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辗转广州，适时开设洋行。斗风险赢利后，潘启于乾隆三年（1738年）以后开始谋求稳定的生意，由闽入粤，离家只身寄居广州（广州是清朝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在闽籍一个姓陈的洋行里经理事务。由于诚实经营，每天所卖货物与财务完全相符，陈姓老板十分信任他，就委任他全权经营洋行一切商务。潘启由此积累了与外国商贸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几年后，陈姓老板获得巨大利润就回乡。这时，积攒足够资金的潘启适时抓住这一机遇，于乾隆七年（1742年）左右向清政府请旨开设同文行，开始独立成为行商老板，把原来陈姓老板的客户吸引过来，并先后娶两周氏为妾。等生意稳定后，潘启才派人回乡接妻子黄氏到广州帮助打理家务。

家庭和睦相处，也为潘启专心致力于商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潘启一生娶妻妾十人，生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三子潘有勋为元配妻子黄氏所生。潘有勋后来举家迁回故里，独自发展。如今，在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还有金碧辉煌的潘氏祖祠和潘家大院。

潘启诚信经营，行商大器晚成。由于擅长外语，潘启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比其他行商经翻译对话更有优势。许多外国商人喜欢跟潘启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因为潘启笃守诚信的商业本质，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因此，潘启被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启，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最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1753年，潘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从潘启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启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启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

潘启几乎垄断了与英公司的生丝贸易。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公司要求订购生丝2000担，因其价格优惠，数量较多，遂与之成交。此后，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交售给公司。四十七年（1782年），粤海关监督重申限制生丝出口的禁令，规定每艘外船运出生丝不得超过100担。潘振承向监督行贿4000两，使他取消限制。次年，又将生丝价格每担提高5两，将提价所得货款向海关监督送礼，使生丝交易照常进行。

为了维护行号的信用，潘振承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赔的废茶达1402箱，价值超过10000元。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豪富的潘启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洋商。潘家究竟有多少钱？根据当时一个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法国杂志》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因此，潘启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潘启务实开放，生意兼容并包。潘启为了同文行的生存，在商业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注重信息的收集，本着盈利的观念，秉持诚信、服务的理念和务实、开放的态度，参与国际性竞争，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广州十三行中，潘启也是一个最有远见的行商，他率先使用汇票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结账，减少白银交易所带来的不便，进一步提高了贸易的结算效率，促进了资金的快速流转。多年来，潘启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官为外国商人对潘启的尊称，潘启以捐银的方式获得候选兵马司正指挥加三品花翎顶戴的官衔）”。闻名于世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曾到广州与潘启进行贸易，潘启把自己的玻璃画像送给关系友好的瑞典商人。至今，潘启的玻璃画像还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这是欧洲所有博物馆中唯一珍藏的一幅中国人画像。

潘启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潘启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最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启也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次子潘有为就是子弟中最有成就的读书人。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自此，潘家官商结合，生意更加兴隆。潘氏后裔也由此人才辈出，其家族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录入，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最显赫的家族。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潘启也注重培养商业人才。其第四子潘有度就是商业能手。1788年潘启死后，潘有度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务，后任广州十三行商总10多年。

潘振承、“世界民间首富”

出版方介绍，《大清商埠》的故事平台广州十三行，与大清国策和国际贸易风云联动，是中国通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段历史。《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是中国第一代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商杰。潘振承实际上就是18世纪的胡雪岩。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做过一个统计评选：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中国占6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潘振承、宋子文，潘振承是这6人中唯一的商人。这位潘振承，就是《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

广州十三行商人，是18世纪全球最大、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商帮。记者了解到，茶叶的输出为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的出口商品除茶叶外，还有丝绸、瓷器、蔗糖、土布、大黄等上百种。十三行商人靠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朝廷赐予的贸易特权，成为世界最大、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商帮！十三行洋行相对稳定在10家左右，贸易额以总商最大，通常能达到十三行的一半。十三行时期总商潘振承，应该是当时中国的民间首富。那时，无人将全球富豪排行，他们很可能是那时的世界民间首富。

对话祝春亭：

不愿意种田，愿意经商

是广州社会风气

广州日报：广州十三行是一段独特的历史，其实也是一段畸形的历史，一口通商导致一口独大，这能代表中国近代史的辉煌一页吗？

祝春亭：一口通商导致一口独大，说得对，但如果觉得这段历史没啥了不起的，不是那么回事。

在如今的广州市区北京路一带，那时已经形成了商业一条街，街边店铺林立，这在唐代是独有的街市景象。另外还有“鬼市”。当时广州人因外国人相貌怪异，戏称他们为“鬼佬”，“鬼佬”运来番货，按规定只能与市舶司官员及所指定的牙商交易，那么，他们携带来的私货怎么办？就在夜间聚集于街市私售，如同半人半鬼，看到官差就溜之大吉。如今的广州有“走鬼”之称，“走鬼”是不合法的流动摊贩。

当时的广州社会风气，人们不愿意种田务农，而愿意经商，因为经商获利大。粤人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和经商观念，粤商精神源远流长。

广州日报：潘振承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关于他的史料记载如何，写作有哪些难度？

祝春亭：很少。零零散散，大约三千多字，其中大部分还不是人生经历。但有关广州贸易的官员奏折、外商记录有很多。有的偶尔提到潘振承，但大部分情况仅以“行商”笼统称之。以潘振承的地位，他是当时中国外贸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如官府批准成立半官方性质的公行，最权威的《十三行考》一书说：“乾隆二十五年，行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欧西货税。”连标点符号才29个字。这件事是潘振承人生的重大转折，值得大书特书，包括铺垫在内我们写了七八万字。写历史小说，我们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大胆虚构，而虚构又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大清商埠》塑造的潘振承这个人物，虽然虚构的成分多，但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合理想象。他是闽商精神的标志性人物。

潘振承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在福建龙溪（今龙海）白礁潘厝一个贫苦家庭出生，字启号文岩。少年时给人当船工，壮年时由闽入粤。初到广东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于乾隆年间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是当年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瑞典“哥德堡”号博物馆里，至今保存着一幅潘振承玻璃画像。

同文行成立十余年后，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制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道上谕，在历史学者看来，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三年后，1760年，潘振承联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

在十三行四大家族中潘振承家族最为显赫，据一位当时在华经商的法国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达300万法郎，一家的财产比起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而自潘家第三代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累增至1万万法郎被《法国杂志》评为“世界首富”。

明末清初，最有钱的潘氏家族，将眼光越过珠江，选中了一江之隔的“河南”南华西，建别墅，起豪宅。早在乾隆年间，潘振承就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之西开村立祠，建造极其豪华的潘家花园“能敬堂”，其东至风光旖旎的漱珠涌，北接悠悠珠江水，以其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气派，名躁南粤。

这些极尽奢华的庭院中，处处种植着稀有的古树、各种各样的花卉等，园子里还养着鹿、孔雀、鹳鸟以及鸳鸯。正如广州俗话说“镬底都镶金”。（这是古代的景象，现在又一另一番景象）

潘家大院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道，栖栅路上，旁边是龙溪南首约路。福建路，还有龙溪新街，等。这些路名都是来自于潘振承祖地。现在潘家已经人去楼空了，我在栖栅路上看到一位大伯在门口吃水饺，我就过来和他聊了起来。

大伯说：“潘家大院没有什么好看的，要去就去陈家祠，他每个星期都会去那边。”他说着广州话，我听不懂，我试着用普通话跟大伯沟通，老人家普通话说不好，时时又夹杂着广州语，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刚开始毕竟他不知道我要研究这座古厝，他一直跟我说没有什么好看的。

龙江（王建春）问：“大伯，潘振承是从福建过来广州的吧，在广州发家致富，对广州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也是从潘振承祖地过来的。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潘家大院吗？”

大伯边吃水饺边回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潘家的子孙，之前也有一些来自美国，东南亚等地潘家后人过来，他们看了，拍些相片就走了，现在已经没有后人住了，后人都住市区商品房了，这些旧房子都是租给外地人住的。基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院子里面的许多有价值的文物都没有了。”

龙江很感慨的说，潘家是我们的近邻，我是姓王，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村的，潘家的有一部分的后人在福建漳州。广州当然也有很多，还有一些是在香港，国外等地。之前广东，香港等地的乡亲也去我们那边参观。”

大伯回答：“虽然潘家子孙有的混的很好，但是能回来看看的确很少，文革期间房屋多被强占，房子没能保护好。当年红卫兵把几乎所有文物都抄走卖掉，太可惜了。说实在的潘家对广州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前兴办学校，建桥梁。”

龙江问：“这边很多路名都是我们那边的古地名，比如龙溪路啊，就是我们以前的龙溪县，你这条街栖栅街就是我们的村名。”

大伯站起来把我带到潘能敬祠堂的记事碑旁边，指着上面的文字，说“这边就有介绍潘振承，能敬就是潘振承”然后带我到潘能敬祠堂地界的石碑。这石碑已经很旧了，估计是当年建祠堂的时候立的碑文，附近还有一快比较小的石碑，介绍潘家大院长多少，宽多少。潘家大院现在都是外人住的。我也进不去。看不到里面到底还留着些什么。

龙江问：“之前我曾经看过报纸说潘家大院要申报国家重点保护。不过现在怎么还那么多人住在这边。”

大伯回答：“这边的保护没有陈家祠好，目前潘家花园的西侧（原厨房、住房、祖先厅、花局、四少妇厅等部分）约800平方米，分别于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由海珠区教育局从潘家后人潘祝原手上征用后拆除，被市33中作为教学楼用地使用至今。而大院头门、二门及包台、天井、青云巷、祠堂中座、事后天井等占地637平方米的部分，于1956年被区房管局征用，分别租给铸字、模具、五金、印刷等4间工厂使用。其中，海珠区模具厂于1980年在祠堂中座、祠后天井等处增加了二、三楼，致使该处的布局遭到了破坏。经过区街有关部门的多次呼吁，上述4间工厂已于去年全部迁出，目前暂时由永兴物业公司代管。此外，大院另外700多平方米的房屋已出售给外人，原有建筑布局遭到部分破坏，外墙风化比较严重，屋顶有漏水现象。据了解，与潘家大院相互呼应的潘家祠，位于南华西街福安社区，原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长70多米，在破“四旧”及“文革”期间被毁，门口一对石狮子已被移到海幢公园门口摆放。记者询问过住在附近的街坊，许多老人家都表示这座院落已经长久没有人打理了，破旧不堪，而很多年轻人则根本不知道这里那段曾经显赫辉煌的历史。“

看看这段显赫一时的历史，而现在的眼前这一幕，真的让人痛心。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现在文明下的历史保护是不是值得深思，广州是中国的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粤商的代表。要怎么保护好这一历史文物呢，需要潘家后人，更需要政府，真希望有一天广州和漳州能一齐努力，将中国这么一位有代表性的商人发扬光大。再次也呼吁广州政府能保护好潘家花园，将它打造成和陈家祠齐名的一个文物景点。

和改革开始后，大量流入广东珠三角企业的外来打工仔一样，两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发家人潘振承也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海澄，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给人当船工，壮年时由闽入粤，曾经去过三次吕宋（今菲律宾）。

初到广东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时的广州，确是一片创业沃土。

潘振联 潘振承三弟，长子潘有量，次子潘正威（著名商人潘仕成之父）三子潘长耀（昆水）。

潘仕成 (1804—1873)潘振联曾孙，官至二品，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

潘有为（1744—1764）乾隆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参与《四库全书》的编制。

潘有度（1755年—1820年）广东十三行公行首领，官至翰林院庶吉士。

潘有原（1760—1797）字志臣，号沦泉，敕候选布政司理问，敕授儒林郎，曾组建“常荫堂诗社”，《同治番遇县志》有记载。

潘有科（1770—1820）官至兵部职分司员外郎。

潘正亨（1779—1837）乾隆年贡生，以善书而工诗著名。

潘正炜（1791—1850）支持林则徐抗英，被誉为爱国商人。字榆庭，号季彤，又号听帆楼主人。祖父潘振承白手起家，后成为从事外贸的广东十三行商总（即行商头领），是当时广东首富。他非常重视教育，曾联合其他行商集资兴建学校，对后代的教育也非常严苛，把孩子都培养成了优秀人才。父亲潘有度继承家业，业余爱好诗书，喜和文人画家交往。他曾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名师做家教，后来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伯父潘有为乾隆年间考取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工诗画，善书法，是广东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长兄潘正亨，乾隆时贡生，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三兄潘正常20岁就考中进士。

潘兆显（1851—1890）曾随邓世昌至山东烟台，为幕下西宾。

潘宝鐄（1853—1892年）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名次排于第二甲32名（该科一甲3名，二甲156名，三甲165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兼功臣馆纂修，光绪己卯年（1879）任广西乡试副考官。著有《望琼仙馆诗钞》。

潘飞声（1858—1934）潘振承第6代子孙，著述有《柏林游记》、《天外归槎录》等36种之多，是名噪一时的诗人。受聘于德国柏林大学讲汉学。

潘正琛（1786—1847）嘉庆年举人，官至刑部安徽司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