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王延寿所说“鲁僖基兆”即指当年泮宫之遗址，而灵光殿就在古泮池附近。《鲁灵光殿赋》中有这样的句子：“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严严而双立。高门似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其中“双立”的“朱阙”，就应是郦道元所说的“双石阙”，即灵光殿之南阙。“高门”显然是指古鲁城正南门。考古发掘证明，汉城南墙仍在沿用古鲁城南墙，汉城南门也应为古鲁城南门。

第二，北魏时，灵光殿虽已不存，但“遗基尚整，”郦道元并非臆断。当时，孔子庙规模不大，尚在今大成门以北，东南五百步许，高门直北道西的泮宫即在附近。《水经注．泗水注》中，郦道元说：“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沇yǎn，路经洙泗，因令寻其源流。”可知他曾亲探泗水之源，自然也应到过今曲阜城一带，而灵光殿基应为其亲眼所见，以至于连殿基等的大小数据也一一列出。

唐、宋时期，地理书中也有关于灵光殿的记载。《元和郡县志》说：“灵光殿，鲁王所造，在鲁城内。”文中没有指出灵光殿在鲁城中的位置。而《太平寰宇记》则记载较为明确：“灵光殿高一丈，在鲁城内县西南二里，鲁恭王余立。”是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当时县城尚未迁入今旧县村。此书又称“阙里在曲阜县西南三里”，“孔子墓在县西北三里。”据此，宋太宗时县治所仍在今周公庙附近。其西南二里，又当在古泮池附近不远处。

东汉王延寿，北魏郦道元，宋乐史，时代虽异，但众口一词，皆说灵光殿基在今古泮池附近，言之凿凿，应无异议。

但是，到了明代，关于灵光殿基位置却出现了另外说法。嘉靖年间，彭泽人陶钦皋拜谒周公庙，写下“周公庙侧黍离离，传是灵光旧殿基，纵然更采延寿至，肖条钟鼓已多时”一诗，并刻记于石上，立在周公庙内。于是，《东野志》也记：“周公宪王庙在曲阜县城东二里故太庙之墟，……汉鲁灵光殿旧基即此。”(卷之一．庙宇)。从此，关于灵光殿遗址所在，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197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鲁国故城开展较大规模的勘察，同时还发现了汉城。但是，正如这次考古发掘报告(见此次考古专集《曲阜鲁国故城》，下简称之为《报告》)所说：“汉城内绝大部分已被曲阜县城所压，仅北部的五百米左右的范围尚属耕地。这次试掘中，东北隅也仅揭露了很小的一部分，它主要分沟西和沟东两区。”沟西区发现“殿基、墙基”等，沟东区上层建筑有天井，天井的南、西、北三面的回廊以及砖铺地面等。沟东区在沟西区东部偏南，二者直线距离也有一个探区的一半，约二百五十米左右，如果把沟东区作为“灵光殿东面‘廊庑别舍’的部分”，那么它与西面部分相距至少应在四百米以上，而《报告》中把沟东和沟西二区同认作灵光殿东面“廊庑别舍”的部分。如此，当时长安皇城的宫殿建筑也应屈居其下了。很显然，这一带的建筑并不一定象《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规模甚大”。另外考古工作者曾估计回廊以西应有殿基，因而向西扩大了发掘面积，但结果也“并不理想”。

沟东、沟西两区证明，鲁城中部周公庙高地确为一处建筑区。但根据地层堆积以及建筑基址上面出土物和修补现象分析，“建筑应建于西汉后期”，而西汉前期和中期的建筑从未发现。

王延寿

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意者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者也。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观蓺于鲁，睹斯而眙曰：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遂作赋曰：

粤若稽古帝汉，祖宗浚哲钦明。殷五代之纯熙，绍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极以创业，协神道而大宁。于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孙，俾侯于鲁。锡介圭以作瑞，宅附庸而开宇。乃立灵光之秘殿，配紫微而为辅。承明堂于少阳，昭列显于奎之分野。

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则嵯峨嶵嵬，峞巍。吁！可畏乎其骇人也。迢峣倜傥，丰丽博敞，洞轇轕乎其无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瑰谲而鸿纷。屹山峙以纡郁，隆崛岉乎青云。郁坱圠以嶒，崱缯绫而龙鳞。汩硙硙以璀璨，赫燡燡而魿坤。状若积石之锵锵，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拟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