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对埃里克森十分有利。他被邀加入一个当时被医疗机构拒之门外的团体。通过参加这个“遗弃者”的组织，使他能作为一名“局外人”保持自己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团体的职能是帮助烦恼不安的人们，所以他起码能够间接地满足继父希望他当一名医生的愿望。

他大学预科毕业时获得的一份蒙台梭利学校的毕业文凭，以及接受安娜·弗洛依德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的训练，是他所获得的唯一的正规学校教育。因为埃里克森没有获得高级学位，所以他完全可以成为弗洛依德所认为的精神分析家不必攻读医科专业主张的一名典型范例。

1929年，埃里克森与同校任教的加拿大籍教师琼·谢尔逊结婚。1933年为了对付纳粹日益加剧的威胁，埃里克森（已有两个孩子）全家迁居丹麦，后又迁往麻省的波士顿，在那里，他以精神分析家的身份私人开业。

除了私人开业外，埃里克森还在亨利·墨里主持的哈佛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系任研究员。埃里克森被哈佛医学院录取为心理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但只有几个月他就放弃了这个意图。

1936年到1939年间，埃里克森在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医学院任职，在那里，他研究了正常儿童和情绪紊乱的儿童。也是大约在这一时期，他与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有了交往，1938年，他前往南达科苏语印第安人的松脊居住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观察了苏语印第安人抚育子女的实况。诸如此类的人类学研究使埃里克森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极其强烈地渗透到他整个理论中。

1939年，埃里克森迁居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担任了加利福尼亚研究所的研究助理。1942年起，他一直担任心理学教授，但在1950年时他因拒绝在效忠宣誓上签字，而被免去教授职务。后来，加利福尼亚大学发现他“政治可靠”，又重新授予他心理学教授，但是埃里克森拒不接受，因为其他教授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免职了。

1950年，他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同年出版名著《童年期与社会》，该书着重地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书中还详尽地论述自我的功能，创立了路线在被人称为新学科的“自我心理学”。1951年到1960年，埃里克森居住于麻省的斯多克桥，他在那里担任了奥斯丁——里格斯中心的高级会诊医生和匹茨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

1969年，埃里克森回到哈佛医学院，在那里担任人类发展学教授，并讲授“人类生命周期”，这是一门深受研究生欢迎的课程。

1950　《儿童和社会》

1958　《少年路德：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

1964　《领悟与责任》

1968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1969　《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

1973　《共同点的研究》

1974　《新的同一性维度》

1975《生命历史与历史时刻》

1977 《玩具和理由:经验仪式化的阶段》

1979 《同一性与生命周期：一种新观点》

1982 《生命周期的完成》

1986 《老年人的重大事件》

埃里克森认为，人的发展是按阶段依次进行的，如果人的生命是一个周期，那么可划分为八个阶段，就像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按照一个预定的遗传时间表发展的一样，我们同样也遗传了一个心理时间表来发展我们的人格。在出生的时候，所有八个阶段都是未充分展开的，之后每一个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整体，就像是从前一个阶段脱胎进化而来，这便是埃里克森的“胚胎渐次生成说”，他以此来类比人发展的原则。

这八个阶段是以不变的顺序依次出现的，而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因为它们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不过每一个阶段是否能够顺利度过则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社会环境不同，阶段出现的时间可能不一样，因此这种阶段发展理论也可称作“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埃里克森认为，在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种“危机”（crisis），这里所说的危机并非是灾难性的事件，而是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积极地解决危机可以增强自我的力量，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环境，从而顺利地度过这一阶段，并且扩大后一阶段危机积极解决的可能性；消极解决危机则会削弱自我的力量，阻碍个体适应环境，并缩小后一阶段危机积极解决的可能性。积极解决与消极解决之间并非是全或者无的关系，事实上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同时包含着积极和消极因素。

在埃里克森所划分的八个发展阶段中，其中前五个阶段是与弗洛伊德划分的阶段相一致的，他认为这是人格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不过他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个体的社会经验上，而不是心理性欲的发展。弗洛伊德谈到成年期就终止了，埃里克森把它扩展到了老年期，形成了一个毕生发展理论。

第一阶段 口唇期（出生~1周岁）：基本信任—基本不信任

从出生到十八个月左右是婴儿期。这是获得基本信任感而克服基本不信任感阶段。所谓基本信任，就是婴儿的需要与外界对他需要的满足保持一致。这阶段婴儿对母亲或其他代理人表示信任，婴儿感到所处的环境是个安全的地方，周围人们是可以信任的，由此就会扩展为对一般人的信任。婴儿如果得不到周围人们的关心与照顾，他就会对外界特别是对周围的人产生害怕与怀疑的心理，以致会影响到下一阶段的顺利发展。

第二阶段 肛门期（1周岁~3周岁）：自主—羞愧和怀疑

从十八个月到三、四岁是幼儿期。这是获得自主感而避免怀疑感与羞耻感阶段。个体在第—阶段处于依赖性较强的状态下，什么都由成人照顾。到了第二阶段，儿童开始有了独立自主的要求，如想要自己穿衣、吃饭、走路、拿玩具等，他们开始去探索周围的世界。这时候，如果父母及其他照顾他们的成人，允许他们独立地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表扬他们完成的工作，就能培养他们的意志力，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自主感，能够自己控制自己。

相反，如果成人过分爱护他们，处处包办代替，什么也不需要他们动手；或过分严厉，这也不准那也不许，稍有差错就粗暴地斥责，甚至采用体罚。例如，孩子由于不小心打碎了杯子，尿湿了裤子，成人就对其打骂，使孩子一直遭到许多失败的体验，就会产生自我怀疑与羞耻之感。

第三阶段性器期（3周岁~6周岁）：主动自发—罪恶感

四到五岁是学前期。这是获得主动感而克服内疚感阶段。个体在这阶段的肌肉运动与言语能力发展很快，能参加跑、跳、骑小车等运动，能说一些连贯的话，还能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超出家庭的范围。除了模仿行为外，个体对周围的环境(也包括他自己的机体)充满了好奇心，知道自己的性别，也知道动物是公是母，常常问问这，动动那。这时候，如果成人对于孩子的好奇心以及探索行为不横加阻挠，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去自由参加各种活动，耐心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嘲笑；禁止，更不是指责，那么，孩子的主动性就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与进取心。

反之；如果父母对儿童采取否定与压制的态度，就会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游戏是不好的，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笨拙的，自己在父母面前是讨厌的；致使孩子产生内疚感与失败感(所谓内疚感，就是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情，做坏了事情)，这种内疚感与失败感还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发展。

第四阶段潜伏期（6周岁~12周岁）：勤奋—自卑

从六岁到十一、二岁是学龄初期。这是获得勤奋感避免自卑感阶段。学龄初期儿童的智力不断地得到发展，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发展迅速，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广泛，而且有一定的深度。他们的能力也日益发展，参加的活动已经扩展到学校以外的社会。这时候，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已经不是父母，而是同伴或邻居，尤其是学校中的教师。他们很关心物品的构造、用途与性质，对于工具技术也很感兴趣。这些方面如果能得到成人的支持、帮助与赞扬，则能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勤奋感，使之进一步对这些方面发生兴趣。 埃里克森劝告做父母的人，不要把孩子的勤奋行为看作为捣乱，否则孩子会形成自卑感，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应该鼓励孩子努力获得成功，努力完成任务，激发他们的勤奋感与竞争心，有信心获得好成绩；还要鼓励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与周围人们发生联系，进行社会交往，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聪明的，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很好，即使是参加赛跑，也会认为自己是跑得很快的。总之，使他们怀有一种成就感。

第五阶段 两性期（12周岁~20周岁）：同一性—角色混乱

从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是青春期。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

“同一性”这一概念是埃里克森自我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它可以理解为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个体的主我与客我的统一，个体的历史性任务的认识与其主观愿望的统一；也可理解为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全面认识到意识与行动的主体是自己，或者说能抓住自己，亦即是“真正的自我”，也可称为“核心的自我”。

青少年对周围世界有了新的观察与新的思考方法，他们经常考虑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们从别人对他的态度中，从自己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中，逐渐认清了自己。此时，他们逐渐疏远了自己的父母，从对父母的依赖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与同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从而进一步认识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将来产生 ——种内在的连续之感，也认识自己与他人在外表上与性格上的相同与差别。认识自己的未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这就是同一性，即心理社会同一感。

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同一感可以帮助青少年了解自己以及了解自己与各种人、事、物的关系，以便能顺利地进入成年期。否则就会产生同一性的混乱。如：怀疑自我认识与他人对自己认识之间的一致性；做事情马虎，看不到努力工作与获得成就之间的关系。同一性混乱，还表现在对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看不清，要么持对立情绪，要么盲目顺从等。在两性问题上也会发生同一性的混乱，认识不到两性之间的同一与差异等。

第六阶段 青年期（20周岁~25周岁）：亲密—疏离

从十七、八岁至三十岁是成年早期。这是建立家庭生活的阶段，这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阶段。亲密感，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包括友谊与爱情。亲密的社会意义，是个人能与他人同甘共苦、相互关怀。亲密感在危急情况下往往会发展为一种互相承担义务的感情，它是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如果一个人不能与他人分享快乐与痛苦，不能与他人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不相互关心与帮助，就会陷入孤独寂寞的苦恼情境之中。

第七阶段 成年期（25周岁~65周岁）：生产—迟滞

这是中年期与壮年期，是成家立业的阶段。这是获得创造力感，避免“自我专注”阶段。这一阶段有两种发展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向积极方面发展，个人除关怀家庭成员外，还会扩展到关心社会上其他人，关心下一代以至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在工作上勇于创造，追求事业的成功，而不仅是满足个人需要；另一种可能性是向消极方面发展，即所谓“自我专注”，就是只顾自己以及自己家庭的幸福，而不顾他人的困难和痛苦，即使有创造，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第八阶段 老年期（65周岁以后）：自我统整—失望

这是老年期，亦即成熟期。这是获得完美感，避免失望感阶段。如果前面七个阶段积极的成分多于消极的成分，就会在老年期汇集成完美感，回顾一生觉得这一辈子过得很有价值，生活得很有意义。相反，如果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就会产生失望感，感到自己的一生失去了许多机会，走错了方向，想要重新开始又感到为时已晚，痛不胜痛，于是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感觉，精神萎靡不振，马马虎虎混日子。

埃里克森在分析每个阶段时，都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例如，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对任何人都信任，不信任感也有一点用处，有了不信任感后，对于外界的危险会有一种准备，对于外界不愉快的事情可有一种预期，否则一遇社会挫折就感到不可思议或束手无策，不利于自我的成长。但埃里克森认为，在人际关系中信任与不信任感要有一定的比例，信任感应该多于不信任感，以有利于心理发展。

他还认为，自主感也不能无限制地发展，也必须有一定的怀疑感与羞耻感，如果过分相信自己，以后就不容易适应社会准则，变得独断孤行。埃里克森认为，自主感应强于怀疑感与羞耻感。儿童的勤奋感中也应该有一点失败的经验，以便今后能经受住失败的挫折，但又不能过分地经常地遭受失败，经常失败就会产生自卑感。

总结

以上是埃里克森自我发展的八个阶段，从中可以看到自我的形成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也可以看到自我与社会生活在个体人格发展中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埃里克森自我发展的八个阶段在具体的年龄段上的划分有些偏前，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所属的心理发展阶段小于自己的生理年龄时不必沮丧。

埃里克森理论形成于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社会活动，使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病态。埃里克森面对社会现状，深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已不足以应付当时的社会需求，于是，他沿着安娜．弗洛伊德强调自我的适应性功能的路线，创立了新的精神分析学说。埃里克森将人的发展中的人格结构，即整个心理过程的重心，从弗洛伊德的本能过程转到自我过程，把人的发展动机从潜意识扩展到意识领域，从先天的本能欲望转移到现实关系中。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自我与社会环境是相互作用的。

埃里克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拓宽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范围，首先它摈除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观点，强调人格发展中社会和文化影响的作用，将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结合了起来；其次它强调健康和适应性的自我机制，使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结合了起来；其次它强调健康和适应性的自我机制，使精神分析不再局限于临床个案的研究，而是拓展到了正常个体的研究；再次他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发展阶段扩展到整个生命周期，突破了其他自我心理学家仅仅描述幼儿早期人格发展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一些评论家将自我心理学看做是精神分析自创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新的发展方向。从此以后，人们眼中的精神分析成为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理论，而不再是僵化的教条。

埃里克森对历史人物的心理研究和人类学研究都颇具特色。“自我同一性”和“同一性危机”等概念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常用语汇，同时也引发了青少年同一性危机问题的诸多思考和研究。除此之外，埃里克森还是第一个对儿童进行游戏治疗的分析师，他对于社会偏见的强烈反对态度，也使他成为最早的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人之一。

埃里克森不仅在人格理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敏锐的观察力、流畅的文字、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深切关怀，获得了无限赞誉和尊敬。

1 在某些心理学家看来，埃里克森的理论立场上调和矛盾的态度削弱了自我心理学的影响力。一方面他提出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积极乐观的自我理论，一方面他又坚称自己绝对效忠于经典精神分析阵营，致使他的学说体系显得不够严密。

2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发展八阶段论思辨性多于科学性。这一理论没有确凿证据的完全支持。或者它就不适合进行客观的检验，因为埃里克森的研究方法是主观性强的传记和个案研究，因而他所提出的诸如希望、意志这样的抽象概念也很难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

3虽然埃里克森强调社会因素与人格发展的关系，但他仍然把本我作为人格的生物学起源，在论述人格发展动力时也认为是个体的“同一性”在起作用，实际上他对社会因素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也无法对社会改革和创新提出切实可操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