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08 18:44
牛僧孺是甘肃灵台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的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这使他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公元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成绩被列为上等。但是,对朝政的指责却得罪了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狱,执法不阿。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穆宗皇帝也当面对牛僧孺言明“欲贷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据理雄辩,强调应坚持国家法制。穆宗被牛僧孺的正确论述所动,“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
牛僧孺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在当时很有好名。《唐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土族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新唐书》)穆宗看了这批语大受感动,在议论宰相的时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长庆元年以后,西部民族吐蕃又派使者与唐朝会盟,约定双方各守现管本界,不相侵犯,并把盟约刻石立碑,表示亲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遣使者论董勃义入朝修好。这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要献城投唐,并建议乘机出兵以图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书省讨论。牛僧孺上奏章驳斥李德裕所议,强调“中国御戎,守信为上”,若“一朝失信”,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采纳。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省扬州市)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省襄樊市)节度使。
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牛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治)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省惠州市)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谪,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不久卒。
唐中叶,鄂州(州治江夏县,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825),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其间,他奏请废沔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江夏县原为土城,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使之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牛僧孺好学博闻,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他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这在《唐诗纪事》中见到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在文学上,他突出的是写了卷帙浩繁的《玄怪录》传奇十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据学者论,牛僧孺的《玄怪录》已佚,现仅可从《太平广记》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论,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记》、杨巨源的《红线传》等。但如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传奇多写怪异奇幻,现存《崔书生》、《齐推女》、《郭元振》数篇。《崔书生》讲述好植花竹的崔书生与王母第三十女玉卮娘子相恋,却被崔母怀疑狐媚而被迫分离的爱情悲剧。《齐推女》主要描述陇西李某得妻子被西汉长沙王吴芮的魂魄惊吓而死,李某向田先生诉冤,齐推女得以死而复生的故事。《郭元振》是牛僧孺现存传奇中最为知名的一篇,讲述名将郭元振勇除为祸一方的猪精乌将军的传说,情节颇类似《西游记》中通天河遇鲤鱼精的情节。
史学家岑仲勉就归还维州对牛僧孺有异议。他评论说,大中三年(849年),正牛党执政时期,离归还维州仅仅18年,而这次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急诏令尽力收复。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为上”?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关中急”,此时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变?!收复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国蕃落,都被割断,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苦心孤诣,经营剑南边疆,刚有好转,牛僧孺几句话便让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归还维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断绝了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也让你给遣送回去给宰了!谁还敢叛族内附?后来文宗意识到这一点,对牛僧孺相当不满。综上所述,牛让李归还维州纯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李昂: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
刘昫: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僧孺贞方有素,人望式瞻。(《旧唐书》)
宋祁: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逢吉险邪。(《新唐书》)
费枢:僧孺与李宗闵植党排击所憎,权震天下,起搢绅之祻四十余年,史官目之盗儒,顾何足道哉。然始能却韩公武饷钱,致位宰相,今取而附之廉吏,使夫人有以见贪墨之事,如僧孺辈,犹知耻而不为,是不可为也。(《廉吏传》)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
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
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
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对,如坐春风,“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孺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对于牛僧孺的的祖籍,历来学者说法不一。鲁迅先生说:“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中国小说史略》)张友鹤教授也说是陇西狄道人(见1979年版《唐宋传奇选注》)。还有1979年3月号《甘肃文艺》上穆青同志的《甘肃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这个观点。(按:“陇西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说:“牛僧孺,(唐)鹑觚人。”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鹑觚县城故址在县东南三十里的邵寨镇。传说秦大将蒙恬驻兵于此,太子扶苏监军。筑城时,有鹑鸟立于祭觚之上,以为异,遂号鹑觚,旋设县焉。其城隋大业元年移建于今县治所,秦属北地郡,汉、隋、唐属安定、泾州。
关于牛僧孺的籍贯,新旧《唐书》都无明言。但是两《唐书》提到了他的祖系,都说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裔。”考《隋书·牛弘传》:“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赐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隋书》1309页)页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牛弘是陕西长武人,并葬于长武县相公村。《灵台县志》记载,牛弘墓在县城三十里。明代巡按薛刚有诗为证:“史节径行阴密城,城临古墓表牛弘。当年不责醉中过,今日能垂身后名。入土刚肠虽已朽,根天友爱祗如生。纷纷振臂为仇者,过此方知有弟兄。”(注:阴密城,因灵台县境在商代为密须国,故城在今县西五十里的百里乡古城村,周为密国,汉代曾改置阴密县。)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 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