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福斯特访问了英国诗人兼同性恋运动先锋爱德华·卡宾特的住舍。之后马上动笔写《莫利斯》。小说大体上为三个人物，并以其中两个人的团圆告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并赶往埃及。1917年他在亚历山大港认识了英俊的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阿多。他们之间的恋情持续了两年，福斯特称这场充足的爱情经历使他真正成为“一位成熟的人”。1919年，阿多结婚后，福斯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回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三年后阿多得肺结核去世前，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对福斯特的打击很大。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书。当后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倾向时，还对他提供了特别照顾。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国殖民统治丑恶。这种反感促使他写出了《印度之行》，于1924年发表。

20世纪三十年代后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对民权和自由特别关心。1928年官方禁止发行雷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小说《孤独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时，福斯特与女性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lf）带头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在法庭上为霍尔声言。针对纳粹在欧洲大陆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呼吁大众不要盲目跟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要用清醒的头脑对待法西斯的扩张，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诺言，不能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观其他民族受欺凌。

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大不列颠举国陶醉于和平的幻觉中，这时福斯特写下了《我的信念》（What I Believe），喊出了“如果我要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有胆量背叛这样的国家”，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胆识。二战爆发后，福斯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上坚定地宣传人道与正义，对法西斯和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醒人们要以防英国自身也可能成为独裁的政权。福斯特这时期的言论后来收录于《为民主的两个干杯》（Two Cheers for Democracy）中。

1930年，福斯特结识了二十八岁的警察罗伯特·巴金汉，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四十年之久。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逐渐接纳了福斯特为家庭的一员。罗伯特的子女后来也把福斯特当爷爷看待。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摩根，他的家也成为福斯特朋友们聚会的场所。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罗伯特的家中去世。

福斯特出身于伦敦的一位建筑师家庭，父亲早亡。少年时就读肯特郡唐布利奇学校的不尽愉快的经历促成了他对英国中上层社会的反感。

福斯特的作品中蕴涵着福斯特对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这一主题的诊断。

按照福斯特自己的诊断，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应该说，当福斯特低下头来为工业时代的英国人下诊断时目光犀利，他观察到了病兆，而当他抬起头来给他的同胞病人指点迷津时，开出的药方却始终不能对症：只要将其他文化当作他者，当作可资外用而非内服的仙丹，同宗的意大利文化，古老的乡村文化以及久远的印度文化就都不能力挽英国现代文化于既倒。他寻找的方向也总是游离于历史和现实之外，诊断与药方之间的不配套也就不可避免。事实上，他者文化并不能让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的福斯特真正游离于异质文化之间，以一个“安全地生活在文化交接边缘者”的身份，去面对英国中产阶级内心的“恐慌和空虚”，他只能以资产阶级自由一人文主义观点看待世界的普遍疏离，文化身份本身的内在矛盾迫使他不惜违反生活逻辑和文化逻辑，将“联结”强行变成他主观愿望的图解，其作品的内在断裂也就难以消解。

作为“旅行阶级”的代表，福斯特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点和出发点，带着某种俯视的目光打量其所造访的国家和人民的，英国中心主义的烙印随着他作为英国人的想像视野的延伸而扩展，同时还伴随着他对大英帝国前途和命运的焦虑而蔓延。

福斯特并不反对从古代希腊罗马以来，几千年根植于欧洲文化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他从中产阶级文化精英的立场出发，希望改造人文传统，使之具有高雅趣味，能够表达中产阶级文化精英的精神需求和情趣，反映他们的声音。福斯特极具表现力和洞察力地在艺术作品中再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他所关注的不是国家或政治、经济，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人的价值、人性的完美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换言之，他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透过这些关系所折射出来的冲突、隔阂、背离和分歧”。福斯特呼吁人们摒弃对英国道德观念和社会传统习俗的盲从，排除个人、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偏见与隔阂，寻找人类的共同之处。

福斯特倡导的是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里，不分民族、宗教、等级、信仰的无限包容的爱。他在发出“连接”的呼吁的同时，时时意识到了连接的艰巨性。在《印度之行》东西方文化连接出现的尴尬与失败，使福斯特对融合的现实性产生了怀疑和困惑。这些怀疑和困惑也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例如《霍华德别业》中玛格丽特和亨利的婚姻没有可信度，玛格丽特选择亨利作为其“连接”对象，乃是出于小说情节的需要，小说叙事的重心原本在于表现深刻的隔阂；再如《印度之行》中殖民统治下人物的精神状态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阿齐兹，他对待印度人的态度中夹杂着屈辱中的殷勤、仇恨中的无奈、麻醉中的觉醒几种状态；菲尔丁乃是福斯特连接愿望的延续，理想的化身”。所以，在小说文本中，常常令读者感到福斯特的理想主义情结和明知连接的不可行而行之的矛盾、纠结。

作为英国著名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福斯特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影响。福斯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隐性同性恋倾向，以及三度印度之行后对东西方对立背景的深刻感受，使他怀着人世间的美好愿望，建构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联结”起来的“乌托邦”梦想。

福斯特的小说以其主题复杂隐晦令人困惑著称。纵观福斯特的小说，可以发现它们的主题并不是明确单一的，甚至可以说混杂构成了它的特色，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不断给读者提供新的阅读视野的刺激，同时也带给他们更多对于作品内容和意义的困惑。“关于阿德拉在山洞中的经历，作者就变得不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而是跟读者一样蒙在鼓里……预言的神秘不是让人们去揭开，而是让人们去惊叹。这种叙事方法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也很有效地体现了作品的多层次主题。”互文性理论，恰好与他的这种创作宗旨不谋而合，通过挖掘他小说当中的互文性，为其研究开拓了一条新出路。在这条道路上，对他的小说进行深入挖掘，可得出那看似杂乱的主题其实蕴含着同一个意义，那就是对处于英国爱德华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窘境的回应，试图找出一条伦理道德的新标准和探索通到极善境界的途径。

福斯特在创作小说时，继承了简·奥斯丁、狄更斯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社会道德主题。他的小说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福斯特通过《印度之行》对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大力抨击。通过《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抨击了以财产为祛码的婚姻，赞扬了从人性、男女相悦的角度选择伴侣的爱情。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福斯特通过对比英国和意大利的文化，批判了保守、闭塞、自私的英国文化，赞美了开放热情的意大利文化。读福斯特的小说，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人的深切关注。贯穿福斯特全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暴露英国中产阶级陈腐、虚伪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准则，暴露禁锢人的思想和心灵的社会习俗与传统偏见。

对比

在福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见英国传统创作中常用的对比手法。福斯特善于通过人物之间、场景之间的对比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福斯特巧妙地通过场景的安排，将意大利与英国进行对比，表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充分利用了人物，即乔治和塞西尔之间的对比来表现两种文化、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塞西尔是一个拒不承认并力图掩饰内心自然而神圣的感情的人，感情上幼稚而欠成熟的人，是福斯特作品中所贬斥的人物。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率粗犷、热情奔放的乔治。他像他父亲一样，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和感情。

讽刺

讽刺手法是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福斯特并没有抛弃这一传统，读者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例如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当描写到塞西尔正要亲吻露西的时候，福斯特这样写道：“在这一十分美妙的时刻，他只感到一切都很荒谬可笑。她的回答令人不够满意。她只是有条不紊地朝上揭开她的面纱。一面向她迎上去，一面心里却希望能后撤。当他接触她的面颊时，他的金丝边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给紧压在两人之间。”本来浪漫的场景却变成了一幕闹剧。

象征

福斯特在其作品中大量的使用了象征主义，并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福斯特的六部长篇小说中，有四部小说的题目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例如《最漫长的旅程》这一书名取自雪莱的长诗《心之灵》中的诗句。“我从未属于那个庞大的一族/它的教条是每个人应该选出/这世界的一个情人或一位相知/其余所有的人虽然公平或明智/却埋于无情的忘却—尽管它属/现代道德的准则，那条踏平的路/那些可怜的奴隶在上面步履瞒姗/在死人堆里缓缓走向他们的家园/颠沛在这世界宽广的大路—走啊走/与一个伤感的朋友，抑或嫉妒的对头，开始走上那最沉闷最漫长的旅程。”《印度之行》这一书名取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同名诗歌。1902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使得从英国到印度的时间大大缩短。惠特曼为此写了《向印度航行》的诗。诗中写道：“向印度航行啊！怎么，灵魂，你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出上帝的目的！地球要有一个纵横交错的细网联结起来，各个种族和邻居要彼此通婚并在婚姥中繁殖，大洋要横渡，是远的变成近的，不同的国家要焊接在一起。”诗人赞美了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不同国家连接在了一起。惠特曼的这首诗充满了轻松浪漫、乐观积极的情绪。而福斯特选用了“A Passage To India”来命名自己的小说则带有了反讽的意味。

节奏

福斯特从音乐中借用了“节奏”这一术语，并成功的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

福斯特的主要小说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复杂节奏，就像不同的乐曲有着各不相同的节奏一样。例如《最漫长的旅程》中安瑟尔画的圈中圈以及溪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水意象，《印度之行》中的火原型、黄蜂意象，《霍华德庄园》中不断出现的关键词：“月亮”、“花朵”、“缝补”和“幽灵”等的反复出现、重复和变化，使小说内部和谐连贯、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

人物

福斯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价值和完整性。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女主人公露西、《霍华德庄园》中施莱格尔姐妹、《印度之行》中菲尔丁和阿德拉，这些人物都是福斯特价值观的代言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露西摒弃了财产的筹码，从人性、男女相悦的情感角度选择了自己的意中人。她的选择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自由的向往。福斯特因此说：“自由是尽享人生的关键，而被观念、人或物所束缚则是对人生的摧残。”“福斯特还通过《印度之行》对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无情揭露，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大力抨击。《印度之行》的主人公阿德拉不满英国官吏对待印度人民的粗暴态度，对殖民者朗尼进行质问，朗尼如此回答：“说这些毫无用处，我们现在就说到这儿，不要再说了。不管我们是神不是神，这个国家只能接受我们的裁决。”殖民者的高傲、冷漠在此处跃然纸上。而通过这些描写，福斯特排除种族偏见的人文思想也得到了完整、充分的展现，他的小说都具完整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大量地运用对比、讽刺等英国文学传统的艺术创作手法。

“就美学思想而言，福斯特与乔伊斯、沃尔夫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小说评论家布莱德伯雷评）

福斯特“把小说当作必须从生活中吸取养料的寄生物，它只能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以示报答，否则，小说就会灭亡”。（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评）

福斯特的小说“从根本上反映了现代文明的一个两难处境：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疏离乃至冲突，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乃至矛盾”。（学者阮炜评）

“福斯特有深刻而永恒的洞察力，他从不害怕大问题也不屑于用虚伪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疑点或弱点，从而保护自己和顺应时代潮流。”（文学批评家阿诺德·凯特评）

“对我来说，福斯特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反复阅读的现存作家。每一次阅读时，他都能给我一种‘学到’东西的感觉。很少有作家给我们这样的感觉。”（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评）

为了纪念福斯特，在美国文艺学院设立有爱·摩·福斯特奖（E.M .Forster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