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可以看出，同他们的上一辈相比，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则明显更为前卫、现代。可以想象，这些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很显然，虽然他们的经济基础与收入水平还有限，但其成长环境已经使他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具备了同他们父辈的传统消费行为甚至同年龄的其他生活环境中的同辈相异的“中产阶层惯习”（我们在此无意品评这种消费行为的伦理问题）。从四个不同年龄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消费可看出，这种现代或者前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与过去的传统方式的决裂更为彻底，不像其父母难以摆脱过去的影响；第二，同传统的节俭消费观相比，他们更主张开源节流式的现代消费；第三，他们与时尚、品牌有一种天然的、自然的关系；第四，他们的消费档次较高，或者说“品位较高”；第五，他们的现代消费方式如AA制、对西方消费文化的趋慕本身是全球化背景的反映，还与所接受的教育相关，这与早期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又不完全相同。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加之中国特殊的子女政策所导致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投入，这一切都成为他们新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生成的重要因素。由此，可以推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如果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未来中产阶层行列，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在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更为接近的“品味阶层”。相比于他们的上一辈，这些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没有过去的生活体验，没有对多阶层家庭的社会记忆，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理念可能更为一致，同时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区隔也将更为鲜明。

通过对四个家庭不同年龄段子女消费的深入了解，可以发现，由于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代理消费以及家庭教育投资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的消费方式、理念与他们的父辈们——第一代中产阶层——形成很大的区别。 这种区别体现在：其一，如果如布迪厄所说，消费习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惯习在很大程度上受童年的生活环境影响，那么第一代城市中产阶层，尽管其童年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但其消费习惯都或多或少会打上物品短缺时代或者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受到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当经济条件与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也自然与时俱进，在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归根结底，这种变化不能彻底摆脱已有消费习惯的影响。其二，如此一来，如同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一样，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处于社会流动所形成的阶层转型中。传统的消费习惯尚未远去，现代的消费观念已经扑面而来，他们注定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生存的阶层。他们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同时他们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这种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两面性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生活在优越的中产阶层家庭，因此，他们没有或者说更少他们的父辈们传统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从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来看，他们是真正现代的，而他们的父辈——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充其量只是正在走向现代。他们是相对单一的，没有或者很少有过去的传统习性，而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则是比较复杂的，是双重取向的，这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三，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消费取向由于传统与现代的聚合而没有形成一种一致性的阶层消费行为或者消费观念，他们因此而不能由消费或者生活方式而整合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品味阶层，然而在未来的中产阶级——即使不完全但将有很大部分是他们的子女——的成长中，我们将很可能看到具有相似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中产阶层。第四，如前所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消费中的阶层分化，并发现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区隔，但很明显这种社会区隔不像布迪厄所研究的法国社会那样泾渭分明，判若水火。但在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消费中，这种社会区隔正在不断深入，并越来越强，其分化的结果将会使得社会分化不仅潜藏于财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中，也外显为由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所致的生活方式上。阶层的界线不仅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外露，这种阶层分化的外部界线正是由消费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第五，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消费分化所导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水平、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的原因所促成的，而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将更多地显示出消费观念、消费文化、生产方式方面的区隔逻辑。

如果说以前财富、权力、声望成为阶层分界的标志还多少只是隐约可见的话，那么经由消费的阶层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则很可能成为清晰可见的界标，而且最终由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将会更为彻底，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开得更为完全、彻底。正是在此意义上，未来社会可能将会是一种由消费及主要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分与合所形成的“区隔社会”。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时期，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呈现减缓的趋势，整个供需领域出现了相对过剩的现象。

1.重新审视扩张性财政政策

我国政府从1998年起发行特别国债1000亿元，加上银行配套资金1000亿元，使得199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上升幅度。这对于1998年乃至1999年的经济止跌企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种作用与我们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据测算，1998年经济增长中的投资贡献率为25%，与1978-1996年的平均投资贡献率34.7%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在我国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投资回报率的大幅下降值得我们深思。

一般来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投资需求的推动，二是消费需求的拉动。投资的推动是通过投资支出的扩张来直接推动产品总量和经济总量的增加。投资的增长转化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可以说投资的增长是一个潜在的增长。1998年我国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55.7%，1978-1996年消费需求的平均贡献率61.7%，正是消费水平的下降导致了近几年的低投资回报现象的发生，从而弱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低迷的消费需求削弱了财政支出的力度，阻滞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2.重新审视扩张性货币政策

为了尽快使经济走出相对过剩的局面，我国政府已经多次下调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同时银行的准备金率和贴现率也做了相应的下调。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初衷是通过准备金率和贴现率的降低来扩大货币的供应量，通过利率的下调来鼓励民间投资的增加，达到提升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从我国1998和199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利率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民间投资的增加同国有投资的增长有着较强的相关效应。只有国有投资的大量增加并启动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时，民间资本才会大量跟进，而国有投资的退出会带来民间投资大幅度退出经济领域。见表1，通过1994-1998的数据可以看出，1997和1998年财政支出政策的弱化效果没有带来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也就无法刺激民间投资的大量涌现。

表1 单位：%

项目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国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91 7.45 6.17 7.34 19.6

非国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3.92 16.91 15.58 6.94 7.98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

正如前面分析，在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作用不甚明显，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太突出的条件下，国有投资即使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民间资本也很难大量的涌入投资领域，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另一方面，民间投资除了受限于国有投资规模及其绩效之外，民间投资规模的大小还取决于市场的状况。旺盛的市场需求必然会引致民间资本的出现。但是我国当前的消费市场不景气，市场消费无热点，消费低迷和萎缩的现状使得许多民间资本仍处于潜伏状态，无法发挥出资本资源应有的效率。

综上所述，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与紧缩性的消费需求的并存是我国当前经济领域的一个不合理现状，理性的经济策略由于存在于一个非理性的消费基础之上而难以发挥了其本身应有的功效。

如前所述，低消费已成为制约宏观经济政策正常运转的“瓶颈”，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尽快走出“低消费陷阱”，是我们应着重考虑的问题。这要建立在对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特点的合理分析的基础之上。我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着二元化的经济结构，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使得我国消费市场上存在着农村与城镇两大消费集团，这两个消费集团在消费行为、消费偏好、消费结构上存在着显著的偏差，表现出消费的非同步性，因此，在对我国消费特点进行分析时，要针对农村和城镇分别作出了分析。

1.收入抑制性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7年的5160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7年地2090元。但是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放慢的趋势，尤其进入九十年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见表2）。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1994年的32.49%下降到1997年的8.51%，而城镇则从1994年的36.07%下降到1997年的17.88%，消费支出与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有着强烈的正相关系，居民收入的减速增长必然会抑制居民的消费有效需求。

表2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农村 32.49 29.23 23.63 8.51

城镇 36.07 22.45 12.44 17.8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计算。

从城镇来看，近几年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经营状况恶劣，破产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带来失业人数的大量增加，许多下岗职工仅仅能够拿到最低生活保障。城镇企业职工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60%，是市场消费的主要力量。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多和职工收入骤减会对消费市场产生负面冲击，抑制城镇居民的即期消费。

从农村来看，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两部分。持久性收入主要指农民的种粮和农副作物的收入，暂时性收入是指农民来自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收入。近几年，我国的农业形势一直较好，但是连年的丰收带来的却是农民的增产不增收，造成农民的持久性收入减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第二，农民负担过重，农村中仍存在乱收费和乱摊派的现象。第三，农副产品的收购过程中仍有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第四，农业的科技投入过少，另一方面，大批乡镇企业的倒闭减少了农民的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城镇职工的纷纷下岗减少了农民在城镇的机会，从而使农民的暂时性收入也开始减少。根据恒常性收入理论，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消费支出与持久性收入成正比，如果居民获得一笔意外的暂时性收入，必然会扩大居民的消费，如果暂时性收入不确定时，这笔收入不再支出，而是形成储蓄。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持久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暂时性收入的绝对减少必然会抑制农民当前的消费支出。

2.积累滞后性消费

居民从低消费阶层向高一级消费阶层的过度要经历一个收入的积累过程。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储蓄和节俭”作为美德的国家中，在信贷的消费观念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情况下，这个积累过程更是必不可少的。

表3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

年份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农村 70 219 272 338 420 563 721 887

城镇 421 1720 2223 2681 3486 4869 6671 858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计算。

我国农村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建房热”之后，农民手中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从表3可以看出1996年底农民人均储蓄900元左右，以家庭为单位的储蓄不过几千元。农户空荡荡的住宅急需添置家电等消费品，而上千元的家用电器对农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收入的缓慢增长使农民在短期内很难形成城镇在80年代那样的耐用品消费热潮。农民的家用电器消费要经历一个积累的过程。在城镇，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已基本趋于饱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应该转向高档消费品，而居民人均的储蓄只有8000元左右，以家庭为消费单位的群体对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档消费品也是难以承受的。收入低幅增长，消费升级的条件还未形成，汽车、住宅等新一代高档消费品的消费被迫进入升级前的收入积累阶段。通过表4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以来，居民的储蓄增长率经常大幅度的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消费正经历一个消费的积累阶段。

表4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储蓄增长的比较 单位：%

项目 年份 1986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农 收入增长 6.6 14.1 3.3 10.6 17.6 32.5 29.2 23.6

村 储蓄增长 34.2 28.8 24.2 24.2 24.3 34.0 28.1 23.0

城 收入增长 20.8 11.3 18.2 28.0 36.0 22.5 12.4 17.9

镇 储蓄增长 32.5 36.0 29.2 20.6 30.0 39.6 37.0 28.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计算。

消费者对将来的预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最近一段时期，中央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住房体制由福利房向货币化分房转化，教育体制由国家拨款向个人自筹经费转化，医疗体制也由公费医疗向统筹帐户转化，使消费者意识到将来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的支出将要扩大。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之中。在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化的改革结果尚不清楚，对将来社会保障的预期持犹豫的心态的情况下，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的风险，人们在安排消费支出时，对自己将来的预期支出就会增多，也就是居民的储蓄增加，而用于即期的消费减少。截止1998年6月底为止，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已经突破了5万亿，这种为了不确定的预期而减少消费支出的行为带来了社会消费的滞后，造成了居民“捂紧口袋，有钱不敢花”的现状。

3.效应递减性消费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和利益分配的格局呈现出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1989年我国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9.38%，最贫穷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11.65%。到1994年，最富有和最贫穷家庭的收入分别占到全部收入的44.64%和6.04%（国家统计局），而到1998年上半年为止，城乡居民收入中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少数人的手中（何清涟，1998），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0.31增长到1997年的0.479。随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富人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从而降低了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在收入不变或缓慢增加的条件下，全社会的消费支出必然减少，形成消费支出递减态势。

同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消弱了消费支出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周学，1998），消费品按照其生命周期可分为三种，发展型商品、主导型商品、衰退型商品，而主导型商品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和带动作用。在中国目前相对过剩的家电耐用消费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全国普及率仅在25%，尤其在广大的农村，耐用消费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见表5），可以说我国现阶段的耐用消费品还应是主导型商品，耐用消费品对中国经济的带动至少还有十余年的时间（易钢，1998）。而住宅、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则仍属于发展型商品，住房和汽车拉动经济的条件还不成熟。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高收入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少，他们的消费对象主要集中在还不是主导型商品的高档消费品，而中低收入者尽管对耐用消费品（主要是农村居民）有着很强的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带动效应应该是巨大的，但是受到不合理收入的制约而被迫压抑了这种消费冲动，从而使消费支出效应随着收入不合理流动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表5 我国城乡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

项目 自行车 电风扇 彩电 洗衣机 收录机 照相机

农村 139.82 100.46 22.91 20.54 31.15 1.94

城镇 193.23 168.07 93.50 90.06 46.15 32.1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

4.结构断裂性消费

我国由短缺经济步入过剩经济，原来短缺经济下的供需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过剩经济并不是没有短缺，从卖方市场保存下来的供给结构与当前买方市场下的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演进，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明显滞后于消费结构。这种结构性滞后主要体现在：(1)基本消费品早已经供大于求，适合农村市场的耐用消费品供不应求。不符合消费的高档住宅大量积压，而符合中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型住房供不应求。(2)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过低形成了农村比较恶劣的消费环境。农村的乡村电网、通讯线路、卫星接收设备远远落后于城镇，农村的电价和通讯费用则过高，这种结构性偏差造成了农村居民在对耐用消费品有了一定的收入积累之后，潜在的消费转化为现实的消费会受到障碍。(3)城镇的供水、供电及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的投入还无法满足以汽车、住房为消费对象的消费升级的要求。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造成了消费与供给的脱节，形成了过剩经济下的新的供需矛盾，出现了供给不适应消费需求的断裂现象。

另外一方面，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间的巨大断裂带直接导致了当前市场上“消费无热点”的这一普遍现象。我们知道，一个消费热点的出现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条，增加不同的产业部门的产出率，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低迷的消费需求无法带来产业升级所应有的动力。因此，滞后的产业结构带来的断裂性消费与断裂性消费对产业结构抑制两者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已成为当前消费不振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经济学的原理认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求（萨缪尔森）。消费者的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同时经济的增长带来国民收入的增加，从而再次带动投资、消费需求，这是经济运动的一个良性循环。针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如何找到这一循环的切入点，使我们政策制定顺利导入这一循环当中，推动该系统的良性运动是我们现阶段应该着重关注的问题。

附图许多学者认为，目前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主张从上述循环中的收入这一节点入手，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通过税收杆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施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当前消费领域内存在的问题，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可否认，这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一条合理思路。上文在对我国居民消费特点的分析中已经提到，消费领域内确实存在着收入抑制性消费和效用递减性消费的现象，这是由于一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过低且收入分配不公平造成的。针对这种现象，以收入这一节点为突破口，制定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收入的分配政策会受到该循环的前一个节点经济水平的制约，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其政策空间也是有限的。

根据对我国现阶段消费性状的分析，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经济循环运动中的“消费”这一节点。经济形势的紧缩造成居民的消费预期过高，结构的失衡造成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偏差都成为困扰消费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就形成了当前的积累滞后性消费和结构断裂性消费的特点。而对消费节点的内部修正（消费结构、消费预期等）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开由于整个宏观不景气带来的各个节点相互抵减的弊端，在不受其他节点不振的影响的条件下，在现有的居民收入基础之上，挖掘消费领域的内部潜力，变潜在需求为现实的需求，以消费的启动带来整个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根据居民的消费结构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扭转结构性失调，实现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对接。(2)居民的收入不仅仅有即期现实的收入还有远期无形的收入（如养老、医疗、住房体制的补贴），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增加居民远期收入，刺激即期消费的增加。(3)稳定居民消费心态，改变积累消费，树立起信贷消费的观念。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居民等待观望的消费心态会更加浓重，在这种情况下要妥善处理改革，开放，稳定的关系，使众多的理性消费者对将来形成一个乐观的预期，形成一部分先期的消费群体，进而形成社会的消费。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出现了较大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一直都很高,从统计资料来看1952—1978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在0.95以上；而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大幅下降，2005年平均消费倾向降低至0.76。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显然不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发展使消费者增加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

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所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而在此之后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费用则要由居民个人负担。由于教育费用的不断上调，居民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扩大。（2）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改革之后，居民要按一定比例承受医疗费用，居民一旦患上重病所承担的医疗费用将是高昂的。（3）收入的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就业制度的变革，城镇居民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增加，这导致居民未来收入出现不确定性。（4）养老支出的不确定性。我国实行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该制度下，如果居民仅仅依靠养老金，那么他将面临养老金不足以维持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

我国城镇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其消费倾向，而保险则可以通过降低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这是因为保险的重要功能是转移风险，投保人通过购买保险将不确定的客观因素转嫁给保险公司，这就使得投保人没有必要为了预防不确定的客观因素的发生而进行足额的预防性储蓄，而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收入用于提高当前消费水平之上。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对我国保险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