蒋介石暗杀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辙。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

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

邵恒睿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常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猝值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掉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饿，兹虞风云莫测，我先蒙难”。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

“海容”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容级巡洋舰”。3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

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

“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

出兵远东

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 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

“海容”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混乱。

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The Czechoslovak Legions），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俄、法等协约国的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万。

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8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

失算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

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护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魏渤报告），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1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

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本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耳。“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垒卵。”（阿穆尔省华侨总会报告）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

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此次若协商各国公共出兵，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自应一致派遣一二千人，并以保护领馆、侨商”。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