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者：对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负责的机构或组织。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在图书出版过程中编制，并印制在图书上的书日数据。

主书名页

扉页：提供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者，位于主书名页的正面，即单数页码面。

书名：书名包括正书名、并列书名及其他书名信息。正书名的编排必须醒目。

作者：作者名称采用全称。翻译书应包括原作者的译名。多作者时，在扉页列载主要作者，全部作者可在主书名页后加页列载。

出版者：出版者名称采用全称.并标出其所在地(名称已表明所在地者可不另标)。

版本记录页：提供图书的版权说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和版本记录。位于主书名页的背面，即双数页码面。

版权说明：经作者或版权所有者授权出版的作品，可标注版权符号，并注明版权所有者的姓名及首次出版年份。排印在版本记录页的上部位置。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的选取及编排格式执行GB/T12451的有关规定。排印在版本记录页的中部位置。

版本记录：提供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未包含的出版责任人记录、出版发行者说明、载体形态记录、印刷发行记录。排印在版本记录页的下部位置。

出版责任人记录：责任编辑、装帧设计、责任校对和其他有关责任人。

出版发行者说明：出版者、排版印刷和装订者、发行者名称均采用全称。出版者名下注明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也可加注电话号码、电子信箱或因特网网址。

载体形态记录：参照GB/T788列载图书成品幅面尺寸。列载印张数、字数。列载附件的类型和数量，如“附光盘1张”。

印刷发行记录：列载第1版、本版、本次印刷的时间。列载印数。列载定价。

附书名页

附书名页列载丛书、多卷书、翻译书、多语种书、会议录等的信息。

丛书：列载丛书名、丛书主编。

多卷书：列载多卷书的总书名、总卷数、主编或主要作者。

翻译书：列载翻译书的原作书名、作者、出版者的原文，出版地、出版年及原版次，原版权说明，原作的ISBN。

多语种书：列载多语种书的第二种语种及其他语种的书名、作者、出版者。

会议录：列载会议名称、届次、日期、地点、组织者。

附书名页的信息一般列载于双数页码面，与扉页相对。必要时，可以使用附书名页单数页码面，或增加附书名页。

不设附书名页时，附书名页的书名信息需列载于扉页上。

日本于1722年为取缔猥亵图书新颁法令，即有出版图书要刊印作者姓名和其他有关事项的条文，为日本图书之有版权页的由来。在欧洲，15世纪末意大利已出现将书名和作者姓名印在图书首页的做法。1710年英国女王安妮颁布的版权法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版权法），正式规定出版图书必须登记注册。其后丹麦（1741）、法国（1793）和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制订类似的版权法令。美国1909年的版权法令，还规定公开出版的图书应印上版权符号┘。这一作法后来为1952年在日内瓦签订的《世界版权公约》所沿用。该公约规定参约国作者的著作，应于醒目处印有版权符号┘以及版权所有人姓氏和初版年份，才能在其他参约国享有版权保护。

中国图书的版权页（亦称牌记、墨围）早在南宋中叶就产生，如眉山程氏刊印的《京都事略》一书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印，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印在书上的保护版权文字。而具备现代意义的版权页出现在本世纪初，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若以发展的眼光对现代版权页的内容和形式稍作分析，看出版权保护的曲折历史，也能感受到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化气氛和书籍装帧艺术的魅力。

现代版权页的出现，鲁迅先生说：“中国现行之版权页，仿自日本，实为彼国维新呈报于诸侯爪牙之余痕……”1901年前后，上海的作新社图书局在日本印刷了许多书拿到国内发行，这些书都采用了日本的版权页格式，对书名、作者、出版者、印刷者等项目都有详细记载，受其影响，国内各出版社纷纷仿行，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欧洲十九世纪史》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的版权页，是初期的代表作。版权页上印有“版权所存翻印必究”字样，标志着版权保护意识的兴起。如果说这只是在形式上沿袭他人的话，那么严复著《英文汉诂》的版权页（亦有可能是书名页）则是自觉保护版权的例证，最后一行为“All Rights Reserved”（拥有全部权利），还贴有“侯官严氏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的版权证。严复当时影响颇大，他的著译自然是畅销书，这种形式的版权页的出现也是保护出版社利益和作者利益的必然。

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有明文规定：“凡印刷人不论印刷何种物件，务须于印刷物体上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在”，这一专律在本质上是为了控制思想言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版权页的发展有推波助澜之功。

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930年又有出版法，该法第十六条规定：“书籍或其他出版品，应于其末幅记载发行人之姓名、住所，发行年月、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1937年修正出版法第十八条又增加著作人姓名这一项。这些法律使现代版权页在著录项目上日趋完备，版权页内容也进入定型时期，而从形式上看，则显得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从这种多姿多彩中，也能明显看出版权页上的各个项目也不是随意地堆积排列，而是经过一番设计的。大多谈中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的，多侧重封面版式等的设计，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角落，笔者认为现代的编辑和出版家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邵洵美先后办过金屋书店和时代图书公司，所出书十分讲究，姜德明先生在《余时书话》中称他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巴金先生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出各书，都有他细心设计的功劳，似受法国书籍装帧风格的影响，版权页内容丰富，但多而不乱，有疏朗之味，与其封面设计气韵相通。鲁迅先生在装帧艺术上的造诣已为世人公认，从他对版权页的设计亦可稍窥其功力。譬如《北平笺谱》的版权页，他和郑振铎先生商讨数次，可见《鲁迅全集》《书信》中（1933．9．29；1933．11．3；1934．3．3；1934．3．13）的记录，出《十竹斋笺谱》时，“我想返回另出新样，于书之最前面加一页，大写书名，再用小字写明借书人及刻工等等，如所谓‘牌子’之状，亦殊别致也。”鲁迅先生从书的内容出发，对中国传统装帧艺术加以吸收提炼，从而形成有古朴之风的中国古籍版权页新样式。

版权页在形式上各行其是，但在版本记录和版权保护上都有共同之处，如对初版再版的时间等项目都有明确记录，还特别强调“版权所有”“有著作权不准翻印”，可见版权保护至少在形式上已形成一一种共识。现代出版家在版权保护上也很有分寸，如赵家壁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第一集是胡适编选的《建设理论集》，有蔡元培总序，胡适写的导言，因此反映在书名页背面的版权页上，除有“一九三五、八、三十付排一九三五、十、十五初版”，以及“NO. 35”（可能是良友版图书编号）外，在花边方框里印有“总序导言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其他九集版权页上只印有“导言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可谓泾渭分明，前辈出版家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堪称后世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大系》中由鲁迅、洪升、郁达夫、茅盾编选的四集的版权页下端还印有“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证审字第××××号”，在郑伯奇编选的小说三集版权页上则有“本书选材已送审通过导言因奉审查会八月五日通告免审”，而此书1935年6月10日付排，同年8月15日初版，从中可见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倾向性很明显的作家的扼制，也可见出版家在下面紧锣密鼓地安排策划。

一些作者为了保护版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版权页上也存留着相关的迹象，如著作权印花，严复的《英文汉诂》版权页上有，鲁迅先生的著译的版权页上也有，是盖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印证，在致赵家璧、李小峰、孙用的信中均有提及。他采取此法也是事出有因，“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不过目前于生活还不受影响，将来也许要弄到随时卖稿吃饭。”由于当时的著作权法保护力度不够，作家的这些措施在翻版盗印浊流前也显得势单力薄。鲁迅在与郑振铎合作印制《北平笺谱》时，因为书印后印版存放在纸铺，为保证他们的出版物的质量，也想了一些办法。“所以第一次我们所监制者，应加以识别。或序跋等等上不刻名，而用墨书，或后附一纸，由我们签名为记（样式另拟附上），此后即不负责。此非意在制造‘新古董’，实因鉴于自己看了翻版之《芥子园》而恨及创始之王氏兄弟，不欲自蹈其覆辙也。”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称其所得一本即有鲁迅、郑振铎两人的亲笔签名。也有为了广泛传播而声明放弃版权的，如叶伯和《诗歌集》（1920年5月初版）在1922年5月再版的版权页上印有醒目的“不禁转载”；鲁迅先生1936年7月印行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初版（仅印103册）版权页上有八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这也似乎是对当时翻版盗印的恶劣风气的一种讽刺。

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以后，新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出版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它沿用延安解放社和新华书店的名义出书，版权页极为简略，只有书名、作者、出版发行者和出版年月及定价，与传统的版权页相比，删略了“版权所有”等字样。新中国成立后，虽未颁布著作权法，但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1950年9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中有尊重著作权和出版权的规定，还指明“在版权上，对于初版、再版的时间、印数、著者、译者的姓名及译本的原名称等等，均应作忠实的记载”。解放前成立的一些大出版社在50年代初所出图书的版权页开始有转化的趋势。如中华书局的图书，仍保留有“有著作权不得翻印”，格式无大的变化，但基本上无装饰，而且在版权页下方出现一行有关总目编号和印数的记载。

1951年以后，有关部门派胡愈之、周建人等组织制定著作权法，1955年草拟出《出版物的著作权保护条例》，因形势变化、未获通过。再加上1956年的公私合营，1957年的整风反右，以及后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的冲击，著作权的保护已基本止步不前。反映在版权页上，就是“版权所有”等标志性的文字销声匿迹，这也是以后几十年版权页的基本样式，以横排最为常见，记录内容清晰明了，设计也比较简单。而台湾地区出版的图书基本沿用二三十年代版权页的范式，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新增添了不少内容。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颁发《关于图书杂志版本记录的规定》，1954年将其修订为《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1972年再作修订，规定版本记录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即书名（或图片名）；著作者（或绘制者）、编辑者、翻译者的姓名（或笔名、单位名称）；出版者、印刷者和发行者的名称；出版年月、版次、印次、印数；统一书号、定价。而翻译书籍，应加载原作者的国籍；原书名、原著作者名及原出版者名称的原文；所据译本的出版年月及版次。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方便销售和图书发行管理，1988年1月起所有图书都使用中国标准书号（GB5795－86），代替统一书号。1990年国家标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12451－90）规定版权页上端应排印图书在版编目数据（CIP），该数据由图书在版编目标题（黑体）、著录数据、检索数据、其他附记四大段组成。1991年又有规定，从当年9月1日起在版权页上须加注出版社重新登记号，即“（地区）新登字×××号”。否则视为非法出版物，这同“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号”，有异曲同工之处。

1991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施行，1992年7月1日中国分别参加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组织，这两个公约分别于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在我国生效。

国内一些出版社的图书，如作家出版社开始在图书的版权页上印有“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字样，但绝大部分图书还没有在版权页上加印著作权所有的标志（据说有关部门正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出版社和作者在以其他相关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参加国际性的版权组织，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因此翻译出版外国作品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电子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汤姆·斯旺C++编程秘诀》的版权页上有记载：“本书英文版由美国Sams Publishing出版，中文版于1994年8月由Macmillan Publishing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在中国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这段文字既说明此书是合法的授权出版，又强调中文版版权的不可侵犯，可谓源清本正。

版本记录不太完善

前辈出版家赵家璧在80年代就四川人民出版社重版师陀《结婚》，在版权页上仅印“1982年4月第一版”一行字，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不交待初版本的出版年月和出版地（《结婚》，1947年6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有可能使青年读者误认为是作者新出的作品，并说一本书的生命史应记录在版权页上，“所以国外的版权页，初版本、修订本、移交另一出版社的新版本或纸面本，样样都作说明……这样做的好处，一则尊重出版的历史，二则对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看来这些都是小事，但也同如何尊重历史，如何保护著作权都是不无关系的。”10多年过去，眼下许多出版社在重印解放前著作时，版权页上仍无此记载，甚至前言、后记中也无说明。

通讯地址、电话、邮政编码等交待不清。

出版社应当在这方面做些细致的工作，从而方便读者、出版社、印刷厂、发行者四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台湾的一些版权页和国内一些出版社（如金盾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版权页，值得仿效借鉴。

版权页的位置和设计

国内图书版权页大都居无定所，或在正书名页背面，或在正文后的某一页，或在封底，翻检查找不太方便；而国外图书版权页印在正书名页的背面，两者相互呼应，成为一体。按照国家标准GB12450－90《图书书名页》采用国际标准ISO1086－87《图书书名页》的规定，版权页应排在主书名页背面。既然有国际国内标准可以参照，为什么不让版权页安家落户呢？版权页作为书籍整体的一部分，它应该是美的，而有的出版社因图书价格调整在版权页上粘贴涂改，损害了版权页的美感和版权页的严肃性。

版次印数的残缺

据来自出版社的解释，版权页上不标印数是为了防止不法书商的盗版，因为出版社推出销路较好的图书，一些不法书商往往先看印数，如果首次印数不多，无法立刻使图书市场饱和，他们就抢时间发排盗印，赶在出版社第二次印刷前占领书市。但不注明版次印数却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首先是使管理部门掌握图书的有关数据不够完备，给管理带来混乱；其次是有可能会给作者带来潜在的侵权后果，假如某书明明出版10万册。出版社向作者虚报印数称只有5万册，作者的权益就受到明显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