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他好扮“平西”(反法)爱国游戏，青年时代，他更富有反抗精神。1882年，当他得悉法国侵占北圻(今北部)时，便连夜写出《平西收北檄文》，愤怒声讨侵略者。1885年，他聚集100多名同学，组成“学生军”，响应“勤王运动”。1886年，他写出《双戌录》热情歌颂宜安、河静军民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1888—1897年，在家乡教书期间，他常同“勤王”余党、绿林豪杰秘密往来；同时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发愤读书。

10余年间，他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武侯心书》、《兵家秘诀》等兵书。后来，他更细心研读过《中东战纪》、《普法战纪》、《中国魂》、《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全集》和《新民丛报》等从中国传入越南的新书报刊，接受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首领梁启超的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政纲。但他不同意梁启超的“和平革命”思想，自始至终都认为必须武装“暴动”，“驱逐法贼”。

1900年底，他同邓蔡珅等拟订三项活动计划：联络“勤王”余党、绿林豪杰，“倡议起兵”，准备“暴动”；在皇族中“扶立盟主”，秘密联络“诸路有力者”和“南北诸忠义之士”同时大举；如有必要，则“出洋求援”。

1903年，他以就读国子监为名来到京城顺化，在官吏和士大夫中寻求革命力量。当时，在职官吏,尤其是士大夫，虽受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发生了新旧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但许多人仍保留着传统的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心理状态。针对这种时弊，他写出了《琉球血泪新书》，陈述亡国惨状，提出救亡图存办法，呼吁在职官吏和士大夫起来革命。书出后，在社会上层只有阮朝开国之君嘉隆帝的后裔畿外侯阮疆柢、南定省督学阮尚贤等少数人表示赞成；但在一般人士中却发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结识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等许多爱国人士的媒介。不久，他结识了旧“勤王”党骨干阮诚，并在皇族中找到了阮疆柢。阮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同邓蔡珅成了潘佩珠的左右手，领导核心成员。

1904年5月，潘佩珠与阮疆柢、邓蔡珅、阮诚等20余人在阮诚家里开会，成立革命组织（1906年定名为维新会）。会上推举阮疆柢为会主，决定：“广招党员，厚集党费”； 在“最近时期，筹定各种材料”；出国“求援”，由潘佩珠负责。1905年2月，潘佩珠东渡日本求援。当时，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是“黄种新进国”，“往以利害劝之，彼必乐为我助”。于是决定向日本购买武器；举行武装起义时，请日本出兵援助。抵日后他与梁启超会晤，就如何“驱逐法贼，恢复越南”问题同梁讨论过多次。在谈到请日本出兵援助时，梁说：“此策恐非善，日兵入境决无能驱之使出之理，是欲图存而益以促其亡也。”梁劝他从宣传入手，多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法国在越南的黑暗统治,以争取世人的声援。同时，还劝他号召青年出国留学，培养人材，以振民气，开民智，积蓄力量。听了梁的这些意见后，他感到“脑界眼界为之豁然”。

在日本时，潘佩珠先后写出《越南亡国史》、《劝国民资助游学文》、《敬告全国父老书》，号召人们确跃参加革命，参加游学。这些作品在国内广泛流传，掀起了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游运动”。他参照梁的意见，将留日学生安排在振武学堂和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军事、政治。1907年10月，留日学生成立越南公宪会，由阮疆柢任会长，潘佩珠任总理，专门料理留学生的事务。到1908年6月，留日学生已达200余人，第一批学生已从振武学堂毕业。

潘佩珠在接受梁启超帮助的同时，也同中国革命党人接触，他拜会了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横滨致和堂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笔谈。孙中山知道他受梁启超的影响，主张君主立宪，便向他阐明君主立宪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主张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并进，通过民主革命，彻底铲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他对孙中山十分崇敬，承认民主共和政体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根据越南的国情，还不能立即实行这个制度。

同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潘佩珠又同黄兴、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交往。在东京的云南留学生办起《云南杂志》后,聘请他任编委，主持社论栏。于是，他借《云南杂志》之便，发表了《海外血书》、《哀越吊滇》等文，对宣传爱国、仇恨敌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贡献，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的称赞。

这时，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他认识到东亚各国被压迫民族有联合起来反帝的必要与可能。1908年他以越南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中国同盟会、日本进步党以及朝鲜、印度、菲律宾革命党人之间做工作，促进了反帝同盟组织——东亚同盟会的成立。后来，他又出面同云南、广西留日学生联系，成立了滇桂越联盟会。他力图借助有组织的国际联合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先夺取民族革命的胜利，然后再进行民主革命。

1906年2月，潘佩珠自日本到广州，在刘永福家里召开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商讨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决定成立越南维新会，由阮疆柢当会长。维新会的政纲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这个政纲，反映了地主资本家联合专政的要求，比潘佩珠原先主张的君主制前进了一步。会后，潘佩珠即回国筹划武装起义。首先，他考察了从中国两广进军越南的路线。后来，又到安世繁昌会见黄花探。通过会谈，双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黄花探加入维新会；维新会从各方面予黄花探以外援。他在北宁会见了中圻和北圻的领导人，了解国内革命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武装组织、兵运、民运和宣传等工作计划。越南国内革命形势在发展。1908年2月至5月，在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等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圻农民反拉夫、反课税运动。1908年6月，黄花探秘密筹划河内起义。

法国殖民者看到越南革命运动在日益发展,便大肆镇压：逮捕、杀害、流放革命党人。法国还和日本相勾结，摧毁了越南革命者在日本的所有革命组织，潘佩珠、阮疆柢也被逐出境。在国内，法国殖民者向安世繁昌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年3月，潘佩珠为支援黄花探，派邓子敬、邓午生在日本买到500支步枪和弹药。可是，当他将这批武器弹药运到香港，还来不及运回国时，黄花探的队伍已经瓦解。潘佩珠决定将480支枪及弹药赠送给孙中山的同盟会。

1910年9月，潘佩珠离开广州赴暹罗（今泰国）等待时机。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胜利。潘佩珠闻讯，立即撰写《联亚刍言》，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阐明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东亚各国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打倒西方帝国主义的道理。不久，他与章炳麟等中国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于1912年2月来到广州。散居在日本、暹罗、中国和国内的各革命组织代表百余人也“接踵而来”。

同年3月，潘佩珠在刘永福家里召开维新会代表大会。他在会上阐明自己的见解，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局面大变矣”，君主立宪政体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主张奉行民主立宪政体。邓子敬率先起来表示赞成，阮述等部分南圻代表仍寄希望于君主立宪，表示反对。于是就政体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阮述出身皇族，一贯鼓吹“忠君救国”论调。最后，大会以表决方式，通过了潘佩珠的提案。同时通过决议：取消君主立宪政纲，确立民主立宪政纲；改组越南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公推阮疆柢为会长，潘佩珠为总理。光复会的政纲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国。”这个政纲，反映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对经济、政治的要求,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但不彻底，它没有提出土地问题。

越南光复会成立后，制定了越南国旗，建立了越南光复军，准备武装起义。潘佩珠认为，要使起义成功，必须联合中国革命力量。1912年3月，他由广州到南京，拜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并同陆军总长黄兴举行会谈。在谈到援越问题时，黄说：这是“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时谋及尚属太早”。他劝潘先送青年来华留学，“储备人才，以俟机会”。但潘执意要立即采取暴力手段，借以掀起革命高潮。他与苏少楼、邓警亚等中国革命党人磋商，于1912年8月在广州成立援越枢纽组织——振华兴亚会，由邓警亚任会长，潘佩珠任副会长，苏少楼任总干事，其宗旨是：“振华以兴亚，而第一发放之炮声，首在越南。”之后，潘佩珠派革命党人携带手榴弹分三路潜回越南，设法处决印度支那全权总督安沛·沙罗及大越奸黄仲夫、阮维翰。1912年11月，阮海臣在南定谋刺沙罗未遂。1913年4月13日，范文壮炸死巡抚阮维翰。4月26日，阮文粹在河内旅馆炸死两名法军中校，炸伤多人。法国殖民当局以炸弹事件为借口，采取恐怖手段：逮捕成百的革命党人；杀害范文壮、阮文粹等7位革命志士；缺席宣判潘佩珠、阮疆柢死刑。

1913年7月，沙罗来到广州，要求广东都督、云南军阀龙济光逮捕潘佩珠、阮疆柢，并引渡回国，龙济光秉承沙罗的旨意，于12月24日将潘佩珠逮捕。龙的捕潘，原想以引渡潘为条件换取沙罗答应他假道滇越铁路运兵回云南镇压反对派，但沙罗不肯接受，交易拖延不决，便一直将潘关在狱中。直到1917年初，龙济光被护国军击溃，亡命海南岛，潘佩珠才恢复了自由。

潘佩珠出狱后，决定回国组织武装起义。1918年8月，他由杭州取道云南回国。但当他于11月到达昆明时，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得循原途回杭州，就任《杭州军事杂志》社编辑。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给潘佩珠带来了新的希望。1920年，他将日文《俄罗斯真相调查记》译成汉文，带着译本到北京，拜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经蔡元培介绍，他同苏俄驻华大使馆进行接触，洽商过派越南青年赴苏留学问题。他对此次接触，印象甚好，便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922年他回到杭州后，在《杭州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号召越南人民起来革命的文章，使长期陷于沉寂和停顿的越南爱国者的革命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24年6月19日，青年革命家范鸿泰在广州沙面谋刺印度支那全权总督马兰，炸死法人4名，伤两人，惜未炸中马兰。

潘佩珠在杭州闻讯，立即赶到广州，大批越南革命青年在范鸿泰精神的鼓舞下也纷纷抵穗。潘氏看到革命又有了希望，非常高兴。于是他一面将这些青年安排在黄埔军校学习，一面召开越南光复会代表会议,提议取消越南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越南国民党成立后，他写下《越南国民党声明书》、《范鸿泰传》、《祭范鸿泰文》三个文件。在《越南国民党声明书》中，他要求“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实行共和立宪”、“组织政党自由”、“言论、集会、结社、创作、出版自由”。在《范鸿泰传》中，他要“依靠广大工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同年12月，阮爱国（即胡志明）由莫斯科来到广州，多次同潘佩珠讨论国内外革命问题，建议他修改国民党党章，使它更革命化。他认为，阮爱国的建议更符合新的形势，所以很快地就接受了，准备在纪念范鸿泰牺牲一周年时，提交在广州的同志讨论。不幸，1925年5月11日，当他离开杭州准备南下广州路经上海时，被上海法租界的法国密探绑架，押解回国，软禁在顺化，直到1940年10月29日逝世。在软禁期间，他写下许多诗文，抒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激励人民赶走法国殖民者，光复国土。

潘佩珠是越南近代史上有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反法斗争过程中，由君主立宪主义者逐步转变为民主共和主义者，晚年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向往。在哲学思想方面，他深受孔孟思想和老庄思想的影响，同时接受了和等西方进化论者的思想，他的宇宙观带有朴素的和的因素。他认为天地由两气凝结而成，气乃宇宙之源，但认为气为一种奇妙的精神；他认为“天道五十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千年为一周期”，周而复始，悲极泰来。他反对迷信，批判，指出佛教和耶稣教本质相同，两者皆以报应之说为主，为使百姓虔信，编造天堂地狱的说教。他认为鬼神是人们想象出来的，说“神哉！神哉！不过在我们心中！”但又不否认有鬼神，说“所谓鬼神乃空间之灵气”。他推崇儒家，认为儒家学说高于各种宗教，说“大哉孔道”，佛教、耶稣教焉能相比”。不过，他主张信仰自由，提出应团结教徒，抗法救国。他认为人非上帝和上天创造的，是由阴阳二气和天地精华融合而成的；人类的头脑所以高于其他动物在于“包含有一种神圣的灵魂”。他竭力提高意识的地位，强调开拓“民智”，认为民智提高，民权才会受到尊重，民智决定国家兴亡。他根据精神文化的发展程度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将越南社会分为动物、野蛮、开化和文明等阶段。他既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的事业需要千百万无名英雄的拥护；又认为非凡出众的英雄人物是天生的，越南民族解放的领导使命应由士大夫阶层肩负。

潘佩珠的著述很多，他的哲学思想可见于《越南国史考》、《重光心史》和《杂记》等著作中。

潘佩珠也是越南著名诗人、作家。他的主要汉文作品有《琉球血泪史》（1903）、《越南亡国史》（1906）、《海外血史》（1906）、《狱中书》（1913）等。

他的越文作品有《巢南文集》（1935）、《国音诗集》等。他的汉文诗现存有40多言，大多慷慨激昂，感情深沉。

1916年在中国写的悼杜基光等3同志殉国诗：

碧石莽莽海茫茫，一纸书来泪万行。

头恨不先朋辈断，心难并与国家亡。

江山剩我支残局，风雨随君涉远洋。

午夜灯前招影问，百身何计赎三良。

绝命诗

痛哭江山与国民，愚衷无计拯沉沦。

此身未了身先了，羞向泉台面故人。

1905年赴日本时写的：

口占辞别各同志

生为男子要希奇，肯许乾坤自转移？

于百年中须有我，岂千载下竟无谁？

江山死矣生徒赘，圣贤寂然颂亦痴。

愿逐长风东海去，千重白浪一齐飞。

潘佩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民族民主革命激进派的领袖。1905年，潘佩珠东渡日本求援。在日本横滨，潘佩珠会见了中国改良派领袖梁启超，就越南革命问题曾进行过多次笔谈。梁启超对越南民族独立和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在梁的帮助下，潘在日本出版了《越南亡国史》等书，运回越南，作为国内革命运动的宣传资料，并发动了闻名国内外的东游运动。在日本横滨期间，潘佩珠还会见了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并就越南独立问题和中越两国革命发展的关系进行两次长时间的笔谈。会谈虽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和达成具体成果，但为潘后来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也提供了很多方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潘受孙中山的影响，成立了越南光复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全国已陷落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封建集团的统治已衰落，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随着勤王运动等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民族武装起义接连失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阶层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时候，分化于封建阶级的进步士大夫阶层已站出来领导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越南史学家一贯把当时的进步士大夫划分为两个派别，即以潘佩珠为代表的主张暴动的激进派和以潘周桢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温和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越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都是由潘佩珠、潘周桢直接或间接参加领导的。

潘佩珠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其父是长期教授儒学的宿儒。他出生时，越南南圻六省已陷落在法国殖民者手中已五年，而他死于1940年，距1945年越南8月革命胜利还有5年时间。因此，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国破家亡的环境之中，正如他在《年表》中所说：“予生之年，为中国南圻亡后之五年。呱呱一啼声，已若警告曰：汝且为亡国人矣。”

潘佩珠是越南维新会（注：维新会于1904年5月上旬在越南中圻广南省（今属广南一岘港省）成立的。当时未定正式名称，亦未制定正式章程。1906年2月，在中国广州开会，才正式定名为越南维新会，并制定章程，以“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为政纲。）、东游运动（Phong trào Du）（注：东游运动是由潘佩珠发动并领导的振遣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学的运动。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得到当时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的敬佩。越南的进步士大夫曾推尊日本为“黄种老大哥”，对它寄予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把越南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于是到日本去求学成了一种风气，潘佩珠就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1905年，潘佩珠及其同志出洋到日本，开始了东游运动。到1908年年底，日本军阀与法国殖民者勾结起来驱逐越南留学生出境，东游运动结束。）、越南光复会(Viêt Nam Quang Phuc)(注：1912年6月19日，潘佩珠及其同志在广东刘永福家开了大会，决议取消维新会，而另组织一新机关以代之，即越南光复会。其章程记述：“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的领袖，曾参加成立东京义塾(Kinh Nghia Thuc)（注：“东京”是河内以前的名称，“东京义塾”是模仿日本福泽谕吉(Fukuzawa)创立的庆应义塾(Keio-Gijuku)。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范围里，而已成为一场运动，主张教新的学习方法和内容，反对过去科举的那套学习方法。教学重实业，废除乡饮、排除陋俗，按照新的方法生活如穿短衣、剪髻、不染牙齿，采用国货等等。除正课之外，学校还组织一些演说，借以激励爱国心、团结精神。东京义塾于1907年3月在河内成立，是年11月遭到法国殖民者的镇压而被封闭。）。潘的政治思想和革命主张是以暴动的手段来推翻法国殖民者的统治，注重反帝任务。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30年间越南民族革命运动的灵魂，代表着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潘所领导的运动最终都遭到失败，但笔者认为，他是领导越南革命走上世界革命轨道的第一人，为胡志明时代的革命运动开启了先河。

1905年，因国内民族民主革命的改革方案不能实行，潘佩珠决定出洋到日本求援，计划向日本求援武器和请日本派军队到越南帮助打倒法殖民者。一到日本，潘立即到横滨(Yokohama)去见正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其间，潘在横滨还同中国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会见。此后，潘与梁、孙结成了良好的关系。这对潘后来的思想及革命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梁启超的关系

据潘佩珠的《潘佩珠年表》及《狱中书》所记，潘1905年东渡日本之前，在国内曾读过梁启超的著作并很钦佩梁启超：“予在国内，曾得读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两三篇皆为梁启超所著者，极羡慕其人。”潘在《年表》里只说读这些著作是“在国内”，而没有说具体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注：《中国魂》是辑录梁启超1899年至1901年论著而成，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排印（《中国历史大词典》上卷，第450页）；《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3065页）；《戊戌政变记》也是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成书（《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699页）。而潘在《年表》中说，他读这些著作是在他出洋（1905年）之前，因此潘只能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读这些著作。）。越中两国的这两位著名士大夫之良缘可以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不能确定，到日本之前潘佩珠是否知道梁启超正在日本。按逻辑分析，潘在国内所读的梁的著作应该都有标明出版于日本。那么，潘至少也知道梁正在日本。据《潘佩珠年表》，潘当时不知道梁具体在哪里：“适上海船中遇留美学生周椿君回国，为予道梁先生住所，则为日本横滨山下町梁馆。予大喜，于一到日本则必先谒见梁”。有趣的是，在香港期间，潘曾知道中国改良派及革命派有尖锐的矛盾；“予晤赵君（注：中国留日学生，名字叫赵光复。），知君为革命党人，故予将谒梁之事不敢谈及。盖革命与保皇互相冰炭”。另外，这时期，潘曾跟这两派的机关报有接触，并跟革命派的《民报》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潘到日本后第一个想见的是改良派的梁启超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潘对梁的钦佩；二是潘东渡日本的目的是跟日本政界联系，说服他们向越南援助武器和军队，而梁启超跟日本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他来与日本政界接触。潘在《狱中书》曾表白：“予闻梁久客日，颇熟日事，拟先谒梁求介绍于日人”。这时，主义问题在潘的思想中还没形成。

潘佩珠一到日本便“修一书自介绍于梁启超。书中有句云：落地一声哭，即已相知，读书十年眼，遂成通家云云。梁得书大感动，遽请予入。酬应语多曾公（即曾拨虎）译之。心事之谈多用笔话。梁公欲悉其词，约予次日再会。笔谈可三四点钟，略记其最有深意之词如下：一，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而但患其无独立之民。二，谋图光复之计划有三要件。（1）贵国之实力；（2）两广之援助；（3）日本之声援。贵国内苟无实力，则其下二条皆非贵国之福。公又附注云：贵国实力为民智、民气与人才，两广之援为军兵饷械，日本声援为外交上，亚洲强国首先承认独立之一国。三，时因予谈及求援日本之事，公乃云，此策恐非善，日兵一入境，决无能驱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国而益以促其亡也。四，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机会，而只患无能承认机会之人才。德与法宣战之时，则为独立之绝好机会也”。在潘请梁介绍日本政客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军事援助越南时，梁建议：“故援革命党以倒政府乃万国政府之所无者。苟有之则两政府互宣战之时耳。今法与日尚无宣战之机会，彼政府安肯以军械助公等。再思其次，惟民党阴为援助则或有之。日本现时民党进步党最有力，大隈伯、犬养毅其党魁也。公等欲见此二人，予能为之介。”此后，潘在日本期间，曾得到这两位日本政要的一些帮助。

经过笔谈，潘佩珠向梁启超陈述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南人不屈斗争精神，使得梁启超十分感动，曰：“哀哉伤哉！客言信耶？果尔尔者，中国其犹惭诸！有人如此，国其能终亡？”便向潘佩珠建议：“现时只有二策为能贡献于君者。其一，多以剧烈悲痛之文字，摹写贵国沦亡之痛状与法人灭人国种之毒，宣布于世界，或能唤起世界之舆论，为君策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国，或以文书寄回国内，鼓动多数青年出洋游学，藉为兴民气、开民智之基础，又一策也。……予此时脑界眼界为之豁然，深悟从前思想及所径营皆孟浪荒唐，无足取者。于是首述越南亡国史一书”。同梁会见回去后，潘便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注：该著作于1905年9月在梁启超的帮助下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成书，并在《清议报》第19期[明治三十年（1898）九月十九日]起连续刊登。先被收集在（越）章收编《潘佩珠全集》第2卷；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十九，误将此书作为梁启超著作收入；中国史学会编的《中法战争》第7卷也将此书作为梁著收入。）。这是越南第一部革命史书，也是越南第一部国际宣传资料。

可以说，潘佩珠在日本的初期，梁启超对潘佩珠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梁的劝说和影响下，潘出洋的目的从求援武器到培养人才，并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在1905年之前，在潘佩珠的思想中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03年，他曾撰写了《琉球血泪新书》一书，但这只是流传在少数人中的手写文本。因为，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之下，公开出版具有抗法性质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只有到日本这样的地方，潘才有机会出版自己的著作。当时，正在日本居住的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等人已经发行了很多自己的著作和报刊，因此日本的印刷厂已习惯于处理汉语的技术。潘所撰写的《越南亡国史》（1905年）等许多著作都是在日本出版的。另外，也是通过梁的介绍，潘才结识了日本政要以及在日的中国云南籍留学生。这时期潘佩珠的世界观和国际关系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梁启超在这段时间与潘佩珠的接触，对潘的印象及感情相当好。第一次见到潘佩珠，梁“望而知为异人也”[3](P508)。在同潘佩珠跟日本政要交谈时，欣赏潘佩珠的汉学才华，梁赞叹地写道：“此人大可敬”[1](P418)。

上面所述，在国内期间，潘曾读过梁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但到了日本之后，潘才大量地阅读梁的著作。因此，这时期潘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受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

危机论

1900年底，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在1901年3月至5月的《清议报》上连续刊载。在文章中，梁启超从传统文化、国民心理、封建统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积弱的根源，介绍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民权观念，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其善而可全贵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其中“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表现在：“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4](P15)。即视吾国之外无他国，遂生二弊：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弱而不与他国竞争。“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4](P15)。梁指出“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作深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梁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为一国之民是也……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

潘佩珠在日本领导东游运动时，曾撰写了《海外血书》一文，于1906年在《云南杂志》第4、5、6期连续刊载。潘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越南亡国的三个原因：“呜呼！国亡矣，请先陈其所以亡之积弊。其一是向来国君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来国臣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来国民之不知有国”[5](P414)。虽然这里潘佩珠所用的“国君、国臣、国民”概念与梁启超的“国家、朝廷、国民”概念是不相同的，但潘梁所采取的把越南的亡国与中国的积弱根源都归于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潘佩珠在《海外血书》中论述的是越南亡国之原因，而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分析的是中国积弱及亡国危机的原因。

进化论

进化论，由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于19世纪创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对中国哲学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文读物就介绍过达尔文的作品。而进化论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是从严复开始的。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至此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进化论被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之后，成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这种新观点，形成了各自的哲学思想[6](P165,166)。

梁启超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进化思想，他的许多言论无不以进化为出发点，进化论是其维新变法总思路的哲学基础[7](P75)。梁启超曾多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介绍和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章。其中，梁启超于1902年3月10日在《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介绍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梁启超在文中称之为《中源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认为：“生物变迁之原因，皆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公例而来。”达尔文认为，“万物同竞争，而异类之竞争，不如同类之尤激烈。”“而其争愈剧，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并非只是指个体的生存，而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他把从物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人类也是在亿万年时空中遵循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从低等动物渐渐进化而来的。梁启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小学校之生徒，上至各国之大政治家，莫不口习之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也，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

越南学者及外国学者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潘佩珠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渠道是通过梁启超的著作。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书（注：“新书”是越南近代史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泛指介绍不同于儒家经典中旧知识（旧学）的新知识（新学）的书籍。这些新知识包括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书籍或日本的译书翻译过来的，有时只是翻译主要的内容，以介绍“泰西文明”的民权、民主思想等。这些“新书”大多数是由中国思想家及翻译家翻译成汉语后传到越南。当时中国思想家所撰写的著作传到越南后也被视为“新书”。早在19世纪中叶，“新书”已经传到越南了，但到20世纪初“新书”才大量传入越南。当时，东京义塾是越南北圻购买并传播“新书”的中心。）大量地传到越南。这时期的新书大部分是中国维新派的著作及译著，而梁启超的著作为数最多。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很有感染性的文章对越南进步士大夫的影响很大。作为当时社会思潮的先锋，潘佩珠当然不是旁观者。潘在《年表》中亦说，他曾读过梁的《中国魂》、《戊戌政变记》、《新民丛报》等，而梁在这些著作中曾比较多地论述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潘当时所接受的是梁式的达尔文进化论。

有一点要说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已利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等思想来为殖民主义作辩护。但越南士大夫同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样，不把达尔文进化论视为一个定命性的失败学说。换句话说，他们不承认法国人生于优种，而越南人生于劣种，因此必定被法国人统治之不可抗拒的必由之定命。他们认为，各国家、民族之强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弱小国家只要不断努力学习、改变自己，就一定会强大起来的。对越南人来说，达尔文进化论已成为一个解释为什么越南失去国家主权，并警告他们如果仍保持现状、不改革国家，将会在生存竞争的世界里落伍的理论依据。潘佩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潘佩珠在《海外血书》中指出：“其一曰，法人之处心积虑，必欲尽灭我人种乃止。其二曰，我人若因循观望，必至我族类尽绝乃止。”“莫如及今之时，中国人甚愚且甚弱，乘其方愚弱而锄剪之，绝后患之萌芽，保无穷之福利。法人胜算，有过此乎。”并警告国民如果只会袖手旁观，不站起来作斗争，那么越南将来一定会被灭种的。潘把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视为强者统治弱者之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规律的结果：“我人种而果尽绝，我不敢怨法人。枕席千万里风涛，牺牲数百万枪炮，以购此二十七万零方里之地，乃容此五十兆饱饱甜眠，至愚至弱之中国人种，蠢蚀而喷之。”但潘不认为这是命定，而呼吁“如我辈于此喘息尚存，举国同奋，外招雄邻之声援，内起文山之英灵。积沙可以成山，衔石亦能填海。法欲绝我，我只不肯绝何。”潘强调民族之存亡取决于国民之“自强”、“自救”意识，这无疑带有进化论“生存竞争”说的色彩。

在《新越南》（1907年）中，潘佩珠描述一个恢复国家主权之后的“新越南”：“内治之资格由我陶铸，外交之权利由我抱持，文明事业愈日愈进步，势力范围愈日愈扩张……派遣公使于欧美列强，日美德英皆结我越南为优等同盟国，暹罗、印度及南洋诸岛国皆奉我越南为主盟。亚洲最大国若支那者，则为我越南之亲密兄弟国。仇国之法兰西，怯然自命，惟愿受保护于我越南。”在潘看来，在当今的力量对比，法胜越南败，而在将来，越南反过来会去保护法国。这是潘佩珠理想中的“新越南”。

另外，在潘佩珠的不少著作中，曾多次使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竞争世界”等词语。这明确地证明潘佩珠受进化论的影响。

根据《年表》，从1908年年初，潘佩珠就不再提到梁启超了，而其实早自1906年年初潘梁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虽然潘于1909年年初离开日本，而梁于1912年才回中国。那么为什么潘佩珠不再跟他曾尊重的梁启超联系呢？众所周知，潘佩珠到日本之后，不但跟改良派的梁启超有来往，并且还跟孙中山等中国革命派接触：“予自到日本后……多与中华同志结合”。另外，到日本后潘不但跟梁启超、日本政要接触，而且还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尤其是潘在日本的后半段时间，经常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并且还当《云南杂志》的编辑。潘的最终目的是说服他们帮助越南的革命、恢复越南的独立。再者，潘以前对梁的了解只是通过梁的一些著作，到日本经过实际的接触后，潘也许才发现两个人政治主张的不同。潘佩珠是越南激进革命派的领袖，自从参加革命活动到去世时他始终主张采取暴动的革命手段。潘在早年深受勤王运动（注：即由越南文绅发动和领导的支持皇帝救国的运动。1884年6月6日，顺化朝廷与法殖民者签订最后的卖国文契《巴德诺条约》，承认了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保护权。1885年7月13日，朝廷中以尊室说(Thāt Thuyēt)为首的主战派以咸宜(Hàm Nghi)帝的名义下勤王檄文，同各地文绅掀起了抗法起义。这次运动持续了12年(1885-1896年)，以香溪起义(nghia Khê，1885-1896年)的失败而告终。）的影响，继承勤王运动武装斗争的传统，因此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上该运动某些印记。潘的政治思想虽然复杂多变，但都是出发于爱国主义精神，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基本上是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在国内活动的时候，潘对国家的政体、革命组织的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只设想“恢复越南，设一独立政府，除此外尚无若何之主义”。1906年到日本之后，潘才确定要“建设君主立宪国”，明确选择君主主义。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潘又转向民主主义并主张“建立越南共和民国”。到晚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潘还向往着社会主义学说。但中间他思想也经过一个曲折，1918年，潘突然撰写了《法越提携政见书》，其主要内容是：法国和越南因该“提携”阻止日本人，呼吁法国人停止虐待越南人，而越南人也不该再把法国人视为仇人。这标志着潘思想的一个后退。后来潘对此事非常后悔，并曾尽力做解释，说被他组织中的两个叛徒欺骗。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总体上讲潘思想仍一直是向进步的方向转变的。

梁启超是中国改良派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梁启超政治思想是复杂多变的，且因时而异，前后矛盾。1890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结识，这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使他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在“百日维新”期间，梁成为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无论办报或教学，梁都竭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并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但梁未醒悟过来。尽管在日本初期，梁一度与革命派接近，曾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但他最终仍坚持改良立场，并公开提出“保皇”口号。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1898年12月，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1902年2月，梁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但这时候梁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梁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袁世凯上台以后，梁曾在袁组成的“责任内阁”、“第一流人才内阁”当过司法部次官和司法总长。袁世凯死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梁很快成为段的支持者。梁在段的新内阁曾当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段政府被迫辞职后，梁也递送了辞呈。从此结束了梁的政治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还是时代的先锋者，那么戊戌政变失败后，他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变化，但归根到底他始终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藩篱。

因此，笔者认为，潘佩珠在国内期间对世界革命的了解只是通过包括梁启超著作在内的新书，所以其眼光很有限。刚到日本，潘仍怀着对梁启超的钦佩之心，敬而见之。不可否认，潘佩珠在日本发动东游运动初期，得到了梁启超的不少帮助。但随着在日本所见所闻的日益增加，对梁的更多了解，特别是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后，使潘的眼界扩大了，潘逐渐意识到其思想与梁启超思想有很大分歧，梁不能再帮潘解决越南革命正面临的难题了。潘梁的关系因此而结束。

与孙中山的关系

先来看一下潘佩珠在《年表》中描写其第一次是怎么跟孙中山见面的：

又一日犬养毅以一书招予至宅，为予介绍于孙逸仙先生。孙，中国革命之大领袖，时方由美洲回日，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毅谓予曰：“贵国独立，当在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人，豫为后来地步。”越日予持犬养毅名帖及其介绍辞，诣横滨致和堂谒孙，时夜八点矣。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客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

关于潘佩珠与孙中山会见的时间，潘在上面的陈述中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按文章的脉络是在1905年。而按《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说，孙中山是于1905年7月19日才从欧洲抵达横滨，并于10月7日由横滨赴越南，期间经常往返于横滨、东京两地。那么，笔者认为潘佩珠只能是在这段时间同孙中山会见的。

通过这两次会面，可以明显看出潘佩珠与孙中山都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二者都想优先解决其民族革命问题。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著手于越南”，而潘“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在谈到“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时，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潘“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但潘当时不主张采用民主共和政体，是因为潘认为越南民智未开，且“因予初出发时，固以君主主义旗帜取信于人，设使局面尚存，则手段未敢更改”。在潘看来，那段时期“君主”还是“民主”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尽力争取各种条件及帮助越南达到“驱逐法贼、恢复越南”之目的。潘此时跟孙会面也是出于这一目的的。另外，当时孙正忙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事宜，而潘亦忙于东游运动，因此对各自提出来的建议不大在意，“结果俱不得要领”。那么，在日本初期，潘思想基本上未受孙思想的影响。潘只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才受孙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潘孙这两次会谈，据潘“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

除了1905年的两次会谈外，潘佩珠子1912年还与孙中山会一次面：“壬子年（1912年）二月下旬，上南京谒孙中山……予抵南京时，实为新旧交乘之，政府事务纷如乱麻，孙亦应接不暇，予但晤谈得数分钟”。可以说，潘佩珠与孙中山的关系应结束于1912年。

上面所述，潘在思想上真正受孙的影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其主要表现在越南光复会的成立及其章程。越南光复会于1912年6月19日成立，其章程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会的组织分为三大部：（1）总务部；（2）评议部；（3）执行部。对比一下孙中山等人所创立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据章收的研究，“光复会在组织形式和活动纲领方面与同盟会有点相同。但是如果深入到它的内容方面，则越南的光复会未能达到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的水平……还达不到像同盟会所提出‘平均地权’纲领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水平……同盟会的纲领提出了‘平均地权’的问题，因此已把占中国人口的80%的农民吸收到革命队伍里。至于光复会则对于‘农民’的作用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占越南人口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被列入维新会时期的十万‘同人’的行列。因此，二十世纪初叶的越南革命运动缺少了一个极其重要基层组织来作为革命的靠山。”越南光复会的成立无疑体现了潘佩珠受孙中山的影响。越南光复会的成立标志着潘佩珠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潘彻底摆脱君主立宪思想，而走向民主共和思想。

在越中两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两国人民在各领域的交流是很频繁而丰富的。动荡的近代又使两国的爱国志士走在一起，共同商讨救国方针，互相帮助各自国家的革命运动。这是历史的好榜样，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