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头是可容纳200余人的省委礼堂，当时省委扩大会和省直各部门的会议均在此召开，现已辟为将军馆，166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留下英雄足迹的新中国将帅的照片挂满墙壁。

纪念馆大门左右，一字排开11间办公室，当年3大机关13个直属部门均在此办公。

庭院正中是根据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艰苦岁月》凿制而成的一尊双人石像，小红军抱着高过头顶的步枪，依偎在横吹短笛的老红军膝头，似在入神地倾听。

雕像后面是纪念馆主楼，内设三个展室，陈列着223幅大型图片和100多件革命文物，再现了根据地的光辉斗争史，反映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高尚情操。萧克将军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初创

1933年11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敌人的大举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不得不转战鄂川边。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听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此后，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转战，寻找立足点。

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7月21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全面形成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进入黔东，24日，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与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南腰出发，向湘西挺进。

11月7日，攻克永顺县城，湘敌何键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纠集三个旅，约一万人的兵力向永顺扑来。

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永顺县城，退至城北90里的十万坪地区设伏。16日黄昏，尾追之敌进入伏击圈，我军奋起痛击，歼、俘敌3000余人。

我军乘胜追击，24日占领大庸、桑植。12月7日，进击沅陵，17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促进了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占有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根据地省委的成立并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26日，奉中共中央电示，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省军区，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

还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苏区省委成立之后，即着手领导开展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和扩红等项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红军的主动出击，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新的威胁，蒋介石惊恐万分，下令调集湘鄂两省的军队，集中了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根据地发动“围剿”。

针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1935年1月，敌军向根据地进攻，我红军主力班师大庸休整。2月上旬，红军在慈利设防正面阻击郭汝栋纵队失利，在大庸被李觉部乘机侵占。

红军回师在大庸后坪鸡公垭设伏再打李觉部纵队失利，郭汝栋纵队乘机占领桑植。

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中央军委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

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

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

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

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

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

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西北至湖北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

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

蒋介石气急败坏，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他的职权，以便统一指挥。

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20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之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

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直插湘中，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后，再转移至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了红军突围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牵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开始了突围行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我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1月进入贵州。

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后，也突破重围，于1月9日到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

一月下旬，二、六军主力继续西征，二月初，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先烈们的丰碑永存

在创建、发展、扞卫根据地和突围转战斗争中，我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革命干部、群众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其英名永垂青史，风范长励后人。

牺牲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部队团级、地方县级的干部烈士就有53名，这就是他们的英名录（介绍图片）。

老区大庸在中央领导和革命前辈关怀下的巨大变化

60多年过去了，昔日苏区省府大庸，自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旧貌换新颜，尤其是开发旅游，张家界奇山异水大放光彩，使这里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领导频频莅临视察，革命前辈纷纷故地重游，表达了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建设事业的密切关注。

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2、3月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

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苏区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