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四年（926年），魏州军兵叛乱，李嗣源赶赴洛阳，当时李从珂在横水率领部下由曲阳、盂县直奔常山，与王建立会合，昼夜兼程，渡过黄河向南进军，因此，李嗣源的军队声势大振。

天成元年（926年），明宗任命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第二年二月，加官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官检校太傅。

长兴元年（930年），加官检校太尉。

长兴二年（931年），李从珂被授予左卫大将军。不久，恢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府尹官职，担任西京留守。三年（932年），晋升为太尉，调任凤翔节度使。四年（933年）五月，封为潞王。

长兴四年（933年），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对李从珂倍加猜忌。先是解除了他儿子李重吉的禁军之权，改任亳州刺史，调离京师；然后又召他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进宫。李从珂听到儿子被外调，女儿被内召，知道新主对他产生了猜忌，终日惶惶不安。

后来，闵帝更是听从朱弘昭、冯赟等人的建议，实行“换镇”政策：诏令李从珂离开凤翔，改任河东节度使。李从珂接到诏令后，颇感不满，想要抗命，又觉得自己兵弱粮少，于是和部下商议。众将领都说：“皇上年幼，朝政都把握在朱、冯两人手里，主上功高盖主，如果离开凤翔，一定凶多吉少。”李从珂于是下定决心，举兵反叛。

应顺元年（934年），潞王李从珂自凤翔出发，起兵反叛。李从珂反后，让人起草了檄文散发到各地，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请求各节度使共同出兵攻打京师，杀掉朱弘昭、冯赟等人。李从厚命王思同领兵来讨伐，王思同集结各路兵马围攻凤翔城。

凤翔城不是重镇，城低河窄水浅，无法固守。王思同的军队和李从珂的相比，占了很大优势。在朝廷重兵的大力攻击下，凤翔城东、西关的小城先后失守，李从珂的属下伤亡也很大，再打下去，城池难保，李从珂站在城头上，焦急万分，恨自己没有早点防备，以致将要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情急之下，李从珂三下五除二，将上身的衣服脱掉，露出身上的一个个伤疤，然后站到了城墙上，大哭着说：“我自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才有了今天的江山社稷；你们大家跟着我，这些事都看在眼里。现在，朝廷宠信佞臣，猜忌自家骨肉，我究竟有什么罪要受此惩罚啊！”在生死关头，李从珂哭得声泪俱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许多攻城的军士动了恻隐之心，转而支持他，先后劝降曾经的部下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等攻城将领，并趁机一举击败李从厚派遣的所有军队，随即拥兵东进，兵锋直指都城洛阳。

一路上，各郡县无不望风而降，朝廷派来征讨的军马，也先后投到了李从珂麾下。旬月之间，兵至陕州，进逼洛阳。李从厚无兵无将，仓促出逃。四月三日，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第二天，太后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六日，又立李从珂为帝，他这才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

应顺元年（934年），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每个士兵在进入洛阳后可以得100缗钱作为奖赏。但到了洛阳后，向三司使王玫询问并清点府库情况，金钱和布帛加起来远远不够奖赏。李从珂很生气，王玫建议搜刮京城百姓的财产作为替代；执政官员建议，以房产为标准来筹措，不论士大夫还是平民，不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赁的，都先借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了。过了十几天，百姓的财产被执行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也只得到十几万。李从珂发怒，王玫等人都被抓进了军巡使的监狱。然后不分日夜地催促人们上缴租金，监狱都被抓来的人填满了，甚至逼得有人上吊、投井自杀的。到了这个时候，把所有库藏的旧东西以及各道贡献的物品，甚至于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什么的全部搜刮了出来，也才又凑出20万缗，仍不够奖赏。

后来，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建议减少士兵的奖赏获得同意。士兵们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说的就是闵帝李从厚仁慈软弱如菩萨，末帝李从珂严厉坚强如生铁，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后悔。

后唐的李从珂总的看来还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君王。他靠变兵拥立即位后，面临非常严重的局势。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从珂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觐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陛下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卢文纪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较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就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徵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

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治国无能。即位后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

这一时期，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李从珂与石敬瑭两人原本都是李嗣源手下骁将，皆以勇武著称，彼此存有竞争之心。李从珂即位后，对坐镇晋阳的石敬瑭愈发猜忌。

清泰二年（935年），李从珂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

清泰三年（936年），李从珂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素有谋反之意，当然拒绝调任。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他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明宗第四子）。李从珂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同时派遣张敬达率兵数万进攻晋阳，并命各镇联合讨伐。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九月，契丹主亲自率军五万增援石敬瑭，但因联军各怀鬼胎，致大败于团柏谷，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大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此时，后唐兵力还很强，但李从珂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不敢领兵出战，坐等灭亡。各镇将领见状，纷纷投降石敬瑭。

清泰三年（936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见大势已去，于是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史家称之为末帝或废帝。传国玉玺亦在此时遗失不知所踪。

天福二年（937年）二月，石敬瑭命人收敛其遗骨，葬于徽陵以南。

起兵之初，李从珂在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的时候，认识到死攻强守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转而采取“攻心”战术，使得大部敌人阵前倒戈，战场局势顿时大变。之后，又许诺高额赏赐来赢得了军心，使得手下将士拼死卖命，最终将他拱上皇位。被拱上皇位的李从珂被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胜利蒙蔽了双眼，为了兑现自己之前的许诺，不惜大肆盘剥百姓，同时，骄纵下属将士，纲纪不立，法度不严，手下将士为非作歹都大而化小、小而化了！可以说，登上皇位的李从珂所做的样样都是失民心之举！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是治国无能。登基后，为兑现曾许诺给部下的赏钱，督促官吏，百般搜括民财，致使京师的百姓怨声载道。并且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

养父：唐明宗李嗣源

母亲：宣宪皇后魏氏

妻子：刘皇后

长子：李重吉

次子：雍王李重美

女儿：李惠明，法号幼澄

薛居正《旧五代史》：“末帝负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由寻戈而践阼，惭德应深；及当宁以居尊，政经未失。属天命不祐，人谋匪臧，坐俟焚如，良可悲矣！稽夫衽金甲于河需之际，斧眺楼于梁垒之时，出没如神，何其勇也！及乎驻革辂于覃怀之日，绝羽书于汾晋之辰，涕泪沾襟，何其怯也！”

善从编《中国皇帝全传》：“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是治国无能。”

施含章译《孙子兵法全书》：“李从珂是一个矛盾的人，时运顺他之时，他竟敢潜伏到敌军阵营内，杀死敌军并且砍下对方望杆扛回去；时运离他而去时，整天消沉着在宫中饮酒哭泣，最后自焚，并不是大臣没有给他好的意见，而是他自己优柔寡断，无法及时下决定，最终误国。”

姜红明《孙子兵法故事365》：“李从珂治军不严，纲纪不明，致使军中将士在急难关头大都望风而动，或私通于敌，或弃甲而降，或掉头遁逃。李从珂当初得天下基于此，最终失天下也缘于此。”

《旧五代史·唐末帝纪》

《新五代史·唐废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