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周桢

更新时间:2024-08-03 10:25

潘周桢(越南语:Phan Châu Trinh,1872年9月9日-1926年3月24日),越南爱国志士,维新运动领袖。号西湖。曾参加东京义塾讲学,并在中圻领导维新运动。主张废除君治,建立民治,学习西方科技,振兴工商经济。反对暴力抗法,但仍遭法国殖民者迫害。1908年被捕,囚于昆仑岛。1911年获释,移居巴黎。1925年回国,继续宣扬民主思想,不久逝世。

人物生平

潘周桢 是越南近代民主民权学院的倡导者,维新运动的领袖。潘周桢在20世纪之交就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提倡民权、民智,主张“导民排君”,废除君主制,开办党校,改革法律,予士绅以言论自由,办报纸以通民情,兴利除弊,振兴工商业。他向法国殖民者呼吁,请他们按照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办事,但毫无结果。反而因从事反殖民宣传在1908年被捕,囚禁于昆仑岛,1911年被宽释,显然要他与殖民政府合作搞现代化。后在法国人的资助下,去巴黎。1914年再次被捕,这次是因为亲德和逃避兵役。1915年获释,但不再领取法国津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1922年,阮朝傀儡皇帝阮弘宗启定帝赴法谋求法国政府支持其子继位,在法国的潘周桢即发动越侨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并上条陈,列举启定七大“该斩”罪状:滥用君权、赏罚不明、奴颜婢膝、衣不入时、荒淫无度、阴谋访问。

1925年他回国后,继续宣传民主思想,该年6月在西贡以《东西方伦理道德》、《君治主义和民治主义》为题,先后发表两次著名的演讲,批评“君主制度流毒太深,窒息人民的爱国精神,废除君治,旨在改变封建伦理道德。”但潘周桢认为“法国是今世界文明的领导”。因而反对暴力反法,表现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性。1926年3月,潘周桢在西贡病逝,参加葬礼的人多大14万,表达了越南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的崇敬。

潘周桢号西湖,别号希玛,广南省三岐府(今属广南——岘港省三岐市)先福县人,出身于封建小官吏家庭。父亲潘文平是阮朝的下级武官,母亲黎氏钟来自阮朝官吏门第。父母俩都信守“忠君爱国”思想。

潘周桢少年时代,正值法国殖民者大举入侵越南。从1858年法国远东舰队联合西班牙兵舰炮轰岘港,至1886年法国在全越境内建立了殖民制度,短短的28年,越南就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侵越过程中,越南全国各地抗法起义此伏彼起。潘周桢的父亲也投身于抗法行列。1885年7月4日京城顺化陷落,年轻的阮宪宗咸宜帝出奔,下诏“勤王”掀起了爱国文绅领导的“勤王运动”。运动的口号是:“驱逐法贼,拥护王朝”。广南省“义会”也起兵响应。当时,潘周桢的父亲担任该省三岐府阿坝屯转运使,积极为勤王军筹办后勤供应。法国殖民者对勤王运动采取军事镇压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政策,扶植傀儡取代咸宜。1887年,潘周桢的父亲被“义会”疑为“内奸”遭冤杀。潘周桢这时已15岁,对此忿忿不平。1888年11月1日,侍卫张光玉背叛,将咸宜帝擒拿献给法军。勤王运动相继瓦解。潘周桢目睹没落的封建越南战胜不了法国侵略者,感到腐朽的封建王朝是祸国殃民的根源。这成为他后来主张改革的原因之一。

潘周桢幼时随母亲攻读儒学,并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武艺。父亲去世后,由哥哥聘请宿儒施教,1889年考入广南省督学学堂。1900年应乡试,考中举人。1901年应会试,考中副榜。1903年受命为阮朝礼部承编。他入朝做官后,起初幻想推动上层官吏实现朝政改革。后来,他看到“到官场如市肆,视人民为鱼肉”的种种现象,才认识到必须自下而上对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都进行改革。1905年,他辞职回家,周游全国各地,会见爱国人士,探求国家的出路。

潘周桢读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论著,还认真阅读《戊戌政变记》、《饮冰室文集》、《中国魂》和《日本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对中国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猛烈抨击中国黑暗的封建制度,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变法图存的论述,十分推崇。在中西思想的影响下,潘周桢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废除君治,建立民治;开通民智,争取民权;依靠法国,进行改革,即所谓“依法求进步”。他认为法国人经常宣称他们是为“开化殖民地”而来,那么越南人民就有理由要求法国人实践其诺言,对越南封建制度进行改革。一俟改革成功,再使国家独立。十分明显,潘周桢的思想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依法求进步”最终是不能实现的。

当时的越南社会,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族工商业者阶层刚刚出现。这个阶层的人,大多脱胎于中小封建地主、官僚,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他们一方面对阮朝有所不满,一方面又幻想朝廷能实行某些改革,发展工商业。潘周桢的政治主张正好代表了刚刚“入籍”的工商业者的愿望,也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因而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主要事迹

黄花探领导安世农民掀起反法武装起义。潘周桢曾前往安世义军大本营繁昌拜会黄花探。当时,黄花探已与法国殖民政府达成20年停战协议,义军处于守势。潘周桢建议黄花探派遣青年出国留学,培养新型军政人才。他还建议义军从事工农业生产,做到自给自足。他还主张不要暴动,说:“别暴动,暴动必死。”黄花探不同意潘周桢的政治主张,以致不欢而散。

潘周桢与著名的爱国者、政治家潘佩珠过从甚密,两人曾多次交换政见,但分歧很大。1904年,潘佩珠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越南维新会,主张“拥君反法”,即拥立阮朝开国之君阮世祖嘉隆帝后裔畿外侯阮疆柢为“盟主”,“纠协南北诸忠义之士”起兵反法。他认为只有“利用君主以迎合一般人心”,组织学会、商会,进行宣传教育,以开民智,振民气,植人才,以政治斗争配合武装斗争,才能恢复国家独立。而潘周桢则主张应“导民排君”,先对封建制进行改革,争取民权。要做到这些不能使用暴动的办法。他认为只有废除君治,建立民治,开办学校,提倡科学,振兴工商业,才能恢复国家主权。他虽然赞成并参与潘佩珠发起的“东游运动”,认为应当向日本这个“黄种新进国”学习,但认为潘佩珠请求日本出兵援越极不可取。1906年潘周桢会见潘佩珠,两人在君主与民主、暴力与非暴力问题上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潘周桢还去留日学生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听过他的演说后,有的留学生要求退学回国,这更引起潘佩珠的不满。后来,潘周桢看了越南维新会的政纲——“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便决定回国,公开披露自己的政见。

潘周桢上书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波,陈述阮朝官场弊端和民生困苦状况。他指出:“阮朝官吏之所以如此贪污残暴,是由于‘保护’政府纵容所致”。他要求法国政府“改变政策,礼贤下士,任用良才,兴利除弊,为民生谋出路,予士绅以言论自由,办报纸以通民情,明赏罚以正官署;当务之急,为改革法律,废除科举,开办学校,设立图书馆,振兴工商业。”他还写道:“如政府果有宽待我越南人民之诚意,则应察核余之用心,受理余之见解,余将随时面陈之,政府听从,则万民幸甚,如政府孤行虐民政策,欲灭我两千余万生灵,则尽可处余以毁谤之重罪,以为我国士绅效尤者戒。……”这封信虽然仍透露出乞求法国当局的气息,但由于指责殖民政府孤行虐民,欲灭生灵等罪行,因此在《法越报》全文发表后,仍引起越南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在潘周桢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越南著名的维新运动

这次维新运动的实质,是在不从根本上触动越南现存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良。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加上人民群众的推动,使运动后来发展成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北部的维新运动主要是开办学校。1907年3月,潘周桢和梁文玕在河内桃街创办东京义塾,由阮权任校长,招收学生上千人,并免收学费。东京义塾的活动不限于校内正常教学,召开演说会和评文会、出版书籍报刊,还让教师学生经常走出校门,到各地去进行爱国宣传,提倡使用国货;鼓吹破旧学立新学,反对科举取仕,革除封建陋习。潘周桢曾多次到校演说,宣传范围日益广泛。不久,北部和中部就有十多个省办起了东京义塾分校。

在中部,维新运动主要以振兴工商业为实际内容。在潘周桢倡导下,阮权、黄曾贲在广南创立广南协商公司,资本约20万元。吴德继、邓元瑾则在义安开设朝阳商馆。在藩切,还开有联成公司。这些公司、商馆,有的经营国货或土特产,有的从事纺织业,有的开办制帽厂,有的在农村建立共耕社性质的组织,称“农会”,种植出口土产肉桂。它们与河内的大商店如同利济、鸿新兴,股份公司如广兴隆、东成兴等以及西贡的南通兴商行和芹苴的明新工艺社等,连成一气,自产自销。

中部维新运动的发展已超过了潘周桢原来的设想,因而分为两派:潘周桢、黄叔抗等主张进行改良,反对暴动;范德言、黎文勋等主张暴动。因此,当潘周桢等人号召振兴工商业、服从国货、废除陋习时,暴动派则在人民群众和兵士中进行爱国反法宣传,并与黄花探秘密联系,准备声援黄花探发动河内武装起义。于是运动很快地就由城市向农村发展。从1908年2月底起,“不向法国殖民者纳税”的口号已在人民群众中传开。到了3月初,潘周桢的家乡广南省首先爆发了反拉夫、反课税示威游行,以后蔓延到广义、平定、富安、承天、河静、义安等省。成千上万的人群涌向街头抗租抗税。愤怒的人民群众包围府县衙门乃至省城法国公使官邸,强烈要求减免徭役和捐税。有些贪官污吏被打死,许多府县官吏弃职潜逃。

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殖民政府决不会容许越南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改革。东京义塾一成立,它就派谴密探钻进去监视。因此,当东京义塾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当人民群众抗租抗税斗争已威胁到法国的殖民统治时,它就动手进行镇压。1907年11月法国当局下令封闭东京义塾。1908年中部爆发反拉夫、反课税示威游行后,法国殖民政府从北部调正规军来镇压,惨杀了人民群众几百人,逮捕了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潘周桢、黄叔抗、范德言、吴德继、黎文勋、阮廷坚,并判处死刑,后减刑下狱,流放昆仑岛,在案卷中注明“遇赦不赦”,处死了陈秀玲。同时,还逮捕了东京义塾的负责人梁文玕、阮权、杨伯濯、黎玳等。到1908年5月维新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法国殖民政府的血腥镇压使潘周桢原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定改变。民族情绪逐渐明朗起来。在获悉将流放昆仑时,他题诗道:“累累枷锁出都门,慷慨悲歌舌尚存。国土沉沦民族悴,男儿何事怕昆仑。”1911年,潘周桢由于得到法国人权组织出面辩护获释。出狱后移居巴黎。起初,由法国政府提供生活费;后来,由于他经常在旅法越侨和留法学生中发表演说,反对法国的民族同化政策,引起法国政府不满而停发其生活津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政府误认他是德国间谍,将他逮捕下狱。后经查明,他与德国毫无联系,于1915年8月15日宣告无罪释放,但不准他回国。

阮朝启定帝赴法参加马赛博览会,谋求法国政府支持其子继位。潘周桢组织越侨和留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并向启定递交措词激烈的《七斩书》。书中列举启定七项该斩的罪状:滥用君权;赏罚不明;奴颜婢膝;穷奢极欲;衣不如时;荒淫无度;阴谋访问。

潘周桢得到法国社会党政府允许回国,住在西贡。在那里,他和旅越中国同盟会老会员和进步华侨广泛接触,了解中国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随后,他大事宣扬爱国、团结,实行民治的主张,以“东西伦理道德”和“君治与民治”为题发表演说。他说:“君主制度流毒太深,窒息人民爱国精神。废除君治,旨在改变封建伦理道德。”他的演说,在西贡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受到热烈欢迎。越南北部的青年学生和其他人士也纷纷电请他去演说,但他未及启程就病倒了。1926年3月24日,潘周桢在西贡逝世,终年55岁。有14万余人参加葬礼,成为一次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群众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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