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是明代杰出的婉约词名家。词在南宋灭亡之后的四百年左右时间内，逐渐进入衰微。陈子龙扭转了这个局面，开创云间词派，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词派，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陈子龙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词境的成功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并为清代词的中兴开辟了道路。他的词风影响了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对词坛回归南唐、花间、北宋风格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大词学家之一的龙榆生先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著名学者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评价：“子龙之词，则直造唐人之奥宇。……陈子龙之《湘真阁》、《江篱槛》诸词，风流婉丽，足继南唐后主，则得于天者独优也。观其所作，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绵邈凄恻，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清末著名词人、词评家谭献更是对陈子龙倍加推崇，认为他是明清两代第一词人：“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这个说法难免过誉之嫌（因为清词尚有其他名家可与陈子龙抗衡，而未必是陈子龙第一），却也可以看出其词成就之大。陈子龙词集有两部，分别为《江蓠槛》和《湘真阁存稿》，后世以“湘真”代称陈子龙，即因此而来。

宋征舆(1618—1667)，字辕文，号直方，上海松江人，词人。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明末诸生，明亡后先后考中清朝举人、进士，开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诗文稿》（含《海闾香词》等等）。《四库全书提要》云： “征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赡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 ，而精练不及子龙 ，故声誉亦稍亚之云。”。

宋征舆词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 锦幄销香，翠屏生雾，妆成漫倚纱窗住。 一双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无人处。 回首天涯，归期又误。 罗衣不耐东风舞。 垂杨枝上月华明，可怜独上银床去！

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家谭献在《箧中词》中评曰：“何减冯（冯延巳）、韦（韦庄）？”

宋征舆是云间词派中最先填词者，对促进云间词派形成有重大影响，虽然此后陈子龙的填词成就超过他而成为盟主，但是宋征舆的开创之功却不容忽视。

夏完淳 (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是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事败殉难于南京，年仅十七岁。他在国变之前的词作也不外“晓风重楼人未归”“东风轻薄误多情”之类，而一旦国难家仇当前，他的词便勃发出沉郁凄清之气，如《一剪梅·咏柳》：

“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余红。金沟御水自西东。昨岁陈宫，今岁隋宫。 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才过西风，又过东风。”

云间词派在入清四年后烟流云散，陈子龙、夏完淳均于这一年殉难，李雯病逝，宋征舆和宋征璧在顺治四年的倡和之后就极少有佳作出现。云间词派的第二代人物影响甚微，清词进入了“遗民时代”。清初诗人和词人，多是明代遗民和“贰臣”，如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宋琬、彭孙遹、尤侗、余怀、徐釚、曹贞吉等都有词集；而以吴伟业的《梅村诗余》、王士禛的《衍波词》传诵较广。彭孙遹与王士禛齐名，词集《延露词》等，另有《金粟词话》。这些人是清代第一批词人。而稍后的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人为清朝第二代词人。

遗民词人中，王夫子和屈大均尤其出色，龙榆生在《跋钞本湘真阁诗馀》中将二者与陈子龙并列为具“起衰之力”者：“明季词人，惟青浦陈卧子子龙，衡阳王船山夫之，岭南屈翁山大均三氏风力遒上，具起衰之力。卧子英年殉国，大节凛然，而所作词婉丽绵密，韵格在淮海、漱玉间，尤为当行本色，此亦事之难解者。诗人比兴之义，固不以叫嚣怒骂为能表壮节，而感染之深，原别有所在也。”

“贰臣”词人中，以吴伟业为一时领袖，其词婉约、豪放兼有，虽然整体质量并不如人意，但是也有不少篇章有高妙之处。陈延焯评价“吴梅村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评其《贺新郎〔病中有感〕》：“悲感万端，自怨自艾。千哉下读其词，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辈有别。”

清初词坛，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所谓“前七家”，即宋征舆（辕文）、钱芳标（葆馚）、顾贞观（梁汾）、王士禛（渔洋）、沈丰垣（遹声）、彭孙遹（羡门）、纳兰性德（容若）；加上李雯、沈谦、陈维崧，被目为前十家。王士禛、彭孙遹上面已简单提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曹贞吉并称为“京华三绝”，为北京词人之代表。宋征舆和李雯为云间词派早期重要成员，钱芳标与未被列入“前十家”董俞并称“钱董”，为云间词派后期代表，这些词人在清初影响颇大。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词人。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词作279首，其词虽音律多疏，而芳悱缠绵，怆怀故国，风格遒上。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题云：“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彊村语业》卷三）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先生评屈大均词：“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汉族，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词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诗有李白、屈原的遗风，著作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词集有《骚屑词》，其词多“香草美人”特征，表明其对屈原《离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屈大均词小令、长调皆工。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题其词集云：“湘真老，断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愁绝庾兰成！”（《彊村语业》卷三），朱孝臧于所举清代诸位名家，以屈大均冠首，足见屈大均词之地位。

至于当行出色，以“词人之词”著名的，首推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其次有顾贞观(1637—1714)。纳兰性德词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情，真挚动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为多，亦以小令为最工，哀婉缠绵，感染力很强。他的《长相思》词写“夜深千帐灯”，《菩萨蛮》词写“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表现塞外风光，题材新颖，超越前人，尤为可贵。长调如《金缕曲 赠梁汾》，一气直说，真切如话，结构浑融无迹，个性跃然纸上，是不可多得之作。谭献评价纳兰新的《蝶恋花》四首深得冯延巳、欧阳修、陈子龙小令之妙：“势纵语咽，凄澹无聊，延巳（冯延巳）、六一（欧阳修）而后，仅见湘真（陈子龙）。”施蛰存曾在《花间词新编》中辑录宋代和清代“花间”风格婉约词，清词人中以纳兰性德入选最多，词后附按语曰：“容若情真性厚，小词声色窈丽，哀乐无端，非晏欧所能限，况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火昆耀，亦不当屈居李重光下。谓为唐五代来一大家，可以无忝。云间词派，方当消歇之时，忽有满清华胄，远绍弓裘，陈卧子地下有知，亦当蹙额。”亦将纳兰性德（容若）与李煜（李重光）、贺铸（方回）、陈子龙（陈卧子）等婉约名家相提并论。

顾贞观作品最佳的，是寄给谪戍在宁古塔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它用词代替书信，别开生面；缠绵悱恻，字字皆血泪所成，风格感情，都与纳兰性德《赠梁汾》一词相似,故纳兰性德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弹指词》自注）

康熙年间两大词派为阳羡派与浙西派，分别以陈维崧和朱彝尊为盟主。

陈维崧(1625～1682)骈文为清初一大高手，有转移坛坫之概。其文词藻富丽，发而为词，才华横溢，倜傥豪迈，接近苏轼、辛弃疾。陈维崧，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名阳羡，世称其词为“阳羡派”。但清初的社会情况与南宋不同，而且文网严密，陈维崧不可能直接抒写和辛弃疾词一样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其词多至1600余首，外加补遗200多首，总数超过1800首，被称为“词富无双”。陈维崧词题材、笔法比较广阔多样。特别是他的〔贺新郎〕《纤夫词》，用词直接描写人民的具体苦难事件，打破词的传统题材和手法的限制，结尾的人物对话，暗效杜甫《三吏》、《三别》的神理，很有特点。〔蝶恋花〕《六月词》其四，写农民入城的情态，也颇别致。他的词有时倾泻过甚,但如《题钟山梅花图》的〔沁园春〕词,却不愧“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的评价。

与“阳羡派”词同时崛起的，有浙派词（亦称“浙西派”）。“浙派”的开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尊(1629～1709)。而秀水前辈词人曹溶著有《静场堂词》，家藏宋人遗集颇富，朱彝尊编选《词综》,多从其家假录，并常与唱酬,同以“崇尔雅，斥淫哇”为尚，可称“浙派”的先河。朱彝尊诗、文、词兼工,但在文坛的影响,却以词为最大。清初词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从所好,不拘一格;为了避免元明词的浮靡猥杂;朱专门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词风。他自己说：“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所谓“恨”，有寄托沧桑之感的，也有属于艳情和其他的。在写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务归于醇雅，有独特的成就。但是遗憾的是，朱彝尊的一些咏物词颇为庸俗，例如咏美女的身体各个部位的词，备受诟病，与其提倡的“归于醇雅”，难免相悖。其弟子及浙人为词受有影响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张及史达祖、王沂孙、蒋捷诸家为依归。

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1692─1752)。厉鹗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词。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实的。

清后期著名词人主要有张惠言，周之琦，谭献，项廷纪，蒋春霖，龚自珍等人。谭献曾经列举了“后七家”和“后十家”，所谓“后七家”即：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廷纪、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上述七人加上张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后十家”。谭献虽然出于自谦而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复堂词》却不逊色于上述数人作品，词学影响力更是持续三十多年，为清末一大宗师。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词的粗犷，“浙派”词的轻弱,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从南宋的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等作品时就已经存在，张惠言等人也直接从鮦阳居士那里继承了这种解读方式，不仅为稍后的王国维等人批评，也被同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对。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等。早期“常州派”词人，上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清真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项廷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清代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

项廷纪原名继章，又名鸿祚，字莲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壬辰（一八三二）举人，（一八三五）卒,年仅三十八岁。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四卷。其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连峰巉巉，中夜猿啸，复如清湘戛瑟，鱼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敻幽凄，则山鬼晨吟，琼妃暮泣，风鬟雨鬓，相对支离；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甲稿序》）又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霜花腴之剩稿，念奴娇之过腔，茫茫谁复知者？”（《丙稿序》）又云：“当沉郁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洩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丁稿序》）于此略见作者之情趣。朱孝臧题云：“无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伤心成结习，不辞累德为闲情，兹意了生平。”（《彊村语业》卷三）亦约廷纪自序言之也。谭献评曰：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蒋鹿潭，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蒋春霖(1818～1868) 近代词人。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籍大兴（今属北京市）。幼随父蒋尊典，在荆门知州任所读书。父死后，家业中落,奉母归京师,屡试不中。咸丰二年(1852)，署富安场盐大使。七年，母死去官，移家东台。咸丰十年，先后入乔松年、金安清幕。后又做过六、七年的小盐官。

蒋春霖早岁工诗，风格近李商隐。中年，将诗稿悉行焚毁，专力填词。据说他由于喜好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水云楼，并用以名其词集，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蒋春霖

他的词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卷五）。

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蒋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宗源翰所藏，合刻《补遗》1卷。缪荃孙也重刻过他的词集。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又发表其未刻词9首。总计蒋春霖词今存170余首。诗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丛书》，题为《水云楼剩稿》。

(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举人。谭献治学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清史稿·谭廷献传》）。二十五、六岁后,潜心经学,倾向今文学派，重微言大义。他的骈文，规仿六朝，高出时人，诗亦“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叙》)。但以词与词论的成就最突出。

谭献的论词主张，本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词辨》，皆意在阐发自己的论词主张，影响甚大。叶恭绰说他“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广箧中词》）。

清末词人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晚清四词人”。王、郑、朱、况、文诸家词内容多涉及清末时事，寄兴深微，风格柔弱，继承了常州词派的传统。诸家论词，也主要崇尚常州词派的基本观点。所谓“沿常派之余波”，“未能别辟户庭，独树一帜”(龙榆生语)。朱孝臧称王鹏运“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深化。”赞扬他实现了周济的理论。王鹏运则称朱孝臧是六百年来独得梦窗神髓者。

王鹏运（约1848～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年自豪鹜翁、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王鹏运初嗜金石，20岁后始专一于词。由于他大力倡导词学，且能奖掖后辈，著名词人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常州词派的理论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影响当世词苑。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许多重要观点，即根源于王氏。晚清词学的兴盛，王氏起了重要作用。朱孝臧评王鹏运的词作，“导源碧山（王沂孙）,复历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半塘定稿序》），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其早年词与王沂孙为近，多写身世之感，如〔百字令〕《自题画像》等。甲午至辛丑间(1898～1901)身为谏官，并与文廷式朱孝臧、刘伯崇合作的《庚子秋词》,也不乏对国势衰微的深沉悲愤。但是,他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对清廷江河日下趋势的无可奈何的哀叹。有的词用典过多，不免流于晦涩。王鹏运用了30年的时间，校勘《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和《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又校刻《吴梦窗词》。他用汉学家治经治史的方法以治词，校勘精审，向为学者所称道。

朱孝臧(1857—1931)，一名祖谋，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别署上彊村民。归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工书法，宗颜褚，擅行楷。精词学，为清末四大词家之一。朱孝臧早岁工诗，风格近孟郊、黄庭坚，陈衍称其为“诗中之梦窗（吴文英）”，可以乐“枵然其腹者”（《石遗室诗话》）。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 方专力于词。所受鹏运影响指教甚多。他将自己生平所学抱负，尽纳词中，颇有关 系时事之作。如〔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赋落叶词见示感和》、〔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夜飞鹊〕《香港秋眺》等表现对维新派的同情，感慨光绪帝珍妃的遭遇，抒发壮怀零落、国土沦丧之感，悲惋沉郁。晚年虽词境更趋高简浑成，内容除偶及军阀混战情事外，多为遗老孤独索寞情怀或流连海上歌场之作。他的词取径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勘探孤造”(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自成一家。又精通格律，讲究审音，有“律博士”之称。所以被时人尊为“宗匠”，乃至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人间词话》)。著有词集《彊村语业》3卷，诗集《彊村弃稿》1卷。

郑文焯，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尝自称山东人。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青少年时期曾随其父宦游山西和陕西一带，享受过富贵公子的生活。大约在其20岁前后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的急剧转变。其《己卯重九》云：“十载繁华一梦收，及时行乐且勾留。半瓶白酒消闲恨，满目青山忆旧游。翠袖空沾知己泪，黄花须抽少年头。一年一度逢佳节，忍赋新诗断送秋”。

光绪元年(1875)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因多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进取，弃官南游，旅居苏州。曾为江苏巡抚之幕宾。喜与文人名士交游。喜鹤，人见之，常一琴一书，一鹤舞于其间。人民国，以清朝遗老自居，先后谢绝过清史馆和北京大学之聘，而以行医卖画自给。

郑文焯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而以词人著称于世，人称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俞樾曾对其词给予颇高评价。著有《大鹤山人诗集》及词集《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笤雅余集》和词论《词源斟律》等。其大部分著作曾合刊为《大鹤山人全书》。

况周颐(1859～1926),近代词人。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　 况周颐王鹏运同官，以词学相请益，得所谓重、拙、大之说，词格况周颐与朱孝臧

况周颐尤精词评。著有《蕙风词话》 5卷，325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1936年,《艺文》月刊又载《续编》2卷，凡136则，系辑自况氏各种杂著。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正续两编为一集，统名《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合刊出版。况周颐的词学理论，本于常州词派而又有所发挥。他强调常州词派王鹏运词骨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 词律、 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朱孝臧

近人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以为清代诗文皆趋衰落，独词“驾元明而上”；朱孝臧以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词钞序》引)。梁氏论清代诗文，朱氏高估清词，都有偏颇之处；但他们认为清词超过元明两代，却是符合事实的。

综观清词的显著成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作者多。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等。今人陈乃乾编《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的专集 100种；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入选的词人有3196人。词人之多，大大超过前代。更重要的,不仅词人数量多,而且作品确有较高质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论高。“常州派”在词的创作和批评方面的理论都是眼界较高的，较诸前代有发展。其他清代词人的论词文章或词话，也不乏独到之言。这对于近代几部精彩的词话的出现，有直接的影响。词的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对清词的创作有促进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词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体会的总结。第三，功夫细。清代词人，无论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参约取，用功细密；不以模拟为满足，力求出新变化，有所创造。他们在词的意境上受到种种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细微功夫,在词的发展史上,不愧是后来居上的。

清词作者多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由于明末云间词派影响，清初文人填词蔚然成风；其次，明清鼎革，文字狱横行，文人写诗作文动辄得咎，大量文人就将才学转投入填词；第三，宋代之后，词乐失传，填词成为案头文学，使得文人所受束缚大大减小，填词自由大大增加。第四，康熙皇帝利用一些词人声望，将填词也纳入正统文化，使得词的地位在官方认可方面得到提升。等等。

虽然因为这些原因使得词人和词作大增，但是数量不能决定一切。清词人虽多，但是能与宋词名家相媲美者屈指可数，这中间还有个别词人大量因袭前人诗词成句，使得词艺地位更受动摇。相比宋词，明末词和清词数量上的优势丝毫不能挽救质量上的劣势。清词功夫虽细，但是却流于琐碎，与宋词相比，亦无回天之力。立论虽高，却也只是眼高手低，试图推尊词体，却力不从心。

综合而言，清词虽然号称中兴，总体成就却只能是二流，高过总体成就三流之明词，却低于成就一流之宋词。

惟有婉约词一派，尚有明末陈子龙与清初纳兰性德、清末蒋春霖可媲美宋词婉约名家，陈维崧主盟的豪放一脉与朱彝尊主盟的清空一脉之成就，后世争议极大，但是总体上认为他们逊于苏轼、辛弃疾与姜夔。晚清词坛领袖谭献（1832-1901）总结明清二代词坛，最推崇者恰也只有陈子龙和纳兰性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饮水（纳兰）次之。”其次则推崇蒋春霖与项廷纪：“阅蒋鹿潭（蒋春霖）《水云楼词》，婉约深至，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阅项莲生（项廷纪）《忆云词》，篇旨清峻，托体甚高，一扫浙中喘腻破碎之习。莲生仰窥北宋，而天赋殊近南唐。丁稿一卷，遍和五代词，合者果无愧色。”其他人俱被谭献列入“尚非上乘”（以上评价均见于谭献《复堂日记（戊辰年）》，后谭献关门弟子徐珂整理其零散词评和词序，合为《复堂词话》，谭献晚年审阅定稿。）

后代对清词之识见，难超谭献。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境界说”等方面价值虽大，但在评价明清词人时，却难免义理粗疏，英雄欺人，更因个人偏嗜而任意诋毁一些词人，有失大家风范；梁启超并非评词专家；朱祖谋为常州派后劲，在填词和校勘典籍方面贡献不小，但是门户之见较深，以学问评词，脱离文本解读，他们对清词的认识均不及谭献清醒。但由于谭献逝世于1901年，因此对清末民国初重要的几位词人朱祖谋（朱孝臧）、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文廷式、王国维等人无法进行客观评价，只是在《复堂词话》中偶尔评论其中数位，却并未对他们的地位进行评价，而且谭献去世之后，这些词人中的创作还延续了长短不长的时间，谭献无法为他们“盖棺定论”，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此外，谭献的评价无法避免门户之见，虽然他并未过分推崇常州派先辈的地位，但是却否认了阳羡派和浙西派的所有词人之地位，认为他们“俱非上乘”，似难服众。但是，后代著名词评家也大多没有对阳羡派和浙西派进行高度评价。明末词和清词整体不如宋词甚多，是不争的事实，高手也仅限于婉约派屈指可数的三四个，且无法超越宋词相应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