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初，列宁到国外和劳动解放社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商讨了办报的有关事宜，并且亲自拟定了出版计划。经过紧张的工作，第一期《火星报》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正式出版。报头上引用了俄国十二月党人在回答诗人普希金向他们致敬的一首诗歌里说过的话：“试看星星之火，已战燎燃之焰。”后来的事实证明，由《火星报》点燃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星，的确燃成了燎原大火。

《火星报》创刊后不久就迁往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改在伦敦出版，1903年春天起又改在日内瓦出版。最初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列奇。自1901年春天起，克鲁普斯卡亚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斗争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第一，针对经济派有关工人只需通过罢工储金会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观点，《火星报》号召工人“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职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针对经济派关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能够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无需从外部灌输进去的主张，《火》发表列宁文章予以反驳。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革命的思想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参加工人运动实践，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不会自发产生。

第三，针对经济派关于工人只要有罢工组织和合法团体就行，不用建立政党的论点，列宁在《火》撰文反驳。并且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

列宁通过《火星报》的宣传及其论著粉碎了经济主义思潮，打击了国际修正主义，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火星报》创办的近三年时间里，报纸发表了三百多篇论述党的工作的文章。

制定党纲草案是《火星报》的一项重要工作。1902年将党纲草案刊出后，《火》又连续发表论文和文章，进一步阐明党的纲领和策略。

在《火星报》的宣传、引导下，列宁的建党思想深入人心。 至此，《火星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并宣传党纲的任务圆满完成。

列宁就党报作用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火星报》组织工作的特点是:通过代办员网同各地方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代办员的工作包括:收集稿件和信件；传递报纸和其他文件；为报纸募集出版和活动经费等。

邮递员和宣传员的角色

代办员首先是一个邮递员。由于当时国内环境太险恶，《火星报》不得不在国外——德国的莱比锡创办，后来又先后转移到慕尼黑和伦敦出版。为了让《火星报》能够与各地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见面，《火星报》每期都不得不由代办员们秘密运回国内。“为了避开警察的追踪和搜索，他们不得不经常改换运输路线。运输线有陆路的，有水路的，一期报纸往往要经过许多国家，运行几千公里，经过许多代办员的手，才能到达读者手中。”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中，曾为传播下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人类征服空间和时间的其他任何最新成果。”邮递员就是印刷品这种媒介的传播链条上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和平的、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在合法的环境里，报刊的传播仍然离不开邮递员，更不要说是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了。除了运送、翻印和分发报纸外，代办员还担负着供应地方组织文件的任务。代办员一方面是邮递员，另一方面也是《火星报》的推广发行员。由于《火星报》的出版经费大部分是靠募捐来的，并且报纸是免费赠送，所以运送、翻印和分发报纸的代办员的角色跟现在的报纸推广发行人员还有着比较本质的区别：现在的报纸推广发行人员受商业利益的支配，而代办员则是为了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想把各地分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就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地方组织和人员来接受、阅读和拥护《火星报》，这就需要在进行邮递的同时，尽可能地去推广发行《火星报》。

记者和通讯员的角色

一般来讲，记者的职责有三：采写新闻、反映情况和做群众工作。而通讯员除了独自采写新闻外，还有配合记者工作的职责。《火星报》的代办员们除了尽到邮递员、推广发行员的职责外，还要完成努力为报纸征集稿件、向《火星报》反映情况等的任务。如代办员巴布什金不但自己为《火星报》写稿，而且还先后把莫斯科附近几个大工业区工人写的几百篇通讯转交给《火星报》。“《火星报》通过代办员和各地党的委员会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与俄国广大劳动群众保持联系。这样，报纸就能及时地对俄国革命运动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为了使《火星报》能够持续出版，代办员们还要为《火星报》募集资金；而募集资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做群众工作——宣传《火星报》，组织、动员群众，密切他们与党组织的关系。可见，在这些工作方面，代办员们同报社的记者或通讯员的工作很相似，可以说在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代办员们是沟通《火星报》编辑部集体和各地方组织的桥梁和纽带，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理，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单从“下情上达”这方面来讲，就要求代办员们做一个调查研究员，摸清楚各地方组织人员的思想脉搏和各种情况，比如把在《火星报》创办以前曾经取得了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领导权的经济派的一些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在各个地方组织中的影响程度等，准确及时地反馈给编辑部，让他们能在报纸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论战与宣传。这时的代办员可谓是《火星报》在基层的“耳目”。

宣传员和领袖的角色

前文说过，代办员不但要邮递《火星报》，而且要推广发行《火星报》。而要推广发行《火星报》，就首先需要向各个地方组织来宣传《火星报》。因为人们接触信息是有选择性的，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环节，如果读者在对《火星报》缺乏认识和了解时选择了拒绝接触《火星报》的态度（如因为受经济派思想的影响比较大等原因），那么再多的《火星报》也等于是一堆废纸，根本起不到宣传的作用，更不用说是组织了。这就需要代办员在送报纸时不能“一送了事”，而是要同时做好宣传和劝服的工作，让人们开始接受《火星报》，然后才能推广发行《火星报》。代办员是宣传员，不单是宣传、推广发行《火星报》这份报纸的宣传员，而且是宣传《火星报》内容的宣传员。宣传《火星报》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驳斥经济派的观点，二个是宣传党的纲领。如果宣传的水平比较高、效果比较好的话，这些代办员就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

关于“意见领袖”，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中提到“这次调查还发现，在人们作出投票决定的过程中，有一些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即意见领袖，这部分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1%。研究人员将他们与一般受众做了比较，发现无论对报纸、杂志还是广播，意见领袖的接触频度和接触量都远远高于和大于一般人。据此，研究人员对传播过程做了这样一种推测：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就是两级传播概念的产生。”既然有了《火星报》，为什么还需要代办员来做有关报纸内容的宣传呢？或许电视新闻与网络新闻之间的竞争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电视媒体的主持人深入伊拉克战场、深入非典隔离区，在引导观众了解新闻内容的同时，他们本身的精神面貌、语言风格等也使人们在情感的共鸣中加深了对媒体、报道者和报道信息的印象和理解。而此时，大多数网站的新闻报道页面编排单调、呆板，既缺乏报纸的人性化设计，又不如电视主持人娓娓道来显得亲切直观，必然在争夺眼球的新闻战中缺少吸引力。”电视主持人的人性化、个性化和有亲和力的传播方式对于网络冷冰冰的版面传播方式来说占据着优势，同理，代办员的面对面人际宣传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报纸所起不到的一些更有感染力、亲和力和说服力等的效果和作用。“意见领袖”理论的出现表明了大众传播并不能完全覆盖人际传播，就象网上聊天与书信来往也不能完全取代当面的面谈一样，人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能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十分有益的补充。代办员们作为各地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基层党组织的骨干，后来许多人又都成为了职业的革命家，他们本身有条件、也有义务在送报纸的同时面向各地方组织对经济派的观点进行驳论和对党的纲领进行宣传。代办员是邮递员，但又绝不单单是邮递员，而且是义务的宣传员。如化名格拉奇的代办员巴乌曼就为《火星报》做了大量的个人宣传、说服工作，使许多地方组织摆脱了“经济派”的影响，转到《火星报》方面来。这是靠单纯的递送报纸所不容易达到的效果。可见，在“上情下达”方面，这些代办员能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火星报》上所宣传的内容，经过代办员们消化、吸收后，再经过个性化、人性化、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人际传播到达地方组织人员那里，比起单纯的递送报纸供人们阅读来，效果无疑要好得多。

组织员的角色

组织不同于宣传，不同于传播，但组织又离不开传播。“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效果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上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⑥可见传播是促成行动改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既然组织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宣传属于传播的范畴，那么宣传就是组织的前提；要想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就首先必须统一全党的思想，这就必须靠宣传、靠传播，这样代办员首先就必须是宣传员。

另一方面，传播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同人类其它任何活动一样，组织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传播。既然代办员作为宣传员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各个地方组织团结在《火星报》的周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们的“意见领袖”，那么这些作为宣传员的代办员们再兼任组织员的角色——联络分散的各地方组织、筹备召开党代会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环境险恶，代办员秘密潜回国内已经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和冒了巨大的风险，有些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宜再派专门的组织员来冒这个险；第二，代办员身上的“光环效应”使得他们容易取得各个地方组织的信任，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组织的任务。

代办员由于出色的宣传，无形之中提高了自身的地位，甚至能成为地方组织的“意见领袖”，有了这一层的“光环”，地方组织就能把他们看作是组织上可以信任、依托的人，因此代办员做起组织工作来就容易得多。如果这时候再另外派来专职的组织员，他们则会由于在地方组织中缺乏这种由“意见领袖”的权威性所带来的信任感，做起组织工作来就不会那么顺利。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这样类似的现象：比如某某医学专家在电台上免费接受了一些患者的咨询，说得让这些患者心服口服，等到这些患者真的到这位专家所在的医院来就诊时，往往会在众多的医生中点名要找这位专家来给自己看病，因为他们信任这位专家，这就是由于传播所造成的一种“光环效应”使然。

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列宁认为，思想性、坚定性、政治路线的明确性以及对敌斗争的不妥协性，是机关报极为重要的品格。

报纸的功能

列宁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认为，通过报纸集中地、系统地向全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机会主义观点，讨论党的策略纲领，就能改变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况，为建党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出版自由

列宁指出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时争得政治自由，而取得政治自由的首先要求是争取出版自由。

报纸的群众性

列宁在文章中指出，一定要把机关报办成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机关报。大家都来畅谈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这样，就能办好全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

初期成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笔名：列宁）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维拉·扎苏莉奇

帕维尔·阿克瑟尔罗德

朱利乌斯·马尔托夫

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

后期加入者：

列夫·托洛茨基（笔名：笔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