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在浙江湖州南浔民间，出现“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

其具体代表人物，综合编订如下：

(一)光绪“四象”。19世纪30年代，南浔流传着“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民谣，深晦地道出了四象的商事特色和家族文化。

1、刘镛。此人为“四象”之首，据传其财富友雄厚得流油，银子多达二千多万两。

刘镛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缺少文化，有财无禄，不上门第，故极力教子读书，使应试科举。

刘镛的四个儿子均及第入仕，刘镛也因此领封通奉大夫，终于达到他所企图的荣宗耀祖的目的。

历来官商相吸，至今偕然。刘镛也不例外，一品大学士徐甫和大官僚蒋锡绅均是其姻亲，之所以有清学部总务司郎蒋汝藻这样的得势女婿，主要出于光耀门庭、蕃延家族的考虑，这手算盘使刘家在南浔成了当然有钱有势的大户。

2、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祖籍徽州休宁，其父张维岳在南浔开一小酱盐店为生。张维岳有两个儿子，张颂贤为老二。

张颂贤善经营，遂从事丝业后，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开设了“张恒和丝行”，营丝发家后，又着眼于盐务，为盐业界巨头，据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贩充斥，引滞课绌，盐法太坏。巡抚召商集议，颂贤连约诸商，收余姚岱山之私，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益滋，官课以充，而家亦日益丰大。”张颂贤还经营了南浔镇周围方圆五十里的酱园，如张恒泰、张恒昌、张元春、张启泰、张义隆等规模都是比较大的酱园。

张颂贤还购置庄田、开典当、钱庄、办通运公司等。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占四象之第二位。

张颂贤有二个儿子，长子张宝庆，字质甫；次子张宝善，字定甫。

张钧衡，字石铭，系张宝庆的独生子，张颂贤的长孙。由于其父早卒，由母操办当时南恒和的一切事务，故把宅第立堂名为“懿德堂”，张钧衡是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承袭祖业后，经商有方，产业盛丰。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丽的园林“适园”内，为母建佛堂，供玉佛，让母焚香拜佛，还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权书《金刚经》。该园在抗战期间已遭完全破坏。现张石铭的宅第已成为南浔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号称“江南第一巨宅”。该宅第占地4792平方米，有中西式楼房150间，尤为宅内的木雕、砖雕和石雕，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张家最名的就是清末民国革命党人张人杰。

张静江，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号饮光，另号卧禅，系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排行第二，故镇里人都称他为二先生。

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任过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当选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出任过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由于张颂贤的两个孙子在学术和政界有名望，故被誉为四象中“张家的才子”之美称。

3、庞云鏳（1833一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绍兴。其父为绍兴师爷，庞云曾为丝业行学徒出身，竟至通晓蚕丝经营之道，因此发家，设有“庞怡泰丝行”。当太平天国兵下江浙的时候，正是他结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光墉，合伙做蚕丝生意的时候。这两个人凑在一起筹划着，竟在乱世中找到做军火生意的机会，为当时江浙督抚大员运输和提供各种战时所需物资和器械，他们为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新兴地主向洋商购买军火，并从中牟求巨额利润。

庞云鏳因此不在官场却通官场，其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旨恩赏举人，其本人也受到特赏，邀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美衔，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

庞云曾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

庞云曾有儿子三人，长子庞景麟，早夭。次子庞元济，三子庞元澄。

庞元济，字莱臣，别号虚斋，光绪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职。庞元济承父业，除经营庞滋德药店和庆怡泰酱园外，还创办丝厂和纱厂，并兼营房地产，在南浔东栅营建了规模最大、造林胜于其他园林的花园“宜园”。（在抗战期间遭破坏，现已无存。） 除经营实业外，庞元济尤善于绘画和古画鉴赏，为国内外有名的古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国古代书画只要盖有庞虚斋的鉴定印章，就可认定是真品，连外国收藏家，也愿以重价购买。

庞元澄，原字清臣，后改青城，-号渊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于教育和创办医院，并提倡西医。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且公学(1917年改复且大学)，青城列名复且公学募捐公启。

庞元澄也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

4、顾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号春池，是南浔的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遂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

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亡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

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有名的爱国教育家顾乾翰先生就是顾福昌的曾孙。

邢庚星，南浔八牛之首，开设邢正茂丝经行，后易名为恒顺丝经行。并开设典当，为南浔开设当铺最多的一家。另外，在海宁、太仓、上海、海盐、平湖等地都开设有邢家当铺。还经营房地产等。

周昌大，一名味诗，字乐耆。祖籍浙汇余姚，乾隆中迁浔，开设申泰丝号和申昌丝号，镇人都以周申泰称呼他家，南浔八牛之一。

邱仙槎，字其深，开设启昌丝经行。南浔八牛之一。

陈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丝事通，外设裕昌纪经行。现南浔旅游景点“颖园”就是陈家宅内的小花园，南浔八个之一。

金桐，字竹庭。早年弃学就商于上海，成为丝事通，营丝发家。他的大儿子金寿亦，字沁元，继承父业，经营蚕丝，设金嘉记丝经行，还开当铺，

经营房地产等，号称“小金山”，南浔八牛之一。

张佩绅，开设源泰丝行，曾在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任营业部主任。南浔八牛之一。

梅鸿吉，字月槎。开设恒裕丝经行，其子梅展中，开设南浔最早的用机器生产的丝厂，南浔八牛之一。

邵易森，开设森大丝经行，在上海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品青狮牌丝经。镇人称他为邵森大，南浔八牛之一。

南浔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都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的。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由于“四象八牛”之说，属当时巷议街谈，系得诸风闻，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的记载，故七十二墩狗也只能略举而也。

“四象八牛”之说，反映南浔自南宋淳年(1252)建镇，由浔溪、南林之称，到设镇官，立镇名为南浔后，以耕桑之富，且为行商坐贾荟萃之所，逐发展成为富商云集的江南雄镇，并为后人留下了如藏书楼、小莲庄、张宅董楼等一大批园林建筑，造就了“绿波三叠跨晴虹”，“十里桑阴水市阴”的江南特有的风姿。

二、“湖商”的缘起及其兴衰发展

湖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地傍太湖，毗邻杭、徽、苏、嘉，邻近沪、宁、甬、温，京杭大运河过境，连通东西两苕与河港水网，古代交通就非常便捷。境内文明深厚，远古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积淀丰富，又是迄今为止蚕桑丝绸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从远古而下，“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3〕至唐，“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缁之富不若”〔4〕。唐宋时，湖州更是东南奥区，国之仓廪，“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5〕，同时又成为蚕丝重要产区。历元至明，“如我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不下中州郡、县之饶”〔6〕，凡湖州区区一个市镇，可敌中原地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府。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加上地惟偏安，少罹兵火之故。历史地看，湖州在诸如汉末、唐末、两宋之交、南宋末、元末等乱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乐土，不仅本地安而升平，滋发商业，天下士、商大族也都有来定居，以致郡城湖州成为“四方贩夫去留阗溢，伟哉一都会”〔7〕，县城与诸市镇也都是“行商座贾之所萃”〔8〕。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江南多故，独吴兴未尝被兵，避乱者多家焉，谚曰：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9〕则可见一斑。地方经济引发商业，商业的繁荣则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在古代的湖州表现十分显著。所以，明嘉靖时徐献忠在《吴兴掌故集》中就记载：“吴兴介在苏、杭之间，水陆饶沃之产，实过两郡。”所记并不为过。而王士性所言：“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10〕则道出了真谛。

“湖商”的源流，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这是缘于湖州地域经济本身的特点，即田、蚕并举。湖州的蚕桑生产在宋代已开始走向专业化，比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递年以蚕桑为业”〔11〕；“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12〕，等等。又据陈旉《农书》，民间“惟籍蚕办生事……每箔（蚕）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相侔也。”正如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所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这一局面正好说明，湖丝、湖绸除了上供外，其余都投入了买卖。宋人洪迈《夷坚志》中所记诸商贩中，就有“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峪”的记载。同书还记述：“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临安）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13〕。陈小八“商贩缣帛”与吴兴士子“买纱一百匹”，自然在湖州的丝绸市上所购，可见丝绸买卖的盛行。就是如“南林（南浔）一境，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冲要之地”〔14〕，其“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行商座贾之所萃”〔15〕；双林故镇东林“织漩漾……本墟市，纺织之家环聚其中故名”，宋元时“东林响铃、普光两桥前后皆市”，“有绢庄十座，在普光桥东”；〔16〕长兴，“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17〕；郡城湖州的丝绸市场则更是“商贾辐辏”，“舟艎鳞集，昼夜不绝”了〔18〕。

后来，湖商的丝绸出口因为技术落后而被日本取代。

1948年前后，上海物价飞涨，当时的政府规定房租不能涨，湖商的后人每月收到1个承租人的房租只能买1斤酱油。

二、“湖商”的商业活动及其地域特征

三、“湖商”的经商理念及其士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