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八年（1828）“钟昌(仰山)、黄爵滋(树斋)主江南试”，潘德舆再次应考，揭榜为解元(第一名举人)，“士论翕然，谓得一知名士”。好友邱广业贺诗云：“天上光芒耿璧星，寒窗辛苦卅年经，文章有价关风会，乡里从今识典型。”此时潘已四十四岁了。

自第二年春始，潘德舆又先后6次参加会试，未能考取进士。道光十年（1830）春，应座师钟仰山之聘，赴京馆于钟氏家塾，教其子宗贻、宗佑近二年。辞馆时，钟一再挽留，潘执意归里。在京期间结识文坛名流张际亮(亨甫)、姚莹等，张际亮是著名“狂士”、林则徐的好友，姚莹写的文章颇具爱国思想，这批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应顺天乡试、会试聚会到一起，“议论追逐，以求文章之真，亦阴以觇气运之赢缩衰长，而庶几波流之一返也”。

潘德舆“每当酒酣耳热，慷慨论天下大事，辄拊膺流涕。”他历来主张“学以克己为要”，“经世致用”。在当时吏治败坏，士风堕落的情况下，他提出读书人作文章应以“挽回世运”为宗旨，以为“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实不外一‘利’字。”即天下的祸害在于官吏，当时官多，胥吏坑害百姓，尤其在为官者墨守成例，不思改革，不思进取，其实质在于官吏追逐金钱，贪赃枉法。此语可谓切中时弊，体现了其励精图治的政治抱负。

道光十五年（1835），潘德舆中举后将近8年，在京“大挑一等”，分发安徽候补知县，他虽认为“当知县可以救世，不可不为。”(《家书》)然由“候补”为“实授”，又谈何容易。他终于“以科目资浅截留”未赴任。不久即去阜宁任观海书院讲席，又馆于仪征、扬州姚莹家塾，继续其教读生涯。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潘德舆病逝于车桥，年仅五十五岁。20年后，淮安学界举行隆重典礼，迎潘氏“神位”入府学乡贤祠。

潘德舆从教近40年，课生之余，潜心力学，著作等身，有《养一斋集》传世，未刊刻的大量手稿已散失难觅，尚有少数珍藏淮人手中，视如珍宝。《养一斋集》共十六本，包括诗十卷，文十四卷，《念石子》一卷，《丧礼正俗文》一卷，《诗话》十三卷，《词集》三卷，《札记》九卷。又《示儿长语》一卷，《金壶浪墨》一卷。

潘德舆一生清贫，无力刊印自己的著作，《集》中最早问世的是《养一斋诗话》(以下称《诗话》)，由友人徐宝善予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行，其余著作都为逝世后，由友人、学生醵资刊刻。现就《诗话》对潘德舆的诗歌理论作一简要评述。

《诗话》共十卷，另附《李杜诗话》三卷，前有钟仰山、徐宝善写的《序》。

《诗话》阐发了自《诗经》至清诗发展的源流，品评历代诗人的艺术成就、诗歌主张以及各家的得失，内容十分广泛。

《诗话》的基本思想是继承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要求诗歌内容“纯正”“无邪”，批评了纯“性情”观点，反对诗人把诗歌创作作为抒发个人性情，“最高不过成为嘲风雪、弄花草”的工具。在艺术上提倡由充实内容体现出来的真实美和自然美，提倡“诗贵质实”、“深厚”，反对刻意的雕琢求工。至于“诗教”不主张赤裸裸的说教，而主张“理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以出理外”，重视诗的“神理意境”，即诗歌的“教化”，需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潘德舆的诗歌理论代表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诗歌创作的主张和心声。

《诗话》辑成后，潘携手稿至京都，在朋好中，广为传播，在诗坛引起了强烈震动。徐宝善云：“是书非潘子一人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必公之于天下，爰刊而布之。……是故人心正而诗教昌，诗教昌而世运泰，浮嚣怪僻纤淫之诗作，而人心世运且受其敝，今潘子之书必求合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旨，是古今运会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迫欲言者，特假潘子之手以书之云尔。”(《诗话·序》)可见《诗话》是潘德舆力图变革诗风，进而“正人心”，改变社会风气，使诗歌为政教服务的一部力作。

其次，《诗话》强调了诗人性情、学问、修养对诗歌的作用，提出学诗的工夫主要不在诗中而在诗外。他认为陆游示子语：“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至哉言乎，可以扫尽一切诗话矣”。强调诗人性情与学问的结合，二者“必当和为一味”。

乾隆年问，袁枚大倡诗歌“性灵说”，并为“艳诗宫体”张目，潘德舆对袁氏诗论提出尖锐的批评：“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日‘柔惠且直而已”’。“直”就是不畏强御，“柔惠”即体恤贫弱，“穷年忧黎元，以息肠内热”。诗歌应抒发于国家、黎民哀乐之情思，这在当时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诗话》在分析历代诗人艺术成就和缺憾时，有很多独到、精辟的见解。潘德舆少年时学汉魏、杜甫诗，近二十岁时爱上王士禛的作品，后又转学韩愈、苏轼，参以温庭筠、李白、李贺，重气势，尚词采，到成年后转而崇尚陶渊明，四十岁时，复以杜甫为宗。

他学诗数十年，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使他的眼光特别敏锐，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问题。如王昌龄著名的边塞诗《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黄，红旗半掩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一般人赞其诗雄健、壮烈，同时反映了“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的事实。而潘氏通过诗中“日色黄”、“半掩”、“夜战”、“生擒”等措词分析，认为此诗“盖讥主将于日昏之时，始出辕门，而前锋已夜战而擒大敌也。”诗的立意在于讽刺那些只发号施令，懒于战斗，又贪天之功的“主将”。从这里可以看出潘德舆的观察力和读书体会入微的特点。

诗话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正式出现在宋代，明清有了很大发展，数量之多，难以确计。仅清代潘氏以前王夫之、王士禛、沈德潜、薛雪、袁枚、翁方纲等均有诗话著作，潘氏的《诗话》在浩瀚的“诗话之林”中独树一帜，近代论诗者如刘熙载、梁启超、周实的诗学观点，都受到潘氏的影响。

现代学者郭绍虞将潘氏《诗话》收入《清诗话续编》，近年出版的《精选历代诗话评释》(中州古籍出版社)也节录了潘氏诗话的部分章节，可见潘氏的诗歌理论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和关注。

潘德舆一生治学，他的学术、文学成就绝不仅仅在诗论方面，他在赋、古文、诗、词以至《红楼梦》研究均有很深的造诣，在经学、哲学研究方面亦堪称专家、学者。

《读红楼梦题后》

余始读《红楼梦》而泣，继而疑，终而叹。夫谓《红楼梦》之恃铺写盛衰兴替以感人，并或爱其诗歌词采者，皆浅者也。吾谓作是书者，殆实有奇苦极郁在于文字之外者，而假是书以明之，故吾读其书之所以言情者，必泪涔涔下，而心怦怦三日不定也。

末十数卷，他人续之耳。续之者非佳手，富贵俗人耳。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年五六岁，母病不食，亦不食。父咯血，刲臂肉和药进，父察其色动，泣曰：“固知儿有是也！”既孤，大母犹在堂，孝敬弥至。居丧一遵礼制，柴瘠劚然。著《丧礼正俗文》、《祭仪》，为家法。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其他行多类此。尝以挽回世运，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说经，不袒汉、宋，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钟昌馆德舆于家，语人曰：“四农乃吾师也。”大挑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年五十五。 初，阮元总督漕运，招之，谢不往。后朱桂桢、周天爵皆号为名臣，折节原纳交，德舆远引避之，以为义无所居也，天爵喟然有望尘之叹。其所与游，若永丰郭仪霄、建宁张际亮、震泽张履、益阳汤鹏、歙徐宝善，皆一时之选。德舆诗文精深博奥，有《养一斋集》。

【镇江至江宁山行杂述（十二首其九）】

江头不断山，山腰不断枫。

衣裳染云碧，门巷铺霞红。

居人淡然忘，我乃行画中。

【纵笔】

五十年来肮脏身，痴心独扫世间尘。

一腔热血喷何处，惟把文章示后人。

【写孝经诗】

忆我为儿时，家塾在堂隅。日昳读书罢，归时慈母娱。八岁就外傅，鲁论初咿唔。

九岁五经毕，文义颇不疏。十岁读礼经，古句忘崎岖。十一背慈训，茕茕失母乌。

十二出门游，奔走能跨驴。是时从大人，来往神愉愉。大人授孝经，命儿自写书。

儿写书不成，满纸如墨猪。左右反覆视，心气惨不舒。低头清泪落，仰头但嗟吁。

大人顾谓儿，儿心一何愚。写书非大难，儿心姑徐徐。心定手不误，尔盍仰视予。

侵晨执笔写，写成日裁晡。儿乃破涕笑，喜笑东西趋。取书呼儿来，此书义当摅。

读书读其义，此书学根株。儿默听此教，跪受当前除。朝夕执书读，爱重同球图。

读罢藏之笥，亵见惧点污。儿今又写书，写书忽痛呼。儿有六岁儿，儿已十年孤。

昔时一卷书，岁时常宝储。今日写此帙，吞声泪沾裾。昔写今亦写，今日迥自殊。

昔泣今亦泣，两泣不相如。昔写虽丑恶，嬉戏称凤雏。今写好似昔，谁与正瑕瑜。

昔泣实恃爱，貌郁神不痡。今泣复何益，泪眼空为枯。哀哉一卷书，写罢还踟蹰。

儿亦呼其儿，学不在五车。但求孝悌性，敬爱理不虚。亦不在荣达，名誉播九区。

但求守吾身，战战保发肤。儿有弱小甥，神采清且都。七岁痛陟岵，似续守门闾。

此书大义在，此诗非烦纡。儿复呼其儿，试诵与尔姑。尔姑闻此诗，哀痛犹茹茶。

尔内外兄弟，敬谨相友于。立身与显亲，毋苦不肖吾。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记载：“山阳潘解元德舆所著《养一斋诗文集》，与李申耆集同名，其学行亦原本经术，负时令望。阮文达公及朱庄恪公桂桢、周文忠公天爵督漕运时，皆愿与纳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访。潘以义无所居，徒骇流俗，力辞，文忠喟然有望尘之叹，世两贤之。”

陆以湘：惟山阳潘彦辅孝廉德舆《养一斋诗话》尚论列代，至明而止。其论悉禀圣人诗教之旨，以心术行谊为本，以气骨韵味为主，近时诗话，当以此为首矣。

谢章铤：又后数年，见四农《养一斋诗话》，不争流派，不标举佳句，独以本原定升降，深得修辞立诚之旨，私谓为国朝论诗第一书。

刘声木：解元论诗，以质实为宗，犹之新城王文简公士祯论诗以神韵为主，大兴翁正三阁学方纲论诗以肌理为主，欲以救新城末流之失，语见《复初斋文集》、《小石帆亭著录》、《石洲诗话》等书。

钱仲联：山阳潘德舆（四农）之《养一斋诗》，根底盘深，嘉道间一作手。所著《诗话》，标举“质实”二字，以救渔洋、仓山两派之弊，洞见本源，可范来学。全集中五古最高，各体则才力有所未逮。

周汝昌：潘德舆对待《红楼梦》是极为认真的，他由这部小说而发生了很深的感想。可惜他的头巾气限制了他。他一点也投有能想到这部小说所反映的重大社会问题。却单在“用情”的“正”不“正”上绕了一回大圈子，结论除了归结到孔家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一套上去，竟然毫无创见，这实在是令人失望之至。不过有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即他明白指出，作者是一个有“奇苦极郁”的人，其创作小说绝不同于消闲解闷，有它的深刻用意，并且指出像这样的一位作家，是万万不能成仙作佛的，其所以羡仙佛，不过是他的奇苦极郁的曲折反映而已。虽然他把仙佛二教之横行于世的根由诿之于用情之“妄”，虽然只是从儒家的观点来反对仙佛，但在一个嘉庆初年的读者能从上述方面提出一些稍有深度的见解，终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