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步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皇太极帮助他父亲努尔哈赤建立了新的国家。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刚刚年满20岁的皇太极随父亲努尔哈赤率领3万人马出征位于乌吉林乌拉街一带的海西女真乌拉部。皇太极等领兵抵达乌拉河，沿西岸而行。此时，乌拉部酋长布占泰带领乌拉兵在东岸隔河观望，不敢渡河迎战。努尔哈赤下马而坐，命皇太极等率军接连攻占沿岸的六座城堡，然后引兵在乌拉城西门相对二里以外的金州城扎下大营。布占泰凭河相抗，双方相持四五天，皇太极等人按捺不住，向努尔哈赤请战，要求率兵渡河，攻打乌拉城。努尔哈赤指出这是“浮面取水”之言，认为“欲伐粗大的书寸木，岂能即刻折断？必须斧砍刀削，渐至微细，然后才可折断。相等的大国，欲一次攻灭，怎么可以办到？”因此，他不同意皇太极等人的请求，而是派兵四出焚掠，拆毁被占领的六处城堰，焚烧许多房屋和粮草，并在伊玛哈达筑城，派兵驻守，以监视乌拉的行动。翌年正月，努尔哈赤攻破乌拉城，布占泰逃亡叶赫。

努尔哈赤一度想立长子褚英为储，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皇太极等向努尔哈赤揭发了褚英的阴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又毅然处死了他。从此皇太极进一步得到了信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整合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式完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

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史称后金），称天命皇帝，任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是为“四大贝勒”。四人按月轮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从此皇太极被努尔哈赤视为左膀右臂，满洲贵族的核心人物之一。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下定决心要对明朝发动进攻，但是具体怎样行动，却议而未决。皇太极献上一计。他提出先打抚顺，“抚顺是我出入之处，必先取之”。并建议利用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要在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大开马市的机会，派遣五十人扮作马商，分成五伙，入城为市，继之由他亲自带领五千士兵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两面夹攻。努尔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征明，结果大获胜利。抚顺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战，对后金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皇太极的献计献策及亲临战阵，对后金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

抚顺兵败城陷的消息传到明都，“举朝震骇”，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惊呼：“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为了置后金于死地，明朝于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联合女真叶赫部及朝鲜王朝，向后金进攻，萨尔浒大战爆发。大贝勒代善命皇太极率领右翼正白、镶黄、镶白、镶红四旗去攻打吉林崖的西路杜松军，自领左翼正黄、正红、正蓝、镶蓝四旗去监视和阻击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的明军。此时努尔哈赤来到前线，观看了明军的阵势，改变代善的作战部署。他亲自率领正黄、镶黄、正红、正蓝、镶蓝五旗先去攻打萨尔浒的明军，命皇太极等带领正白、镶白、镶红三旗去监视和阻击吉林崖的杜松。当努尔哈赤消灭萨尔浒的明军后，回军与皇太极部会合，向吉林崖的明军发动猛烈进攻。皇太极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明军大败，主将杜松战死，参将龚念遂带领部分残兵败将逃往斡珲鄂模，后金兵首战告捷。 皇太极随努尔哈赤乘胜北上，迎击总兵马林统率的北路明军。三月初二日清晨，皇太极率领1000人马攻打斡珲鄂模的龚念遂部。他先率骑兵突入，然后用步兵摧毁战车，明兵大败，龚念遂等皆殁于阵中。接着，皇太极率部投入攻打马林所驻扎的尚间崖的战斗，明军溃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此外，还有刘綎的东路军和李如柏的南路军尚未解决。 三月初四日黎明，努尔哈赤回到赫图阿拉，立刻召诸贝勒大臣共商出击刘綎军之策，命代善、皇太极等率领八旗大军去东线迎敌，自己留4000人马守赫图阿拉，随止李如柏的南路明军。中午，代善、皇太极率兵出穵里胯什，发现明军在阿布达里岗布阵。代善想亲自领兵攻占阿布达里岗东面的山头，再由山上向下冲击，皇太极上前阻止说： “阿哥你率领大兵在后面守护，随后再来吧，我领兵前去山上往下冲击。”代善同意后，皇太极率领右翼四旗，迅速占领了东面山头，便选派精骑30名，由山上冲入敌阵，拚命射砍，未能取胜。随后，代善率领四旗兵亲自冲向明营，经过一场激烈混战，明兵溃散，皇太极率军掩杀。这时刘綎率二营明军来战，皇太极乘其布阵之先杀入，刘綎死于阵中，全军被歼，朝鲜军姜弘立投降。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决战，皇太极为赢得此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皇太极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

主词条：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后金攻察哈尔蒙古之战

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之战失败抑郁而逝。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庶妃殉葬。汗位在四大贝勒中选出，大贝勒代善因与大妃纳喇氏阿巴亥有暧昧关系，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使他在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废除了他的继承权。二贝勒阿敏非努尔哈赤之子，且曾参与其父舒尔哈齐的叛逃活动，更非人选。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继妃富察氏由于“窃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无人拥护，自然不能被拥立为汗。只有四贝勒皇太极实力最强，无论是政治眼光、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都在众贝勒之上，所以他是后金汗比较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努尔哈赤去世当天，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并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九月一日，皇太极即汗位，自称天聪皇帝，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一说天聪为尊号）。

皇太极继位时，后金面临严重困难，主要有明朝已构筑关宁锦防线并联合朝鲜、蒙古封锁后金、四大贝勒合议制掣肘汗权、后金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后金的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后金民众厌战等。对明朝，皇太极确立了“讲和与自固二策”，争取时间，解决后金面临的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待机成熟，再兴兵攻明。当时，明朝正因为宁远的胜利而变得强硬起来。皇太极一上台就曾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表示希望“彼此和好”。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边要地，一边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锦州城，加紧备战。后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继征朝鲜王朝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明。这时明朝干将袁崇焕正在实施“恢复之计”，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他修城屯田，以屯养战，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皇太极想及早发动进攻，发动宁锦之战，结果自己伤亡惨重，宁远城却屹立未动。继续又攻十几天，依然无成。守宁远的正是袁崇焕，他命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城拒战。皇太极督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等进击。明军呐喊抵抗。袁崇焕坐镇指挥，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伤。明将满桂也负重伤，士兵死伤大半。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时已六月四日。将士中暑很多，皇太极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辽西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如果要夺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

后金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首先带领两个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部，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

主词条：己巳之变、皇太极新政

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至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在明朝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率军从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称“己巳之变”。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极领兵攻占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他决定巩固已占的四城，在关内打进一颗钉子，以为据点。明廷调集各路大军，组织反攻，收复永平等四城，后金兵败归沈阳。皇太极因失已得四城，“感伤堕泪，大小诸臣，见之无不流涕”。

皇太极继位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这时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他派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发给民户耕种，不许旗主、贵族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13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8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下令编审壮丁，解放部分奴婢为编民。这些措施，使满族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制约，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

皇太极积极削弱其他三名贝勒，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16条，将阿敏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不久阿敏病死。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之战中，皇太极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为由将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莽古尔泰后因气愤暴卒。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同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中，皇太极接受礼部参政李伯龙之建议，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到了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皇太极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与蒙古族，加强统治基础，同时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战争的需要，也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诸贝勒的军事势力，将八旗组织扩大到汉族和蒙古族中。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在皇太极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辽东海防的瓦解。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到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

主词条：丙子胡乱、清兵入塞

后金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等平定察哈尔部，统一了漠南蒙古，并且获得所谓“历代传国玉玺”。十月，统一族称为“满洲”。十二月，群臣以察哈尔降服及获得“传国玉玺”为由，请皇太极“早正大号”，皇太极推辞。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蒙古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天坛祭天，然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十二月二日，皇太极率军起行。朝鲜国王李倧预料“朝夕被兵”，寄希望于明朝支援，实际落空了。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州，来势凶猛，史称“丙子之役”。第二年正月初七日，清军战胜朝鲜全罗、忠清两道援军，李倧逃到南汉山城“势穷情迫”，称臣请罪。皇太极要求严惩朝鲜挑起衅端的大臣，同时造船发兵攻入江华岛，获朝鲜王妃、王子及阁臣等人。三十日，李倧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举行受降仪式后，当即留下其长子及次子为质，其余被俘妻子家口二百余人遣送还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朝鲜班师。从此清朝代替明朝把朝鲜变成了藩属。朝鲜对清朝由以前的兄弟之称，更执藩臣之礼。不久阿济格领兵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彻底解除了清朝攻向关内的后顾之忧。

皇太极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仍因山海关的阻隔，分成为入口之战和关外之战。崇德年间一共发动了三次入口之战（丙子之变、戊寅之变、壬午之变），每次作战都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关外，以为牵制。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四月凯旋。清军最大的损失是扬威大将军岳讬死于军中。崇祯帝不但宣布了京师戒严，而且非常忧虑，以致在农民军和清军都攻上来的时候，宁肯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而把主要力量调到抗清战场上。

主词条：松锦大战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清军修义州城。过去清军分出一部分入塞，现在全力用于松锦大战。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皇太极见形势危急，不顾鼻子出血，经过六天急行军到了松山。皇太极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他部署清军自乌忻河南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再在高桥设伏，围追堵截，处处有备。二月十八日清军入松山，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八日，锦州城内的祖大寿也以孤立无援被围一年后投降。四月，清军又攻克塔山、杏山，并毁二城。至此，松锦决战以清军胜利告终。此战歼灭明军五万余人。接着，清军降服松山、锦州。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壬午之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汉军将领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请求乘胜夺取北京，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表示：“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宁远、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但没有他们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兵入关。同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向清朝通好。皇太极一再盛赞藏传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

皇太极在五十岁时，因他心爱的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了。皇太极一生娶了十五位妻子，而他最喜欢的是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娶的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元年封她为关雎宫宸妃。这位妻子贤淑文静，皇太极和她颇恩爱，婚后曾生一子，皇太极高兴至极，为此发布了大清第一道大赦令。这个儿子二岁而殇。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前线，忽听宸妃病危，急忙赶回盛京，到时宸妃已死。皇太极悲不自胜。从此这位身体一直健壮的皇帝忽而昏迷，忽而减食，常常“圣躬违和”。当年十月初二日，他对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这流露出皇太极已为他年老体衰而不安了。

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后，皇太极因身体不好，曾发布过大赦令，也减少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负担，甚至做过祈祷。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9月21日）夜里亥刻，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累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沈阳昭陵（北陵）。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很简陋，基本上是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为了适应后金政权的封建化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协调满、蒙、汉关系，强化汗权，使其处于独尊的地位，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故行政机构多仿自明制。

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文馆，命儒臣分别负责翻泽汉字书籍和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随后，皇太极不断吸收汉人入馆理事，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马国柱、杨方兴、高士俊等。文馆不仅是一个译书、记注的机构，一切往来国书及官员奏章都要经过它办理，而且它的大臣以奏议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参与议政，可见它已是清代内阁的雏型。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接受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分掌其职。诸贝勒分掌六部事务，他们和皇太极已不是原先的平列关系，而是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不久皇太极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进一步削弱贝勒的权力，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这样就把贝勒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设置八承政，分管内三院事务。五月，皇太极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其中以满人为主，兼有汉人和蒙古人，其组织和职掌比文馆更完善、更扩大了。内三院的官员参加国家机密，成为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六月，皇太极在三院六部之外，设置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使奏事不实，也不坐罪。该院的地位在六部之上，官员的设置与六部相同。与此同时，皇太极设立蒙古衙门，负责管理蒙古诸部事务，后改为理藩院。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它虽然同八旗制度并存，但是已逐步取代早先八旗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起来。

皇太极在为了使国家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促使各级官吏勤于职守，提高人员素质，不断充实官员队伍，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颁布官员升赏、黜罚、考核等法令，如对部院各级官吏三年考绩一次，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二是实行科举制，命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吸收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参政。这批人“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他们被输送到政府部门后，发挥了积极作用。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改族名为满洲。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未允。同年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皇太极听后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第二天决定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

皇太极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束缚在八旗贵旗庄园里的生产者，使其变成自由民，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役使奴隶的主人，除了八分即八固山贝勒外，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讦告者“准其离主”，听所欲往。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锥，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到了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仆，他说：“前得辽东时，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仆者甚多，殊为可悯，故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著察出，编为民户”。这些措施，不仅打击了奴隶主，削弱了奴隶制，而且许多奴仆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从而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皇太极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指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后“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规定“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停止”。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制定纵畜入田罚例，“如豕入人田，令送还本主，每次计豕罚银五钱，过三次许赴告该牛录额真，即以其豕给之。如羊入人田者，计每只罚银二钱。骆驼牛马驴骡入人田者，计每匹头罚银’一阻仍偿其禾”。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极召集诸臣说：“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六月，又下令禁止贵族郊外放鹰，以免蹂践田园，伤残牲畜。

皇太极保护汉民耕种，鼓励满族务农，以确保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他认为，汉人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满汉分屯别居后，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豕等财物。对缺少耕牛、农具的汉民，给以牛具，使其乘时耕种，要汉民“各安心农业”。此外，由于战争连年不断，满族壮丁几乎全部披甲出征，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小孩和奴隶进行耕作，生产受到影响。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供给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耕战相辅。他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强调农业种植要因地制宜，耕作应注意“地利”、“士宜”和适时，等等。由于措施得法，不到十年就收到很好效果。天聪年间后金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粮食足用，仓库充实，随之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后金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

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盛京（今沈阳）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标志后金手工业的水平很高。盛京城西实胜寺，铸大钟千斤，是冶铸业的发展象征。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马。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父汗努尔哈赤对外扩张的政策。他命令军队建造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对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纷纷自愿来投的行为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皇太极的统治还继续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他使八旗通过变革越发充满生机。一是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二是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皇太极对黑龙江等地多次用兵，带来大批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把新满洲编入八旗。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次就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了。同时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四十二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崇德年间汉军八旗发展最快。

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1637年），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四年扩大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内部仍分正黄镶黄两旗，正白镶白两旗，正红镶红两旗，正蓝镶蓝两旗。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汉军八旗的建制。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这种扩大满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夺取全中国统治权，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有重要意义。

对于朝鲜，皇太极经过两次出征（丁卯之役、丙子之役），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到沈阳为人质。

对蒙古诸部，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后金军继续进攻察哈尔余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国玺归降。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统一于后金。

对黑龙江各部，皇太极称帝时，黑龙江流域还有一些从事渔猎的部落，虎尔哈、瓦尔喀、索伦、达斡尔等散处在山河之间。天聪八年（1634年）精奇里江畔的达斡尔人巴尔达齐率部归附后金。此后，瓦尔喀部冯家屯人季思哈、巴克达等相继投附，授予甲喇章京。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派副都统霸奇兰领兵往征黑龙江地方，招抚各部落。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归附人户编成牛录或仍留居原地，或随军迁来，给与田舍用具。同年，虎尔哈部降附。崇德二年（1637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来贡貂皮等物。次年，又反清自立。崇德四年（1639年），清朝派索海等出征。次年，大败博木博果尔兵，攻克雅克萨城。崇德六年（1641年），又派锡特库等出兵追击，博木博果尔在奇洛台（赤塔附近）被擒。清军索海等俘获索伦人口男子二七五一人，女子三九八九人，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赏给衣服、布匹。

在此期间，清兵又先后征服乌札拉、尼满、阿库里等部。原来被称为东海女真的部落均归于清朝统治。《清太宗实录》记载，清军征服诸部，俘虏人口共计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四人。绝大部分与降人一样，作为“新满洲”编入牛录。使马鄂伦春与使鹿鄂伦春降附，也“审户比丁，编为佐领。”

对明朝，皇太极全力以赴发动战争。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1638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亲自坐镇指挥。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将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

皇太极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宋金元四代史书。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祖努尔哈赤为文书往来及记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音，而创制了满文，这种由蒙文脱胎而来的初期满文，是没有圈点的满文，叫做老满文。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将老满文在字旁加置圈点，使满文的语音、形体更臻完善，这种加置圈点的满文，叫做新满文。

皇太极继位后，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塞，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但皇太极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

此后，皇太极屡下谕旨，主要政策有：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天聪二年（1629年）十月，兴师伐明，皇太极再三申谕“归降之明人，即我民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

皇太极“恩养”辽东汉人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由于民族的、阶级的局限，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皇太极也是袒护满族，压迫其他民族的。首先，他在极力淡化汉族人民民族意识的同时，又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塞，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日渐扩大，人口剧增，再加上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挡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皇太极的高度警觉。他先是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在语言方面，皇太极针对民族同居、满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强调汉官、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官，“祗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使伤心落泪者有之”。同时，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文。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下设千总四员”。皇太极则规定，“先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叫”，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其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的习俗。力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建号称帝后，随即派遣使臣去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汗处议和。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六人，从者一百五十六人到盛京，叩见皇太极，呈上奏疏，进贡马匹弓箭。崇德三年（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均遣使来清朝贡，并规定此后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只，称为“九白之贡”。漠北蒙古（外蒙古）三汗由此成为清朝的藩部，清朝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明朝。

天聪初年，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威力无穷，可以立君，可以兴国。他曾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又说：“兴之、扬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至少在天聪四年（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在遗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对“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一举攻克遵化城时，兴奋地宣谕将士：“已蒙天佑，克奏肤功。然此犹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锡福者，更大有在也。”对上天“佑命锡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可以看出，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则是他思想的主流。在永平、滦州得而复失之后，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临行前他对诸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天聪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皇太极览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

在皇太极看来，天命无常，“天道甚微”，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他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学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进步天命观。他对文馆诸臣说：“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而已。”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体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称。

皇太极在国力较弱之时，曾采取对明暂时议和，以争取时间的战略。但大臣们都知悉入关夺取明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即所谓“皇上志在中原”。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与明的宁锦之战，大小数十次，后金以失败告终。是年，因朝鲜李倧政权采取敌视后金之策，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即命阿敏等攻打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李氏政权；直至李倧请和。但此时与努尔哈赤之时已不同，后金势力已经壮大，并不惧怕李氏政权从后方对其攻击。故皇太极要采取的是进攻战略。但却遭到贝勒们的反对；故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思想出现争议。皇太极是通过盛京君臣大讨论，对明、蒙、朝三大敌方势力进行战略判断，并及时地对原有判断作出调整。

皇太极最终战略目标是明朝，攻明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原则性、纲领性任务。但贝勒们的“共识”中'有一个“隐患”，就是太过轻松地估计了对明作战；没有深刻地考虑到对明作战的旷日持久；这一点只有皇太极有思想准备。在总的战略之中，根据战局发展，突然派兵征伐李倧，解决后顾之忧。

而从天聪年间起，四次入塞征明，也证实了要灭明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正如皇太极的伐大木理论所言：取燕京如伐大树，需要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明朝虽已腐朽不堪，但作为一株百年大树，尚未达到自仆的程度。而先解决李氏政权这个后顾之忧，无疑会为后金增加新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后顾之忧。而后崇德年间迫使李氏政权臣服，确实证实了皇太极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

皇太极从天助神佑的天命观出发，强调“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认为自恃其力，恣行杀夺，人心未合，必然失败；力行仁义，勤治农桑，发展经济，扩充实力，争取民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先后组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完善了八旗兵制。要求部队严格训练，“操演娴熟”。在保持和发展八旗兵骑射长技的同时，重视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利用汉人工匠制造红衣炮，组建炮兵部队，增强战斗力。

治国治军，主张以人才为本，不论民族、资历，惟才是用。以“满汉一体”为号召，争取汉人支持，重用汉人降臣降将，以汉治汉。继承努尔哈赤“伐大木”的战略思想，并根据后金“家邦未固”、“四境逼处，素皆不协”的内外形势，进一步确定了先征服弱小之敌，拆散敌人之间的联盟，解除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攻击强敌，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改变努尔哈赤单纯依赖武力连续攻明的战略，采取讲和与自固的灵活政策，以达到麻痹敌人，争取民心，赢得时间，壮大自己的目的。他五次派兵避开明朝坚固的正面防线，绕道入塞，深入京畿，不断削弱明朝实力，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作战上，善于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法和策略：大军压境，速战速决；掘壕筑墙，久困长围，围点打援；武力征讨与政治招抚相结合，成功地指导了对朝鲜、漠南蒙古和明朝的战争。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汉族军事文化，丰富和发展了满族的军事思想，在清代前期有重大影响。

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身感不适，带领卫兵三千前往清河温泉疗养。半个月后的八月初十日夜，受到毛文龙部下官兵至狗儿岭相威胁，于十一日晨，乘坐轻舟沿代子河转回都城。传话请阿巴亥前往。夫妻相遇于距离沈阳40里的叆鸡堡。当日，努尔哈赤与世长辞，享年68岁。

努尔哈赤在关键时刻，除阿敏陪伴外，只请大妃前去，必有大事交代，说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正在此时后金政局却发生历史性震动。汗父死讯传来后，代善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首先说服父亲推戴皇太极为汗。代善失政后，佩服皇太极，认为“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这意味着两红旗站到皇太极一边。三贝勒莽古尔泰早年生活所需都是皇太极供养；在先攻击朝鲜后征辽东问题上，附和皇太极意见；阿敦事件中同样是皇太极的帮凶；同时，其弟德格类早就是皇太极争夺汗位的附和分子。自然，正蓝旗在代善稍加说服后，也站了过去。二贝勒阿敏是有条件的支持。这样，皇太极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其二，在关键时刻，汗父将大妃调离京城，使两黄旗群龙无首，皇太极势力得以从容谋划。所谓汗父遗书等尽皆准备就绪。十一日晚间，阿巴亥怀着悲痛心情陪同灵柩归来，尚未得到喘息之机，第二天早晨代善等便向她宣布“遗言”，指责她：“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假称：“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并逼迫说：“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受代善等强大势力威胁，阿巴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能哀痛地提出最低要求：将他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多铎相托付，希望诸位贝勒“恩养之”。于是，当日辰时，自尽陪殉，享年37岁。她留下的最大悬念是在叆鸡堡，努尔哈赤临终时究竟说了些什么，多尔衮发出皇太极汗位是“原系夺立”声音，与此不无关系，故有人相信：“太祖有传位之遗命。”

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26岁。海兰珠入宫，皇太极夙愿得尝，喜形于色。皇太极正式登基称帝后，册封五宫后妃。刚入宫一年多的海兰珠被正式册封为东宫大福晋，汉号宸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姑母中宫皇后哲哲，位次比妹妹布木布泰（庄妃）高出两个等级。

崇德二年（明崇祯七年，1637年）七月，宸妃诞下皇子，皇太极更是喜不自胜。婴儿出生第八天，皇太极便传命文武群臣聚集皇宫大政殿，颁布诏谕。随后还宣布，除十恶不赦者外，其他罪犯一概赦免。宸妃所生虽为皇八子，但其兄长无一出自皇太极称帝后的崇德五宫后妃，所以他就成了日后最有资格承袭皇位的“嫡长子”。皇太极宣布因他降生大赦天下，也含视其为继承人之意。宸妃在宠冠后宫的同时又母以子贵，正合皇太极心愿。所以，从孩子降生到次年春节，他与宸妃在精心抚爱小儿子的同时，不断接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祝福。甚至有使臣来沈阳参加新春庆典时，在朝贺皇帝、皇后之外，另进了一份给皇八子的贺表贺礼，使皇太极颇感满意。

皇太极亲临松山之战前线指挥作战期间，宸妃患病，得知此事的皇太极安排好一切急忙往回赶。可惜还未赶到时，噩耗已至。海兰珠死后，皇太极哭了七天。当时朝鲜的《沈馆录》对此也有记载：“……汗大悲痛，归路哭泣不止矣。”

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八月，林丹汗的侧福晋，时称窦土门福晋，由他部落的一名叫多尼库鲁克的护送下，到皇太极的军营行幄，表示归顺，其实是窦土门福晋想嫁给皇太极，请问皇太极是否接纳。大贝勒代善等见状，自然明白他们的心意，便到皇太极面前说，此女乃上天所赐，应该把她纳为妃子。皇太极考虑了三天，最后决定娶窦土门。

皇太极说：就按贝勒们的意见办吧，纳就纳吧；他还直嘀咕：我说，怎么会有野鸡往我的大帐中钻呢！皇太极对诸贝勒大臣说，当他行军途中，驻跸于纳里特河时，曾有一只雌雉飞入他的御幄，这就是美女入帐的“吉兆”，窦土门福晋来归嫁看来是“天作之合”，既然是上天的旨意，那就要接受了。当然这可能是对外的说辞，因为在行军入荒野，野雉各处觅食，飞入帐幄，也是常有的事；皇太极于是派巴克什希福等前往迎接，护送窦土门福晋的多尼库鲁克非常高兴，说他们此来的目的，就是为送福晋给皇太极的，而且望天拜谢，并归降后金国。这个美女，不是别人，就是在沈阳故宫台上五宫的衍庆宫的淑妃，位居第四位。从察哈尔到盛京，踏着大漠的风沙，与同嫁一夫的姑侄三女同族同姓博尔济吉特氏，但并不在一个部落的娜木钟一路走来。这位蒙古族的囊囊太后改嫁到了满族皇宫里，成为皇太极的贵妃，她占据了西宫。

皇太极也以洪太极、黄台吉等名字在明末清初的文献中出现。现代学者多认为皇太极并非其真实名字，而仅仅是其称号，来源于蒙古贵族的称号“浑台吉”。

而皇太极的本名众说纷纭。俄罗斯汉学家G.V.戈尔斯基认为“皇太极”的本名是“阿巴海”（Abakhai）。此说曾一度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但这个名字并没有在当时的汉文和满文文献中登场，因此被认为是错误的；很有可能系其称号“天聪汗”的误解。

在明代陈仁锡的《山海纪闻》里，皇太极以“喝竿”的名字出现；而在《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中，皇太极以“黑还勃烈”的名字登场。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根据这两种文献，提出皇太极的本名大致读作“Hekan”的说法。三田村泰助将《仁祖实录》中的“黑还勃烈”还原为满语“hekan beile”：“黑还”（hekan）是皇太极的本名；“勃烈”（beile）即“贝勒”，是满洲贵族的一种称号。

据野史记载，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九月初六，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率众归附皇太极，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为此，皇太极特率众贝勒迎至盛京城外南冈，设香案拜天受之。皇太极君臣认为此玺系秦汉以来的传国玉玺，即卞和得于荆山下的和氏璧，这可能让皇太极产生可取明而代之或至少是可与明分立天下的想法，隔年遂易国号为大清。但实际上，此玺是汉篆“制诰之宝”，因为明朝颁给蒙古的诰命会钤印“制诰之宝”，故此玺应是明玺抑或是蒙古人据明玺所伪造之物。顺治中后期，此印已不再使用，乾隆帝正式确定此非历代传国玉玺并将其销毁，强调“君人在德不在宝”，但可能又考虑到如果没有“传国玺”会影响皇太极称帝的正当性，在多年又重制“制诰之宝”。

关于皇太极之死，历史上有很多争议。有关清代官书上记载“无疾而终”：崇德八年（1643年）农历八月九日，已勤于政务一天的皇太极晚上亥时（21点至23点），在清宁宫南炕突然死亡。但据史料记载，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圣躬违和”，崇德五年（1640年）农历七月到鞍山温泉疗养。崇德六年（1641年）松山大战前夕，前线告急，皇太极原定于崇德六年农历八月十一日亲征，却因鼻衄推迟三天。崇德七年（1642年），因“圣躬违和”，在大清门外大赦人犯；崇德八年（1643年）又“圣躬违和”，不但正月初一免了庆贺礼，而且再次大赦，并向各寺庙祷告，施白金。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导致积劳成疾，加之宸妃之死，悲痛不已，使潜伏的重病一朝突发，瞬间猝死，遂引起诸多猜疑。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葬于清昭陵。清昭陵位于盛京古城北约10华里（皇姑区北陵大街北端），俗称北陵。是清朝关外三陵中最大的陵园。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年），顺治八年（1651年）竣工。昭陵保护区占地面积近48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38座（组），所有的建筑以神道为中心轴线对称分布，形成平面布局规整、礼制设施齐备的皇陵规制。自南向北依次有下马碑、华表、神桥、石牌坊、正红门、石像生、神功圣德碑亭、方城、隆恩门及门楼、角楼、隆恩殿、东西配殿、二柱门与石台，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等建筑。

清昭陵的建筑风格保留了清初关外的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更多则是按中原王朝的陵寝规制建造。陵区庄严肃穆，主体建筑设计精道，施工精细，造型华丽。建造在精雕细琢的月台之上的隆恩殿、城堡式的方城、高耸的隆恩门楼，造型别致的角楼，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宫，气势非凡的神功圣德碑及碑亭等，皆为昭陵颇具特色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美杰作。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曾10次亲临昭陵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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