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冯玉祥派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钱清泉（地下党员）到陕北招收学员，然后送往兰州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党组织决定派牛化东、吕振华、丁广明、贺元勋四人参加，为之后从事地下活动兵运工作打下基础。

1927年春，牛化东这一批学员正式转到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进行常规学习和训练。副校长杨其祥比较进步，政治部主任王孝锡是共产党员。为取得合法身份，他们由组织决定，集体加入国民党。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彻底分裂，国民党大搞“清党”，杨其祥被撤职，钱清泉被逮捕，王孝锡被枪毙，还有几个同志也下落不明，校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下联络中断，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尽管如此，牛化东与马尔逊、吕振华、丁广明等人仍保持联系，并确定以马尔逊为临时领导，继续斗争，秘密开展贴标语、散传单等活动。10月，西北军中的反动分子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牛化东逮捕入狱。在牢中，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但几个人宁死不屈，坚决不承认，既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1928年2月上旬，由于找不到牛化东通共任何证据，加上党组织极力营救，牛化东等人获释。同年四五月间，牛化东回到定边，任定边小学体育教师。但学校党组织不让他参加党的活动，开会也不给他通知，暗中审查考验他。在此期间，关于这段时期的工作情况，牛化东曾向丁子齐、汤中甫、高岗、贺晋年等同志作过详细汇报。又过了四五个月，学校党的负责人牛卿才找他谈话，说明他在外边这一段表现不错，正式承认了他的组织关系。

1929年，党组织经过审查，由刘志丹找他谈话：“你在敌人的监狱里斗争很坚决，很艺术，决定再派你回西北军去。”他对牛化东讲：“你搞教育不合适，还是去搞军事工作。”于是牛化东又被派遣到王子元的新编第八旅四连六排当排长。起初，牛化东有点想不通，觉得当白军丢人。刘志丹找他谈话说：“搞兵运是在敌人的营垒里闹革命，外白内红，暂时受一些委屈，组织上会理解的，你一定得把这项任务完成好。”牛化东不负党的重托，在西北军里积极开展工作，把一些进步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1930年，牛化东随部队开到宁夏平罗一带，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东皎等在这支部队任职，负责党内的领导工作。

1932年，王子元部被杨虎城改编为警备第三旅后，牛化东任警备三旅二团团长。在一次战斗中，牛化东身负重伤。可能王子元对牛化东他们的兵运意图有所察觉，就借他养伤的机会，将第二团撤掉了。同年5月，由于准备不足和缺乏经验，党领导的靖远兵变遭到了严重失败。牛化东由于养伤治疗，没有参加这次暴动，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与李罕言商量，叫李到兰州或西安去找组织。不久，刘作霖转来谢子长的指示，叫他们继续到王子元部去工作。

1934年，牛化东在海原又一次被旅长解除职务，与吕振华、高昆山等同志跑回靖边，同贺晋年、孙作宾、王儒林等取得联系，拉起三百多人的队伍，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一带进行游击战争。由于势单力薄，加之游击战的经验不足，部队在敌人四面包抄之下，最后失败了。贺晋年等被宁夏马鸿逵部抓去，吕振华、孙作宾等被邓宝珊部抓去。后来在大家多方奔走营救下，贺晋年、孙作宾获释，吕振华、李培勤等被敌人杀害。不久，牛化东又与高昆山到石子俊的十一旅，与李友竹、冯世光、朱侠夫接上关系，在石部担任了连长，后又任旅部少校参谋。由于牛化东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招致反动分子多方攻击，使石子俊也起了疑心，解除了他的职务。

1935年，因旧伤复发，牛化东避居甘肃靖远疗养。这期间，他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伤势久治不愈，也无法与组织联系，情绪一度非常低落，甚至曾产生自杀的念头。后来随着伤势的逐步好转，心情也渐趋稳定。同年冬天，曹秉奎带领七八个人，在西兰公路上袭击了敌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的汽车。被敌追捕到的两个战士供出在靖远牛家住过，敌断定是牛化东指使，遂于同年冬末将牛化东逮捕，解押到兰州邓宝珊的西北解营公署。此案敌人仅以匪情案件追究，未涉及政治问题，牛化东也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加之后来曹又参向邓宝珊作证，说靖远牛家是他的岳父家，与牛化东无关。

1936年，经李友竹、王子庄、冯世光等同志多方营救，牛化东于同年春获释。不久后，牛化东受党组织派遣，在曹又参（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掩护下，先后在十一旅任少校副官和中校副团长，开展兵运工作，担任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此时，原来对牛化东有疑心的旅长石子俊已因病去世，由刘宝堂继任旅长。在此期间，牛化东深入部队开展联络工作，与邓宝珊、曹又参举行秘密会谈，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八路军王震、贺晋年部建立了电台联系。西安事变后，牛化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组织军事学习、文化学习、读书会等形式启发教育进步官兵，并与曹又参等将领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由于共产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作用，新十一旅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了较好的统战关系，共同联防抗日，摩擦甚少。牛化东为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年，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在十一旅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接到周恩来派人送来的一封密信。按照指示，十一旅组织想方设法收容了数百名红军战士，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牛化东随十一旅开往三边一带。

1938年，牛化东随部开往榆林。当时，在十一旅内部，地下党所掌握的进步力量与顽固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39年冬，反动政府任命东北军军官郭希鹏为绥东骑兵游击军军长，由王子元组建一个旅。他到十一旅要牛化东过去帮忙，刘宝堂此时正想让他离开，便落个顺水人情，设宴欢送，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当时党组织根据刘志丹等领导的意图，已有策动十一旅起义的打算，所以对牛化东去与不去专门作了研究，经讨论后认为实在难以推却，同意暂时先去。王子元的部队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牛化东报到后被任命为骑十五团团长，率部同日寇作战。

1940年秋，王子元旅被胡宗南调往甘肃静宁整训。部队一到驻地，旅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全被胡宗南撤换。胡宗南当时想让牛化东去天水骑兵学校任职，牛化东根据党组织原来的设想，以有病为由拖延了一个时期。

1941年，牛化东根据党的指示，又返回定边，党组织决定他仍到十一旅去工作。新编第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是1930年春在宁夏平罗扩建时建立的。谢子长曾在该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旅长，对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一旅下辖两个团开驻榆林后，二团的地下党组织曾被叛徒出卖瓦解，元气大伤，以后再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剩下的个别党员只能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一团的力量则比较强，负责人有牛化东、李友竹、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等，团长曹又参思想进步。当时营里设有党支部，连里设党小组，党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军事学习组、文化学习组、读书会等形式出现，因为这种形式便于团结士兵，官兵都比较欢迎，隐蔽性也比较好。牛化东和冯世光等负责人曾详细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认为要在十一旅取得工作成效，就必须研究敌人的矛盾，发现敌人的矛盾，激化敌人的矛盾，最后利用敌人的矛盾，以削弱敌人的力量，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和成功。此时，十一旅旅长刘宝堂与地头蛇张家的矛盾更加尖锐。当时，张廷祥任三边保安团团长，驻防安边城，是当地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张家父子四人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多次袭击过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部队。刘宝堂旅进驻安边城后，压住了张家的威风。所以张家既仇视共产党，也痛恨刘宝堂。9月4日下午，张家在安边城内大摆宴席，邀请包括刘宝堂、陈国宾等在内的十一旅连级以上军官以及地方绅士参加。席间，张廷祥借向刘宝堂敬酒之机，抽枪将刘击毙，同时扣压了十一旅参加宴会的全部军官。这一天，一团党的负责人之一的牛化东副团长因公去了定边，未去赴宴。他得知事变后，感到事关重大，马上向三边分委作了汇报。分委当即决定，让牛化东火速赶回安边，组织全旅力量，借机消灭张氏匪帮。牛化东立即赶到部队集结的白泥井，召集地下党员和个别可靠的党外人士开会。会议决定：一、马上成立讨张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柴明堂、米杰山任副总指挥；以为旅长报仇为号召，共同讨张。后来一团团长曹又参被放出，牛化东一再谦让，让曹担任了总指挥，自己任副总指挥。二、智取安边城，若不行，再强攻。事后，先按智取的方案行动，牛化东以个人的名义给保安十三团的中队长夏品三、杜廷之写信，让他们做内应，在攻城部队到达东城门后，秘密开门放部队进城。夏、杜二人原是牛化东的部下，早有归附之心，很快复信表示同意。9月14日晚，攻城部队在夏品三的接应下，从东门秘密进城经一小时激战，消灭张廷芝匪帮，当场击毙张雨亭，活捉张廷祥，后公审处决。但是营长柴明堂受了重贿，让张兰亭、张廷芝及其家属逃跑。后来到了1947年，解放军收复安边时，张兰亭被炸死在城墙上，其子张廷芝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在包头捕获处决。刘宝堂死后，二团团长史钫城大肆活动，想当旅长，如果其阴谋得逞，必将给地下党今后的工作带来重大障碍。因此，党组织经过研究，请王子庄托人说服邓宝珊，让陈国宾当了旅长，又一次挫败了顽固势力的企图。

1943年夏，蒋介石令其嫡系何文鼎的二十七师进驻三边，新十一旅调离改编，以借机摸清十一旅的内部情况，消灭地下党的组织。牛化东等人商量之后，将上述情况汇报三边地委，党中央很快指示，这是蒋介石借换防之名，行进攻延安之实的挑衅行动，决定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和警三旅进驻张家畔一带，阻击敌二十七师。何文鼎一看八路军出兵，害怕吃亏，不敢贸然前进；邓宝珊也趁机几次急电蒋介石，陈述利弊，蒋介石终于收回成命。十一旅内的复兴社分子，见换防不成，又在内部捣乱。他们借地下党员冯世光去定边之事，故意造谣说：“四连连长冯世光外出联络，要扣留旅长，准备暴动后投共产党！”谣言传出后，他们就借故煽动部队，趁机占据了安边北城墙一带，形成对峙阵势。陈旅长一时也难辨真假，处于戒备状态。牛化东、王子庄几个人急忙商量后，由王子庄向陈旅长说明情况，让陈千万不要上当，并以性命向陈担保，没有这回事。陈的心情虽有所缓和，仍不放心，又派人去调查，果属造谣，方才作罢。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旅长病逝。在谁继任旅长的问题上，一团和二团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二团团长史钫城上蹿下跳，大造舆论，志在必得。针对这种情况，一团党组织认为，一团团长曹又参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后于1948年入党），但他坚决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又是十一旅的创始人之一，在官兵中威望甚高，应坚决支持曹继任旅长。如果让史钫城得逞，今后十一旅的地下党开展工作将会困难重重。地下党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决定派李树林去找邓宝珊做说服工作。邓宝珊本来对史钫城就有些看法，加之史曾秘密行动，想弃邓而去，投靠陈长捷和董其武，最终归附胡宗南。邓对此事非常生气，同时也考虑到曹又参继任旅长对稳定三边的局势、维护国共合作以及一致抗日均有好处，便决定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曹又参任代旅长后，地下党员牛化东任一团副团长，李树林任营长，其他十三个连长中，有十一个连长是地下党员，一团完全被地下党组织控制，为后来的十一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45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三边地委对牛化东当面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都要认真准备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蒋介石实行独裁。牛化东回来后，很快秘密传达了地委的指示，经过商议，地下党组织立即开展了开展了三项工作：一、首先在一团办两期班、排长以上干部训练班，对下级军官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班主任由王子庄担任。第一期的训练队长是李树林，第二期的队长是冯世光。二、成立“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借以宣传民主广泛团结党外进步人士。为了迷惑敌人，让被国民党排挤出来的郝登阁任促进会主任，牛化东任副主任，王子庄任组织部部长，李树林任军事部部长，冯世光任秘书长。三、在一团各连中，普遍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加紧进行反内战教育。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使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为以后反对内战发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年，蒋介石于八、九、十月间连续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并指示驻西安的胡宗南做好进攻延安的准备，胡宗南受命后立即调兵遭将，部署进攻延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调兵遣将，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由于对驻防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及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很不放心，胡宗南一面通知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至包头改编为正规师，一面通知该旅副旅长吴芬及二团团长史钫城等复兴社分子，对新十一旅进行分化瓦解。代旅长曹又参得知调防改编的消息后，亲自到榆林请示邓宝珊。当时，新十一旅唯有一团党的力量较强，营有支部，连有小组，党的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友德等人。因此，敌人确定“一团若不接受改编，二团便于本月28日以长途野营之名进驻安边，乘机以武力解决一团”。地下党委研究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出定边向三边地委和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汇报。经三边地委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于10月25日发动新十一旅提前起义。三边地委还派葛申随同冯世光和王子庄回安边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另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八、九两团和七团的一个营，按时向安边进发，以支援起义。10月24日晚，葛申、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等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制定了起义方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牛化东任总指挥。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起义人员首先扣押了十一旅副旅长吴芬、参谋长石佩玖等人，复兴社分子张鼎臣因拒捕被击毙。随即，牛化东派部队迅速占据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部门。当日下午，驻定边的八路军警三旅张文舟参谋长和吴岱峰副旅长率部入城，支援起义。八路军部队的到来，受到全体军民的热烈欢迎，军民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在起义之前，地下党组织为了让榆林的代旅长曹又参返回部队参加起义，牛化东急电邓宝珊：“二团要以武力解决一团，现正在对峙中。”邓宝珊急派曹又参回部。第三天，新老部队在安边城里召开了会师大会。11月5日，曹又参旅长和牛化东、王子庄、李树林等新十一旅官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起义通电。这次起义，对随后高树勋的起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毛主席在接见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意义和功绩。党中央为了加强起义部队的工作，将其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十一旅的番号，正式任命曹又参为旅长，派郭炳坤任旅政委，牛化东任副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团、营、连中也配备了政工干部。这支部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浴血奋战，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中发生较早的一次反蒋爱国起义。它发生在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时刻，这次起义不仅拔除了国民党长期盘踞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据点，解放了三边地区周围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新十一旅这支旧军队自身获得新生，也沉重打击了蒋、胡集团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三边地区的革命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反蒋爱国斗志，为其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100余次、17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

（图册参考资料：）

1947年，国民党集中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宁夏马鸿部为了配合胡宗南的进攻，派主力于3月24日侵占盐池县城，于4月3日向三边专署和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定边扑来。当时，三边地方部队只有警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的两个团，形势非常严峻。在此之前，三边地委在定边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三边地区的形势，研究行动方略。会议由地委书记高峰主持，地委委员、专员吴志渊，保安处处长赵文献等出席了会议。三边军分区、新十一旅的领导曹又参、郭宝珊、牛化东、王子庄等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峰书记首先对形势作了分析。他提出要坚守三边，坚守定边城。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是错误的。牛化东一直在三边地区从事军事工作，对当前的军事形势是很了解的，对会议的这个决定也有不同看法。他比别人还多一层顾虑，三边清乡团头子张廷芝的参谋长丁浩生，在马鸿逵侵犯三边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故意寄往延安，后来转到彭老总手里，信中使用反间计，因此这一段时间组织上正暗地里考察他，虽然没人明说，但他已有感觉，所以他也不好再发表自己的意见。4月3日晨，马鸿逵部卢忠良率五个团的兵力到达定边城郊，形成包围态势。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经六个小时的艰苦抗击，坚守定边城外要点的我军主力警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一团弹药不济，无法补充，开始后撤，局面混乱。定边城里的部队形势非常严峻。八团和一团虽然后撤，但由于党政军机关和二团还在城里，也不敢走远。当时，牛化东和高峰在定边城内负责指挥，后来三边分区副司令员郭宝珊也退到城里。牛化东曾向郭建议，把机动部队拉出城外，进可攻，退可守，比较主动，免得将来在城郊被敌人缠住，不能脱身。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郭决定让部队稍事休息，然后再走。战场瞬息万变，结果迟了一步，机动部队和定边城里的机关人员，同时被敌人包围。就在敌人进攻当天，牛化东在城墙头上观察敌情，对敌人的意图看得很清楚。他担心前沿的八团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就向高峰建议应该叫八团撤到远一点的南山一带，离开城郊附近，以免被敌人同时围困。高峰同意了他的意见，就派营长高宜之出城送信。高出城以后，由于迟了一步，八团已被敌人包围，无法转移，损失惨重，向南撤走。八团战斗失利以后，城里正在研究如何放进一股敌人，予以歼灭，以便打击敌人锐气，适当补充些弹药，加强防守的问题，突然接到西北野战兵团彭总的电报，命令“迅速撤出，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才下决心撤出定边县城，于黄昏时突围。当晚突围时，牛化东自告奋勇，以副旅长、副司令员的身份带特务营在前面开路，机关人员在中间，二团团长李树林负责断后。经过拼死冲杀，部队终于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在这次战斗中，三边部队主力遭受重大损失，对三边地区的局势也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战斗失利，加之延安被敌侵占，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三边地区的干部群众一时思想混乱，有的人悲观失望，甚至少数意志薄弱者变节投敌。牛化东做了大量工作稳定形势。事后，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和牛化东谈了话，并让他看了彭总证明他清白的批示，因此彻底卸下了心里的包袱。不久后，三边军分区主力部队开赴陇东作战，兼任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牛化东，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和一些游击队在三边地区留守。在此期间，牛化东遵照彭德怀副总司令“寻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指示，率领部队和游击队打了多次漂亮仗。5月，清乡团头子张廷芝得知主力部队转移陇东后倾巢出动，企图乘虚袭击驻吴旗的三边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后方机关。大家分析敌情后，决定把各县游击队集中起来，由牛化东和惠世恭指挥。一日，部队抓住了两个敌人，他分析，这两个人肯定是清乡团头目张廷芝派来的探子，心生一计，就决定将计就计，把他们放了，放两个探子的时候，牛化东故意释放一些假消息，哄得两个探子满心欢喜。与此同时，他又叫人骑上他的大红马，在山头上转悠，故意让敌人看见，让敌人推测，牛化东和他的马回来了，主力部队肯定也回来了。张廷芝听了两个探子的汇报，大吃一惊，认为中了埋伏，随后连夜撤走了。游击队闻讯追击，敌人狼狈逃窜。张廷芝逃回安边，才发觉上了牛化东的当，大为恼火。不久又纠集一千多人，直扑游击队而来。一天，牛化东发现房东家一个人从早上出去后，到晚上还没有回来，估计是给敌人报信去了，就对惠世恭说：“咱们该转移了，这里不能再住了。”同时，他又想利用转移之机打击敌人。部队转移的时候，敌人发现游击队人数不多，便穷追不舍。牛化东和惠世恭商量后，决定在山沟里打敌人一个埋伏。惠世恭带警卫排的十多个人，隐蔽在东南面的山梁上，担任正面阻击，牛化东则率领游击队一百多人埋伏在村东的沟沿上，另以一个班作诱饵，边打边撤，诱敌深入。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五十余人，缴获转盘机枪一挺，步枪弹药一大部分。面对五倍之敌，又是缺乏实战经验的游击队，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对大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48年，牛化东到延安参加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的政工会议，学习毛主席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八路军的大型政工会议。

1949年，牛化东率部与马家军交战。一次，在定边张家峁战斗中，敌人认出了牛化东的战马，分三路向他合围，狂叫：“活捉牛化东，吃牛肉，啃牛头，喝牛汤！”但牛化东幽默地说：“我是革命的‘老黄牛’，这牛肉、牛头、牛汤只能奉献给人民，狗强盗想占我老牛的便宜——没门！”他集中兵力专打敌人的中路，身先士卒，决定由自己带人留在最后，成功掩护大家突破了敌人的合围。9月23日，宁夏解放。牛化东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参谋长。

1949年12月，由于国民党一小撮反动军官、潜伏特务、惯匪，有的表面向我军假投降，内心却对人民政权恨之入骨。据当时侦察，宁夏南部山区共有大小土匪20余股，计500余人。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偷袭宁夏军区所属部队达26次之多，我方伤亡170余人，宁夏军区及时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独一师师长黄罗斌和牛化东担任宁夏剿匪指挥部正、副总指挥。

1950年，宁夏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牛化东率部奔赴前线。他们率一团骑兵连夜奔袭南部山区，进行清剿。在此期间， 牛化东多次深人匪患区，在当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向广大回汉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精心组织部队作战。

1951年4月底，在牛化东和其他几位首长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击毙匪首马绍武，活捉张海禄，生擒李成富。随后又消灭了贺兰山地区的惯匪郭栓子（郭永胜）。先后共消灭大小匪特二十四股三千二百余人，其中大小匪首三百人，缴获轻机枪五十挺、长短枪两千五百余支，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他物资，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从而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威信，促进当地的安定团结，推动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4年，甘、宁合并，宁夏军区随之撤销，牛化东被任命为银川军分区司令员。

1955年，牛化东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解放勋章。

1958年5月，牛化东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任自治区体委主任、党组书记。

1959年，牛化东率宁夏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运会。

1960年，牛化东带工作组下宁南山区蹲点，认真调研，为民请命。

1961年8月8日，牛化东在银川体育馆观看西北区篮球联赛，即兴做诗一首《水调歌头·贺西北区乙级联赛》发表在《宁夏日报》上。

1962年，牛化东赴京参加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1964年，牛化东协助朱声达组织领导宁夏军区部队、民兵大比武。同年4月，牛化东晋升少将军衔。11月，牛化东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965年，牛化东出席全军取消军衔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9月11日至28日，牛化东率宁夏代表团赴京参加第二届全运会。

1966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牛化东离职休养。

1968年6月，牛化东参加军民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6年7月16日，牛化东参加了永宁仁存渡口举行的横渡黄河活动。同年9月，牛化东作为解放军代表赴京瞻仰毛主席遗容。

1978年，牛化东再次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980年，牛化东带领工作组赴南部山区调研，了解社情民意，向党委写出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82年，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牛化东享受副兵团级待遇。

1983年，牛化东辞去宁夏自治区政协党组织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职务。

1984年，牛化东作为解放军代表团成员，赴京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活动。

1985年，牛化东被评选为全军优秀离休干部，《解放军报》刊登了其先进事迹和照片。

1988年7月26日，牛化东参加庆祝“八一”建军节六十一周年晚会。8月13日，牛化东出席授勋仪式，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9月21日，牛化东出席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招待会。

1991年，牛化东应邀参加抗美援朝时期参加革命的湖南籍战士联谊会。

1995年10月下旬，牛化东因病住院。11月2日晚10时30分，牛化东在银川逝世，享年89岁。宁夏党政军领导和银川市各界群众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牛化东骨灰盒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荣获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牛化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工作者。他是我党我军最早打入敌人内部策动起义的优秀将领之一，长期战斗在隐藏战线，为大西北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他又为宁夏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和和平安宁付出了全部心血，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仰。离休后的牛化东说：“虽然我休息了，但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思想不能退坡。”他老骥伏枥，坚持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在体弱多病，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只有零点二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秉笔疾书，先后撰写了两篇革命史料和个人回忆录，被宁夏军区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被总政评为“优秀离休干部”，受到兰州军区通报表扬。他深入农村、山区作调查研究，以“老骥伏枥”的旺盛精力，积极为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献计献策，赢得了党内外、军内外干部群众的赞誉。他作风廉洁，生活艰苦朴素，从不向组织上伸手，搞特殊化，受到同志们的敬仰。牛化东晚年的生活非常朴素，人称“布衣将军”。他经常替换穿着的是两身深灰和藏蓝色的中山装，家里人要给他缝制新衣服，他总是说：“破的地方缝缝不是很好嘛，旧衣服穿在身上舒服。”他多次给老伴交代他的后事一定要从简，不要铺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还特意说：“我平常穿啥，到时候你还给我穿啥，不要换新的。”在战争年月里，他多次负过伤，腰里有两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一遇天阴下雨就隐隐作疼。组织上曾根据有关规定打算给他上报办理残废军人证，定期领抚恤金，但他坚决不同意：“我不缺胳膊不少腿，能跑能跳，能吃能睡，残疾在哪里？以后谁再说我残疾就是骂我。”他有病住院，医院没有高干病房，要把其他病人搬出去，给他腾房子，他说啥也不同意。出院的时候，医生给他一盒急救药，一再叮咛他要随身携带以防不测，可他却送给了一位患心脏病的老部下。他对自己的子女非常慈爱，但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他们的要求。七十年代中期，两个女儿先后从高中毕业，都赶上了下乡插队。他没有为孩子们走后门安排工作，而是让她们和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子女一样，去农村经受锻炼。有时候他也到孩子们落户的村子去看看，认为看孩子是私事，有专车也不坐，步行去，步行回。一次他从青岛回来，按规定可以坐软卧，但他偏要坐硬卧。路过西安他去看上大学的女儿，他不住省军区老战友为他安排的高干房却住进了一天两元钱的普通招待所，吃的也是女儿从食堂打来的普通饭菜。他的“失踪”，急坏了老战友，大家分头去找，差点惊动公安局，后来找到他时，见他正和同屋的几个老乡聊天呢。同屋的人得知他是位将军，一个个都瞠目结舌，随之肃然起敬。虽然年事已高，但他雄心犹存，壮志不老，他的心态永远是年轻的。离休以后，他的生活安排得很丰富。他以顽强的意志，克服晚年白内障，坚持练习书法。他曾以深情的笔墨，挥毫书写了“满腔热情地为人民办事”的条幅，勉励自己。1966年，当组织让他离职休养时，兰州军区曾多次征求他的意见，让他选择一个条件好的地方安度晚年，均被他婉言谢绝。他有好多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都在北京工作，许多人都曾劝说他去北京休养，他也没有同意。从1926年参加革命起，他就一直来往奔波、战斗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他离不开宁夏川，离不开大西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传奇将军牛化东》