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1877年），张之洞从四川挂职期满回京，又和这帮人搞在一起，特别是陈宝琛，他已成为李鸿藻手下的得力干将。这次回京，清政府内部的领导结构和人事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没人顾得上张之洞，他很失落，日子过得很苦。原来和他吟诗踏青的那些同僚都升了官，可他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而然会对清政府内部领导层产生一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与陈宝琛等人不谋而合，在陈宝琛那帮人的影响下，他也渐渐产生了一颗愤世嫉俗的心。通过陈宝琛，张之洞又结识了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清流干将。在这些人当中，张之洞和张佩纶的关系最要好，张佩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两人都以学问渊博著称，并结成了一派。他们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关系密切，李鸿藻为打击政敌军机大臣沈桂芬，并使自己在朝廷政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他们极尽笼络和操纵之能事，故时人多称李鸿藻为前清流的魁首。

后清流大致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前后，清政府内部政争出现新的变化，前清流对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因而宣告瓦解。从80年代末到中日战争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鲜为背景，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且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志锐为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文廷式为珍妃师傅，因此该派属于帝党的一部分。与前清流一样，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时还直接指责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力主反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黄海海战后，后党趋向对日本妥协时，苦谏要求抗战到底。

此外，对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光绪十四年（1888年），沈曾植、黄绍箕、盛昱曾积极赞助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光绪二十年（1894年），康有为因刊刻《新学伪经考》获罪时，清流诸人又多方搭救。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流们不切实际、对国际事务懵懂无知，此外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论调，那就是企图借外战树威。礼部侍郎、帝党志锐就说，“如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编修曾广钧也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光绪帝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被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战争的一再失利，帝党清流们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将攻讦对象指向李鸿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员。帝党清流们为攻讦北洋集团而不惜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以此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期，随着帝党的失败，清流派人物或遭革职，或离京南下，或因其他原因销声匿迹。甲午战后，虽仍有人作为帝党成员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但清流派已不复存在。

（代表人物资料来源）

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时最突出的问题。道、咸以来，官场贪污风行，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同治中兴时，略为好转，但仅接着便是外患频繁，边疆告急，国内形势极为严峻，同时，自然灾害严重，如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六省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受灾州县总数，1865至1874年，平均每年为124.9州县，1875—1884年增加到328.1州县。广大民众深受其害，清政府却仍然不停地搜刮百姓。其一，是为了应付边疆危机，兴办洋务，抵抗外来侵略。其二，同治末年大兴土木，慈禧为了修颐和园，耗资百万，使得国库空虚，竟动用北洋军饷。翁同龢曾与陕甘总督谭钟麟通信时抱怨道：“事有大难，京响、海军、东内、洋息，一时并集，加以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下之各府，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掘地尽矣！”统治者如此横征暴敛，地方官员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种局面，清流派以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自居。他们纵使不能抨击慈禧的纵欲享乐，对贪官污吏却表现出一种不畏强御，不受权贵羁绊，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如黄体方斥责尚书董恂“职长户部，天下户口财赋，是其专职”，然而对荒政“不闻进一言，画一策”，甚至对“中外条陈荒政者，务从驳斥”。又如邓承修弹劾广东贪吏，“摧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清流派对此抨击，不遗余力，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

清流派主张“道”不变，强调儒学的文化正宗地位，“维正道”论在其文化观中起着核心作用。然而他们对“器”的认识却远不如守旧派或洋务派那么直截了当。守旧派坚持“器”决不能变，洋务派主张“器”不可不变，清流派则表现出在对“器”可各有选择的总体形态之中，包含着既倾向于洋务又恐惧被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守旧派斥责为离经叛道的矛盾心理。可见对“器”各有选择的特征，当是由该群体内外两方面因素所促成。

清流派多数成员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已指明了近代中国必须变“闭关”为开放，变“独治”为讲洋务学习西方。其文化观具有倾向洋务特色的要因决定了，如果就“守旧”与“洋务”这对矛盾体范围而言，那么，清流派决非倾向保守的群体，应当说它基本上倾向于洋务。

清流派着重强调“恤民”，就是提醒统治者，当“民”遭遇不幸的时候，必须对“民”予以同情。这里的所谓“不幸”，就清流派所存在的时期而言，主要是指自然灾害。清流派认为，能否“恤民”恰恰就反映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否在施行“仁政”，是否使“民”摆脱灾害威胁。他们的“发仓赈贷，皆赖皇仁”之论，完全体现出强调封建统治者应以“恤民”证明自己在对“为邦本”之“民”施之以“仁”。他们深刻指出：“民命则死不复聚”，这强调了“生民命”的终极目的是要“聚民心”，而“聚民心”无非是要防范因“民心散”而导致出现“覆舟”的惨局。这样，大声疾呼赈灾以及对此提出各种措施，也就成为清流派恤民思想的重要内容。而“恤民者，荒政之本”口号的提出，正是清流派恤民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

晚清教育腐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筹变通之法”。清流派揭露出的教育弊端有：（一）学非所用。专注于“攻举业”之人，结业后却“所学皆非所用”。（二）学校教育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官学废驰，生员杂滥，教官无德无才，山长有才无德，学政滥竿充数“玷辱使命”。（三）滥捐滥保严重阻碍着“学而优则仕”这一士人入仕的正常途径。“开捐以来，进身太易”，“士之务进取者，必以保举为捷径”。（四）科场舞弊。顶替、换卷、闹考、索费等现象“指不胜屈”。

清流派认为，要“整饬”就必须从学校、入仕、科场这三个方面入手。清流派呼吁“亟应严行整顿科场”，而他们提出的措施，却主要是在试卷方面防止作弊。仅仅是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以期改善旧教育制度而已。

晚清社会，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完全主宰着思想文化领域。传统的伦理体系主要由“修身”和“恕道”所构成。“修身”的前提是对道德起源要有一个具体的认识。清流派的伦理思想即由其人性论铺奠出基石。清流派认为，“小民皆有天良”。所谓“天良”，就是“良知”、“天德良知”，都是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先天的。既然“天良”连“小民皆有”，那统治者则不会例外。因此清流派以主张“天良”为表现，赞同封建道德品质是先天的、人人具备的，但是现实中明显存在着恶，而清流们上书言事的主要目标就是抨击现实社会里其对立面浊流以及任何“浊”之表现，于是解释恶产生的根源，解决人何以有恶的问题，又在清流派的人性论中提了出来。他们指出，“民”之所以成为“恶者”，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所谓“教化”，就是教育感化。清流派对道德起源的认识亦即他们的人性论是唯心主义的。

“修身”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清流派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其道德观。从清流派提倡“尽公忘私”，抨击“重私情而忘公义”、“瞻顾身家，营私便已”等内容看，他们所主张的道德基本原则是公利高于私利，应当做到为公舍私，不能有以私害公的行为。清流派认为，各级官吏在任职效力于封建王朝时，应当用以“克己”为前提的“公德”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

在道德评价上，清流派将善恶观纳入其伦理思想。道德的要义在于分清善恶，扬善惩恶。清流派有时将对善与恶的分辨诉诸于良心，如认为“廉洁”属于善行，提出“激发天良，廉洁自持”。

“清流派”的大部分成员均由御史言官和翰林学士组成。他们以“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廷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

这些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主要针对兴办洋务的大臣，议论臧否，号称“清议”。因时常对洋务放言高论，所以素有“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之说。但是他们与清朝的顽固守旧派存有根本区别，顽固派极力反对办洋务，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术，而奉夷人之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且夷人，吾仇也。”

他们由仇视洋人，而排斥洋务，自认为传统礼仪文明足以立国安邦。尽管清流派与洋务派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所恃“清议”主要是针对办洋务之人，而全非洋务之事。他们怀疑办洋务的官僚收赂纳贿，常与洋人接触，有辱礼仪之邦。因洋务运动在中国已经兴办十余年来，成效显著，故清流派并不全面否定洋务事业。 清流派因宗主与地域不同，有南北之；又以中法战争为界，有前后之分。北、南清流也分别被称为前、后清流。北清流有陈宝琛、张之洞等人，南清流有文廷式、张謇等人。

清流派是晚清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它又对晚清的政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清流的登场，使本来已经扑朔迷离的晚清政局变的更加复杂化了。

首先，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最开始是慈禧与奕訢的斗争，后来演变成为后党与帝党的斗争，在统治集团中，清流派属于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派别，当他们参与到统治集团内的斗争时，整个朝局益加复杂，特别是后清流与光绪结为一派同慈禧之间明争暗斗。慈禧素与光绪的两妃珍妃、瑾妃不睦，此二人却是光绪亲政后的左臂右膀，翁同龢为光绪的帝师，光绪的思想受其影响颇重，而文廷式曾为两妃的师傅，又深为德宗所亲信，志锐乃为两妃之兄，光绪颇宠。后清流主战人士多倚靠光绪主持大计，而光绪亦有雄心抱负，立志重整国威，所以后清流自然形成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而枢臣孙毓汶、徐用仪向来为清流派所恶，却受到慈禧偏重。“帝党”与“后党”之对立遂形成，于是宫廷矛盾不断，是为后来戊戌政变的前奏。

其次，对晚清政局80、90年代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作用。中法、甲午战争的爆发与清流派的主战思想是分不开的。作为一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清流派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力主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他们如洪流般的清议曾给了朝廷巨大的压力，使清廷不得不谨慎行事。时人云：清流之势，“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然而清流派多数成员系御史、言官，他们不曾具体参与中外交涉，大多不了解外部事务，又缺乏实战经验，因而其放言无忌的谈论战事，皆属纸上谈兵，许多主张空洞无物，对李鸿章北洋淮系肆无忌惮的抨击。其实当时北洋内情，清流派却不知。李鸿章在《复陈海陆兵数》折中，报曰：“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海军仅恃铁、快舰八艘，陆师则淮、练军三四万人，自守有余，作战之不足，而日本此时则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正分年购造新舰，下至甲午，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皆远胜中国，李鸿章熟知洋务，对日势力估计充分，所以时时避战，清流派对此不解，亦常常抨击弹劾。清流派主张北调湘军抵抗，其实湘军在陆战上也是一败涂地。甲午战争期间，清流派清议甚浓，使朝廷欲战欲和，欲和欲战，战和之意不定，终致巨大的损失。如若李鸿章，令海军“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军行动，不贸然开战之策得以施行，那么，中日间战争局势也不会发展到那样糟糕的地步。

最后，清流派在甲午战争中对李鸿章的退避政策所表现的抨击，与誓死保卫疆域的民族主义精神，鼓舞了一批知识分子。这些向来以“治平”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觉醒，力图改革。清流派便与之合流，产生了变法图强思想。他们与康、梁维新人士频繁接触，协商变法救国问题，“会（强学会）既立，京城士大夫颇闻风影从，大臣中如翁同龢、孙家鼐等皆颇支持之”。加入者日多，声势一时颇起。清流派与维新人士以光绪为首，终于开展了百日维新，但是百日维新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政令多未实行，戊戌政变后，朝中便出现了保皇、立宪派人士，政局更为复杂。 清流派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其活动期间，始终以自己的立场议论社会问题，褒贬各派人物。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清流派的登台及其源流演化离不开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同时。作为一种参与社会其中的政治派别，它所经历的历史时代也无法消弭其缩留下的痕迹，清流派与同光政局是密不可分的。

清流派在晚清政坛上十分活跃，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弹劾权贵，其自身也多洁身自好，操守廉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他们注重品评吏治，认为政治清明是国家强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他们眼里，朝廷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国家的“良法美意”往往都被那些贪官污吏破坏，故“吏治尤贵有治人也”。

但是清流派身处高墙深院，缺少实践经验，政治心态比较守旧。部分清流成员仍然沉浸在天朝帝国无所不有的迷信当中，议论时政流于虚妄、不切实际与“放言高论”。虚骄、夜郎自大、闭目塞听而颟顸无知是部分清流人士的特点。李鸿章于暮年曾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国家利害，但信口开河，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吴汝纶在书信中感叹：“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