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的“元历史”理论特征，在怀特看来，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本文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的解释过的历史。事实上，这种看法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解理论”中是不难读到的。怀特理论所具有新意之处，有人认为在于他强调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虚构想象加工的，将历史与文学都看作可以获得真实的叙述的。但仍然可以想起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诗比历史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相对照之下，怀特的创新似乎失去了合法性。

然而，怀特是以整个体系的完整性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的。他认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有四种可能表达的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对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而言，可用形式论证解释；对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而言，可用情节的解释；对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可用意识形态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他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怀特强调，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正是历史意识的四种主要方式。这样一来，怀特就将历史事实、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差异填平了。他坚持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因此，历史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怀特看来，不可能有什么真的历史，历史的思辨哲学编纂使历史呈现出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这样，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人们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被阐释过的“历史”。这种选择往往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审美的或道德的。经过这一番阐释，使人注意到怀特对历史意识、阐释框架和语言，以及诗意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的特别强调，因为这正是怀特元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

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引入文艺理论研究中。他认为解决本文与历史的关系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主要应选择语言叙事理论，在文学本文研究中采用历史本文研究法，在历史本文研究中采用文学研究法，使文学本文与历史本文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恢复叙述（return to narrative），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边界。这种重叙事结构、重意义想象、重语言阐释的“元历史”，是获得意义之“真”的唯一途径。因为，历史事实不是“真实”，事实漂流在历史中并可以与任何观念结合，而历史“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因此，怀特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就必然是一种诗意直觉的、印象主义的、本文细读式而非理论式的，因为“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种历史主义，仍受制于元历史的理论框架规约。

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意向的关注，使海登·怀特由对其审视，到为其辩护，甚至最后到成为其中一员，尽管其态度仍是暧昧的。 怀特注意到，新历史主义研究文学本文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并进而“越界”，要对文化社会历史本身的本体理论加以重新阐释，这一策略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历史研究上都是对传统恪守文史哲疆界的“专家”的冒犯。它既冒犯了新批评那陈旧的形式主义信条，又冒犯了后结构主义的“本文之外一无所有”的本文中心说，还冒犯了旧历史主义对历史的保守观念。所以，它似乎既是一种所谓的“文化主义谬误”（culturalist fallacy），又是一种“本文主义谬误”（textualist fallacy）。这种冒犯的根本在于“历史是一种本文”（福克斯一吉诺韦塞）这一命题上。怀特认定，这种对历史研究的本文主义的强调，以及形成的不同本文理论间的矛盾，正是造成了一般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者之间冲突的症结所在。这种冲突，其实反映了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局限，以及新历史主义自身的创新。

在怀特看来，那些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普遍依据是：新历史主义同意历史序列在本质上应被理解为“符码式”而非“诗化”力量的功能，但却简单地错误理解了这些实际决定着历史序列的结构和过程的符码的性质，并试图以文化、文学、话语或“诗学”符码来取代更为基本的阶级、民族和性别符码。怀特指出，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读”。因为，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以其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这些方面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在特定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译、修正和削弱。因而，他们尤其表现出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诸多方面的特别兴趣。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说是类似于诗学语言，尽管诗学语言对语法或逻辑规则可能有所抵触，但它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总是隐而不露地对在这一语言进行表述的时候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提出挑战。可以说，“冒双重危险”——冒险于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是新历史主义者的“处境”。

转向历史的新历史主义者，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种知识，然而，他们发现根本就不存在历史研究中的特定的历史方法这种东西，而只存在多种历史方法，并且在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有多少立场观点，便会有多少历史方法。任何专业研究采用历史方法，都要求具有或者隐含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既是人们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是人们建构学术研究领域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对新历史主义的责难攻讦，都是存在自身理论盲区的。而新历史主义的“双重冒险”却使其获得全新的视野和文化史观。

无论如何，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人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

以对形式主义、旧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挑战者姿态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尽管在十几年的理论风云中毁誉参半，但毕竟以一种“文学与历史”、“本文与语境”的独特方法使形式主义、旧历史主义趋于终结，并将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整合到自己的理论武库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文学理论界只重向心式“内部”研究时，展开了辐射式的“外部”研究，在“边缘”处境中发出了自己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声音。 新历史主义的杂糅状态，使其理论缺乏透明性和一致性。这使得《新历史主义》一书的主编阿兰姆·维萨在归纳新历史主义者恪守的“宗旨”时，也深感艰难。但新历史主义仍有自己相对集中的纲领，而不是一个“多元”阐释群体。正如布鲁克·托马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的背景涉及到“权力”（power）、“支配”（domination）、“排斥”（exclusion），以及“解放”（emancipation）诸种历史话语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学和批评丧失了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超然地对社会进行批评的特殊地位，因而亦如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必定会陷入产生其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简言之，文学与批评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政治压力，文学史所有的建构都是政治性的。许多新历史主义者都以再现先前遭到排斥的东西这一方式来纠正过去的政治偏见，他们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

新历史主义对一切政治冷漠性、文化经典性发生置疑；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学史，不能将文学话语和所有其他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历史话语分割开来；坚守一种将文学与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立场，并将文学本文置于非文学本文的“框架”（frame）之中；综合各种“边缘”理论，试图达到文化政治历史诗学的文化重写目的。这标志着20世纪文学研究（社会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读者中心—社会中心）的新的轮回。

新历史主义诗学坚持，“对话”是当代诗学的品格。社会文化现象是其历史决定的，历史的每一特定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特定文化语境塑造了自身独特的诗学话语。换言之，历史并不可能重现，任何瞬间都是新的一刻，因而任何文化历史诗学理论都不是中性的，它必然带有一种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话语透过历史的地表厘定了话语与一种文化的关系，并进而被话语的权力形式所制约。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话的诗学，强调任何话语都是内在于历史环境中被架构出来，以产生一个“历史化”（historicized）的批评策略。而在这种策略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福柯的身影。

然而，新历史主义的策略仍然是侧重于“边缘化”（marginalized）的。研究者热衷于文化的症候的研究，喜欢对诸如游行、札记、宫廷布置、教会谕示、女性手册、衣饰、建筑，乃至宫廷、政府建立的权力中心，权威展示的仪典，最高权力者的传记轶事感兴趣，并想透过这些权力者的表象去窥探权力运作的内在轨迹。这种将历史带进文学中，又将文学意识历史化的活动，是由历史到权力，由权威到诗人和本文的中心位移。

海登·怀特是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的负担》（The Burden of History，1965）；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叙事的回归线》（Tropics of Discourse，1978）；《希腊罗马传统》（The Greco-Roman Tradition，1978）；《形式之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借喻的现实主义》（Figural Realism, 1997）。其理论著作主要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

海登·怀特的学术研究亦文亦史亦哲，如今也被人视为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美国国内文学界对海登·怀特的译介、研究不少，而史学界除有台湾学者刘世安先生、叶胜裕先生等人正面译介之外，更有旅美学者邵立新先生撰文将怀特理论视为魔术予以驳斥。怀特的理论作品始终围绕历史、比喻、想象三个概念展开论述。怀特希望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确立一个话语连续统，借助比喻理论寻找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合理联系。然而，这种做法为多数现代史家所不容，但也获得少些新锐史家的赞誉。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怀特始终处于史学理论争执的漩涡之中。80年代后，他又被众人当作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的重要人物，卷入现代/后现代史学争论。 新历史主义在80年代名噪一时，它以其凌厉的攻势四面出击，凭借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的血缘杂交优势，聚集起形形色色的受压抑的“边缘学者”。这一现状使新历史主义遭遇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这一批判运动既无系统的理论基础，又无支配性指导力量，因而成员杂色纷呈，理论矛盾杂陈。在不断以亚文化、次文化吞食正统文化中心话语的过程中，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变调对话”和“文化狂欢”的后理论景观。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面对被解构主义夷为平地的精神废墟，急于全面改造重建，以至它不得不从文化的各个领域盲然冒进。它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和符号学于一体，落入方向的多维性和理论拼集裂解的边缘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误区。

新历史主义正在成为历史。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因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已经使自己减少了巨大的影响力。有人已经在谈“新历史主义之后”这个课题，甚至一些新历史主义的发起人也否认自己是“新历史主义者”而改弦更张。但这一流派仍未失去历史的视野，它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仍显示出一线历史定位和精神复归的希望。尽管它的理论泛杂性导致它产生了两个后现代变种（文化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变种），以及在后现代浪潮中日益显出丧失文化批判的严峻性而走向实证、中庸、琐屑和多元的种种迹象，但这群“边缘学者”对精神价值重建的向往和对历史意识的推进，无疑会给正在或将要出现的各种“新主义”（new-isms）和“后主义”（post-isms）以不可忽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